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闲话》关于新代沟的对话——答《山东广播电台文艺台》

    
    “同学，你好”节目
    记者（以下简称记）：刘老师，我们想请您就“老三届”和“新三届”的问题谈点看法好吗？
    刘玉堂（以下简称刘）：新三届？
    记：就是老三届的子女们；您也是老三届吧？您这个年龄段的子女们差不多都是高三或高中毕业了，我们称他们是“新三届”；我们想请您谈谈这二者之间的异同点，目的是加强两代人之间的了解、沟通、填补与弥合。
    刘：“新三届”的提法倒是挺新鲜，这个话题的本身也挺大、挺有意义。它让我想起刚刚粉碎“***”至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几年讨论的“代沟”问题，那也是当时的一个热门儿话题。那时候，讲究思想解放，消除“**”余悸，我们也正年轻，也是风华正茂、粪土当年万户侯什么的。你觉得“**”之前参加工作的一些老家伙思想保守、观念陈旧、行为固板，他们甚至连个喇叭裤和邓立君也不能容忍，遂跟他们讨论起了代沟问题。不曾想如今你们也跟我讨论起这样的问题来了，而且我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的话题当然不是轻松的，但又是重要的，在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在世纪末，讨论一下这样的话题也具有总结和警戒的意义。不想没感觉，一想还挺严重，我们这个年龄的中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确实有一个“代沟”，是新代沟，比当年我们与老家伙之间的老代沟还要深，在有些问题上甚至很难沟通……
    记：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刘：当然还是在观念上，在价值观、家庭观、爱情观，甚至在是与非、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的标准上，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和分歧；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比方现在的“傍大款儿”，过去我们是叫做“失足青年”的，需要对她们进行批评教育，街道上的老同志还要跟她们谈心，对其进行“传帮带”；现在你要跟“傍大款儿”谈谈心，让其诚实劳动致富，肯定会被她嘲笑一番……
    记：失足青年跟“傍大款儿”好像还不是一回事儿，另外也与大气候或小气候有关。
    刘：失足青年的症结在于失足，在于坏人教唆，是被动的；而傍大款儿们则大都是主动的；她们将此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或创收的手段，那就更严重。说是与大气候或小气候有关也对，但那还是外因；关键在内因，在于她思想里边有一个拜金主义或拜物主义。旧社会的大气候或小气候好吗？更不好，但逛妓院的还是个别的，全是些痞子流氓，好人哪有去逛的？麻烦在于，你不让他思想解放呢，他咋呼痛苦，没有自由；你让他解放呢，他就解放到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痈疽上去了，解放到痞子流氓上去了。在勤劳致富上也是这样，你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暂时还没富起来的就急眼了，在那里拚命制造假冒伪劣，让你防不胜防、打不胜打。你再比方这个爱情观，在整个封建社会，连“三言两拍”这样的书都是谴责嫌贫爱富的，实在没辙了她还会“抛绣球”；那个七仙女还崇尚“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失妻恩爱苦也甜”；刘巧儿还憧憬“过了门儿，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做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可现在的一些看上去有点文化似的人却公开嫌贫爱富，甘当寄生虫，甚至连当第三者都嫌麻烦了，干脆给他当外室得了。
    记：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好像在信仰上也特别执著……
    刘：在我这个年龄段或老一辈的同志（记者插话：你们喜欢叫同志，我们喜欢叫先生、小姐，也是一种差异）里面，当初入党的时候，有一个起码的问题是都在自觉地考虑的，即如果让敌人抓去了，让你背叛组织出卖同志，否则就与所有爱国主义影片里面所演的似的，给你灌辣椒水或压老虎凳，你怎么办？我不是唱高调儿，我当初确实是抱好了永不背叛这样的信念才申请入党的；当然我也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至死不渝。记得六十年代初，蒋介石咋呼反攻大陆的时候，村里的民兵担心阶级敌人蠢蠢欲动，遂于夜晚化妆成国民党的登陆部队，晚上去他们家里联络，结果就有些人将村里的党员给说出来了。这点子有点损，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那时候的人比较看重这些。我将这些说给一些“新三届”听，他们就觉得挺不解、挺可笑：如今还有什么可背叛、可出卖的？将党员的名单说出来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当然我们还比较关心国家大事乃至国际共运，关心意识形态领域，强调传统而忽略现实，政治意识强而商品观念薄，比较在乎批评与表扬等等。
    记：在批评与表扬的问题上新三届们也在乎……
    刘：但在乎的程度不一样。他批评错了，新三届们可能要跟他干，将批评变成吵架；他批评对了，你还会计较他的态度不好，寻思他有什么背景，是谁告的状，尔后再找碴报复回来。我们讲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也比较在乎“谁负责”的问题，记得我在部队的时候，有一次我与另外一个资格比我老的同志到一个海岛上去帮助他们搞年终总结，两个人的工作组领导上让我负责，就拿作得我格外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了。这也说明我们比较有上进心，始终有一个爬坡的意识。如今的小青年好像就不怎么在乎这些，他讲究怎么来钱儿快怎么干。说到责任感的问题，前段我在电视上看到记者采访两个中学的初中生，一个是农村的学校，记者问一个学习很好的学生为何不报高中而要报小中专？他的回答是家庭困难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而城市中学的学生没有一个提到他该怎么样减轻家长负担的问题，我就不信这些学生都没有家庭困难。
    记：这似乎是另外一个问题：城乡差异……
    刘：中、青之间的代沟，在城市表现得格外明显、格外突出一些。比方，我们的传统美德，城市的孩子差不多就不怎么考虑继承与发扬的问题。我在家里吃完了菜，总是倒上点水把盘子涮干净再喝了，我家里的一位“新三届”则常常抱以不以为然的目光。他们有一个观点，叫增产比节约更重要。这在一般意义上是对的，我们有专事指挥生产的部门，却没有专门指挥节约的机构，那个“增产节能办公室”，也是将增产放在前边儿。问题是作为一个青少年，他还没开始做增产的事情，却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给丢了；如同某些“艺术人才”，他还没开始将他的艺术奉献给观众，却将艺人的一些作派乃至毛病先学会了。我一看到歌星或影星什么的骂人打人就恶心，要命的是他还能说出一些强盗逻辑，强调打人的无奈与逃税的苦衷……
    记：是这样，在追求时尚与流行话语上，恐怕也有分歧。
    刘：在审美上，在消费上，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新三届们倒是比老三届们高明、迅速、敏感。比方那个喇叭裤、牛仔裤以及卡拉OK什么的，年轻人率先兴起来，中年人慢慢地也接受下来了。在流行话语方面，青年人的盲目性大一些，他们往往将追求时尚代替自己的思考，以为时髦的就是正确的，不懂得大道理管小道理，不懂得老生常谈之所以常谈是因为它正确，久而久之，就把一些基本的道理给忽略了。中年以上的人则喜欢问一个为什么，追星族里面，中年人就很少。另外，一些青年同志也往往欲望高，而本事小；脾气大，而能力小。我们到商店去，常常看见一些售货员除了会数钱别的是一概不懂，卖家电的不会调试，卖衣服的不知道是什么料子。你到邮局去买张邮票，你发现她永远在那里翻票据或算帐；要么就是鼓捣那个能自动填写汇款单的微机，她那个自动化比手写还慢，你买张邮票她能让你等上二十分钟，有时不等你急的，她自己就先不耐烦，这时我常常会想起六七十年代的张秉贵。我是在北京百货大楼买过他的糖块儿的，他确实就是“一把准”，算账则一口清，看他称糖块儿能让你体会到工作的从容与美丽。但最近有两件事也让我挺激动，一是年轻的济南交警朋友们，二是济南市工商银行的朋友们，工作非常出色，服务态度非常好，业务素质非常高，为省城济南争了光，他们的工作也能让人感受到工作的美丽与优雅……
    记：您还专门写了篇文章，叫《优雅的指挥》吧？
    刘：有一个问题济南市的领导肯定在考虑：交警和工商行的工作上去了，其他行业怎么办？这话题好像扯远了，再回到老三届与新三届的问题上来。老三届们在做人上还讲究谦虚谨慎，新三届们则更多地讲究个性张扬；这种张扬如果不是以损害他人为前提当然是好的，问题在于某些小青年还不太懂得什么叫个性，就在那里盲目地张扬，结果就成了恶性膨胀，将人性中不好的方面在那里放大与扩充。当然，新三届们在文化修养、艺术欣赏等方面，比当时的我们也高了许多。过去我们看电视，看完了要议论里面的角色是多么的英勇，甚至能让他感动得掉下眼泪来；现在小青年们看电影则议论里面的角色是谁演的，今年多大，什么属相、什么星座，是谁的情人……你很难用蹩脚的艺术懵他们。
    记：这也算是一个进步。
    刘：我最后想强调一句，老三届与新三届之间的代沟不是不可以弥合的、填补的，我前边儿着重谈了些差异的方面，其实共同点还是很多的。大的方面如爱国爱家爱人民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小的方面如都觉得好东西好吃了，新三届看着美的东西，老三届们差不多也能看上眼儿了等等。余秋雨有一篇专门谈老三届的文章，他是把老三届作为一个桥梁，把中国历史的断裂处连接起来了；老三届还是一种调和剂，是历史的修补者，他们能充分理解上一代和下一代，于是也就成了填补代沟的中介。有了老三届，老人和年轻人才不至于势不两立，诸多进退才出现了一系列并不响亮但切实可行的方案。尽管我们谈的角度不同，但由此也可证明，老三届与新三届是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的。我们今天谈的也都是些表面现象，而且有些不好的现象也还是个别的，至于更深层次的意义由社会学家来谈可能更有话说。咱们只把它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好吗？如果由此展开一个讨论，我想也是有意义的。
    记：好，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