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闲话》我所认识的女编辑们

    
    说来让人起疑心，这些年我大部分作品的责任编辑们几乎全是女的。责任当然不在咱，咱不是因为她们是女的才向她们投稿的，与咱有联系的报刊及出版社里面分管我这部分稿件的责编们恰恰都是女的，你有何办法？
    大略地统计了一下，编过我的稿子的女编辑有三十多位。她们的年龄不等，性情各异，却一律的温暖和有责任心。
    说一个人温暖是什么概念？至少有这样几层意思：形象不是很委琐，态度不是很恶劣，神情不是很牛气，与之打交道能感受到一种默默的关照和体贴，当然还有善意的批评和爱护的责备在里面。
    她们中最让我尊重的是《上海文学》的钟佩珍大姐。她是在编了我的好几篇稿子之后我才见到她的，那时她已接近退休的年龄，来作协于烟台办的个笔会看稿子。从上海到烟台需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她就买了个硬座儿赶来了。来到即看稿子，看完稿子又接着返回去了。据她自己说，她两次到烟台，却连烟台的海是什么样儿也没见过。她在上海为了帮我买到一件称心如意的休闲服，能陪着我走一整条南京路。她那种跟当地人讨价还价、恨不能用放大镜看衣服针脚儿的劲头儿特别让我过意不去。
    最好玩儿的是《鸭绿江》的张颖。那年她来山东约稿子，来电话让我至火车站接她。此前我与她虽有书信联系却从未见过面，遂于电话中约定届时我将拿一本《山东文学》在出站口等她。正那么等着，她来毛遂自荐了。我一看她那个样子即忍俊不禁。她长得倒是挺秀气，关键是她那副眼镜特别好玩儿，那副眼镜的一个镜片碎了，但玻璃还未掉下来，炸纹呈放射状地那么四射着，完全是一粒子弹打到车玻璃上那种效果。她似乎看出我想笑又不好意思笑的神情，遂自我嘲解道，北京的公共汽车太挤了，一下子就把我的眼镜给挤掉了，呀挺的又踩了一脚……她还抽烟，抽起烟来一点也不浪费，完全从鼻孔里冒出来。说起话来才知道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鸭绿江》干小说组长。我当时刚在某刊物负了点小责，正是责任心最强的时候，将她安排好即没再陪她。赶到第二天见到她，我问她昨天的晚饭是怎么吃的，她说她一个人在市场附近的小酒馆里要了二两散装白酒，买了半斤猪头肉，撮了一顿儿，“我在那里喝酒吃猪头肉，旁边的人就看我，有几个人还在那里瞎分析呢，说是，肯定跟丈夫吵架了，在这里怄气呢！我这副眼镜也确实像刚跟人打过架似的是吧？”我想象着她戴着那样的眼镜，一个人在那里抽烟、喝酒、吃猪头肉的镜头，即哈哈大笑起来。
    郇玉华这人也挺有特色。她皮肤较黑，身材清瘦，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笑起来很有节制，永远是小声地那么嘿嘿，我还没见她放声大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她也不怎么会说客套话，但能让你感受到她在默默地注视着你。她大概属于慢性子，却比较犟，说出话来斩钉截铁：就这么办，我说了就算了。她要认准的事儿，你想说服她不让她干，大概比较难。她爱人老赵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单位做领导工作，却又非常直爽，一次我与朋友去他们家玩儿，老郇不怎么吭声，老赵怕冷淡了我即滔滔不绝，老郇说他“一晚上就你一个人说话了”时的神情，像责备一个大孩子。老赵送我出来的时候，我问他，你两个平时吵架吧？他说，她那个性子，你想跟她吵也吵不起来！我遂想出一句话：夫妻之间有一方能在家里滔滔不绝的家庭，都是幸福的家庭；若有一方回到家里即在那里看报纸、翻信件，没有说话的欲望了，一般都幸福不到哪里去。——我以此话赠他们。
    认识宋强和杜立军，则是因为一件既重要又急迫的写作任务。这二位将公事儿当作自己的私事儿办，深知写作之甘苦，不时地就给你点小关怀，让你觉得不好好干活对不起她们。你同时还能感受到她们对工作胜之愉快的一种从容，既会玩儿又会工作，玩儿起来疯疯癫癫，工作起来拚死拚活，与人交往落落大方，好像没有她们办不到的事，没有她们没见过的世面。她们还会玩一种稍带点刺激性的小游戏，营造出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让你很快消除疲惫及一切烦恼……
    文章写到这份儿上，又已人到中年，不太重视作文本身的事情了，看重的往往是文章之外的事情，那就是：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