《清．人物历史大观》26.南怀仁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南怀仁是耶稣会士中数一数二的杰出人物。1623年10月9日，生于比利时，他先在布鲁日读了一年书，后在库尔特来读了四年，又在卢汶攻读哲学一年。
    1641年，年方十八，进了耶稣会初学院。他曾有五年之久任文学和修辞学教师。他因传教心切，两次从西班牙赴美洲，均未如愿。1657年，他的长上派遣他随同卫匡国(M.Martini)神父去中国。抵达澳门不久，于1659年发愿。
    南怀仁和利玛窦(M.Ricci)、汤若望(J.A.Schall von Bell)两位神父有著很多相似之处；对科学有很深造诣，对传教事业有高度热情，以及其他操守方面的优良品德。对当时信仰基督还处在初始阶段的中国来说，在传教事业的迫切需要上，除了利、汤两位神父外，几乎再无别人能比南怀仁更重要了。
    在他廿九年的传教生活中，专心从事宣传福音的工作。经南怀仁神父的努力，使长期被流放在外的一批传教士得以回归教区工作。
    1659年，他先是被派去陕西，和李方西(J.F.R.de Ferrariis)神父共同工作。后于1660年被调往北京帮助年事已高，出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神父从事历算工作。
    1664年，由于杨光先和四名辅政大臣的发难诬告，使汤若望和其他传教士，并整个天主教受到迫害。时汤若望因身患瘫痪，说话困难，且身系桎梏，跪地受审，已无力为自己申辩。南怀仁寸步不离，不辞自身的艰险为这位难友在森严的大堂上代为辩护。
    当时在京的四位神父都被脚镣手铐，投入大牢达六个月之久，其中南怀仁神父因年轻力壮，所戴镣铐更为沉重。他们几乎每天被提审，然后再被投入大牢。在狱中，他们除祈祷外，又为前来探监的众多教友听神工，鼓励他们坚守圣道，忍受磨难，并讲述圣教初期的教难事迹。
    1669年清帝降旨开释南怀仁、利类思(L.Buglio)和安文思(G.de Magalens)。但汤若望已于三年前去世，其他传教士仍流放在广东。自此开始逐渐复职。著令南怀仁任钦天监一职。
    南怀仁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不失时机而又审慎地请求皇上让流放在广州的传教士们回归内地，并在全国各地自由传教。皇帝即出谕旨，保证凡在他幼年辅政时期遭受磨难的神父可安心向他呈诉。于是南怀仁和两位同会会士奏请追究杨光先等僭越大权，假公济私进行诬陷，禁止宣扬真教并驱逐传教士一案。经有关各部及王公大臣等会同审议后，终于皇谕公布：天主教教义教规曾被不公正地查禁，今查明并无违反国家利益庶民职守之道。为此，凡被逐教士可回原堂从事本职。谕旨并为汤若望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原赐荣衔，又拨巨款为其修建坟墓。这道谕旨在1671年颁布。
    1675年，南怀仁又作出了为人称誉的业绩。当时吴三桂叛乱，并挫败清军。因吴三桂叛军盘踞山区，非大炮就无法进攻。南怀仁当时把汤若望所铸火炮修复。除此之外，南怀仁从事于其他有利国计民生的大量工程：如开掘运河，疏通河道。在从事繁重的科研工作的同时，他从不忽视宣传信仰方面的本职任务。
    1676年，南怀仁被任命为耶稣会副省会长。
    他为人谦虚热诚，急人所急，不遗余力；但律己甚严，视世荣如敝屣，坚守神贫，苦身克己；他恪守修会职责，视富贵如浮云。
    南怀仁一直怀著为主致命的期望，他以高度的耐力承受了病中的剧烈痛苦。1688年，领受终傅圣事之后，安逝于主怀，享年六十五岁。
    康熙八年三月初一日（1669年4月1日），南怀仁被授以钦天监监副。初九日（4月9日）礼部再奉旨，“历法天文，概第南怀仁料理”。
    1669年（康熙八年），南怀仁撰《历法不得已辨》，逐条驳斥杨光先、吴明炫在历法推算方面的错误。针对中国传统的观象占候、堪舆占卜等观念，这一年他还撰著了《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
    南怀仁供职钦天监后做的一件大事是改造观象台，重造适用于西洋新法的天文仪器。康熙八年（1669）八月着手，经过四年多努力，于康熙十二年（1673）用铜铸成六件大型天文仪器，安装在北京观象台上，它们是：测定天体黄道坐标的黄道经纬仪，测定天体赤道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又名象限仪），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纪限仪和表演天象的天体仪，这些仪器取代了深仪和简仪等传统仪器。
    南怀仁主要参考第谷的设计，同时吸收中国和造型艺术，将欧洲的机械加工工艺和中国的铸造工艺结合起来，实现他的设计。这些仪器在中国历史上是先进的。
    南怀仁后来还制造过简平仪、地平半圆日晷仪等多种天文仪器，并著有《赤道南北两总星图》（1672）和《简平规总星图》（1674）等。
    南怀仁设计监制的仪器，典雅精美，它们不仅是观测天象的仪器，而且也是瑰丽的艺术品，它们作为中西科学交流的历史见证，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
    在制造和安装观象台新仪器的同时，南怀仁将各种仪器的制造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等，详细记述，绘图立说。他于康熙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1674年3月6日）将《新制灵台仪象志》共十六卷进呈，并请镂版刊行。
    南怀仁在《新制灵台仪象志》的“序”中，说明了天文仪器的重要性，“历必有理与象之数，而仪器即所在首重也。夫仪也者，历之理由此得精焉，历之法由此得密焉。”也谈到了天文仪器与历法的关系。“稽历者必以仪为依据，明历者必以仪为记事录，失推者必以仪而改下，算合者必以仪而参互，较历者非仪无由而信，从历者非仪无由而启悟。良法得之以见其长，敞法对之而形其短。甚哉，仪象之为用大也。”他还指出，仪器“有作之法，有安之法，有用之法“，其造法必以天象为准”，要求“广大、轻清、坚固、微妙”四者兼备。
    《新制灵仪象志》这部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前四卷，介绍新制成的六种仪器的制造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其中包含了西方近代早期的许多科学技术知识。
    第二部分是第五到第十四卷，为天文测量数据，即全天星表。星表共1366颗星，内容包括星的黄道坐标、赤道坐标和星等。星名则采用中国传统的名称并加编号，凡不属中国传统星官范围内的，则以附近的传统星官为主，标出相对的方位，再加编号。
    第三部分是该书最后两卷，共有117 幅图。实际上，这两卷又称《新制仪象图》或《仪象图》，南怀仁绘制，完成于1664年（康熙三年）。
    乾隆年间，《新制灵台仪象志》被收入《钦定仪象考成》（1752）；又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仪象部》，但有图无表。
    在南怀仁完成了观象台仪器的改造之后，他又接到了了清廷的新命令，——预推未来一两千年的历表。
    康熙十七年七月，《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编撰完成。南怀仁将汤若望天顺治二年十二月所著诸历及二百年恒星表，相继预推到数千年之后。
    《康熙永年历法》实际上是一部天文表。它分为八个部分——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以及交食，每一部分名四卷。各部分的开始给出一些基本数据，然后给出某一天体二千年的星历表。根据这些星历表，就可以很容易地编出民历。
    在1665~1669年的数年间，南怀仁进行了多项科学技术活动。他的最早描述天文观测的著作《测验纪略》一卷（1669），就是在此期间撰著的。该著作实际上记述和图示了南怀仁在重新受到任用之前，所进行的两次重大天文观测的情况。即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1668年12月27日～29日）测验和推算日影；康熙八年正月三日、十七行政八日（1669年2月3日、17和18日）测验和推算立春、雨水两节气，以及太阴、火星和木星的躔度。《测验纪略》在大约1671年或稍后出版了拉丁文本，名Liber Observationum，有6双页文字说明，并有12幅图。
    南怀仁的另一种拉丁文著作大约出版于1677－1678年，名Liber anicus，包括8幅天文仪器图。
    南怀仁最著名的西文著作是《欧洲天文学》（Astronomia Eu-ropaea,1687）。其手稿由柏应理带到欧洲，于1687年以拉丁文在欧洲迪林根（Dillin-gen）出版。《欧洲天文学》是南怀仁1681年以前的著述。该书篇幅不算大，有前言5页，正文99页。南怀仁在前言中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他来华前后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情况，谈到他之所以出版这部著作，目的是要详尽说明欧洲天文学在中国的地位的恢复，而他本人则是做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
    《测验纪略》、《仪象志》及《仪象图》的内容，经过少许改编并舍去了所有的附图，演变为《欧洲天文学》的部分内容。然而，《欧洲天文学》与《仪象志》和《仪象图》一样，远非局限于天文历法知识。事实上，它包括了方方面面的内容，比后两者更为广泛，尽管篇幅不大。该著作共28章，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第1至第12章为第一部分，是关于天文历法方面的历史性记述，反映了欧洲天文学在经历，“历法之争”之后，在中国重新得到承认并恢复其优势地位的整个过程。南怀仁的记述从“历狱”开始，到他进呈永年历并受诰封止。这部分的内容包括：1668年指出历法中的错误，1668年末和1669年初的观测和推算，在钦天监负责治理历法的工作，钦天监机构及其任务，关于中国的天文历法的情况，进呈永年历、南怀仁本人及祖辈和父辈的受封，关于天文观测和仪器的说明。
    第13至第28章为第二部分，是记述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于1668～1679年间，在与数学和力学等有关的各种应用科学的实践活动中的成就。南怀仁在进行了总的介绍之后，从14个方面分别叙述之：日晷仪原理和制作，弹道学应用于造炮，输水技术，机械学，光学，反射光学，透视学，静力学，流体静力学，水力学，气体力学，音乐，钟表制造技术，气象学。最后，他总结了以天文和数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影响。由于南怀仁在关于历法的争论中有着深刻的感受，所以，他在《欧洲天文学》中反复强调，在各个领域应用欧洲科学所取得成就，是整个传教团在中国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火炮铸造的实践与理论
    清代，由于平叛战争、抵抗外敌侵略和统一中国的需要，康熙年间曾大量制造火炮。自康熙十四年至六十年（1675-1721），清政府制造各类火炮达905门之多。无论在造炮的规模、数量和种类方面，还是在制炮的技术和火炮的性能方面，都达到了清代火炮发展的最高水平。而南怀仁则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虽然西方传教士实不愿制造这些杀人利器，但帝命不敢违，不得已勉为其难。所以火炮铸成后，均行祝圣礼，供天主像，以教中圣人名号刻其上，并向教宗报告，得到教宗的许可。
    由史料记载可知，南怀仁在1674-1676年间，制造轻巧木炮及红衣铜炮共132门，1681年制成神威将军炮240门，后来，又制成红衣大炮53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炮61门，神功将军炮80门。因此，南怀仁造炮数量至少为566门。南怀仁所设计的火炮有三种被选入清代国家典籍——《钦定大清会典》。其一是“神威将军”炮，其二是“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其三是“神功将军”炮。
    为表彰南怀仁造炮有功－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1682年5月16日）奉旨加南怀仁工部右侍郎职衔、又加一级。
    南怀仁制造的火炮，至今犹存。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就藏有一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炮。
    南怀仁对清代火炮技术发展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对火炮的“准炮之法”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写成专著。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二十七日，南怀仁进呈《神威图说》一书。这部著作主要论述神威将军炮的“准绳之法”，“阐明其所以然，逐备二十六题之理论，四十四图之解说，并加数端同类之用法”。
    《神威图说》当时未曾刊刻，这部有关炮术理论的著作似乎已佚失，不过，康熙二十二年（1683）南怀仁在其所著《形性之理推》一书中，用了近21页的篇幅，分16个小题目，详述了如何利用“正对星斗之法”来“改正炮偏向”，如何使用他所制定的“炮弹远度比例表”、“炮弹高度表”、“推重物道远近高低之仪”、“炮弹起止所行顷刻秒微之表”以及“三率法”计算公式等内容。
    南怀仁的“准炮之法”包含了两方面内容：其是利用“正对星斗之法”改正炮的偏向，提高火炮的射击精度。再次是根据炮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决定炮的仰角，以便炮弹击中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