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日本结界师》第一百六十一章 岸本进一的心事

    
    一共三篇文章
    第一篇来源
    要点提示：张纯如的著作在日本被禁并不全是右翼的阻挠，而是其书中存在的诸多错误也遭到了左翼学者的批判
    张纯如女士以写了本研究NJ大屠杀的书而自杀闻名,许多人听罢都会悠然升起一种崇拜致敬之情.但我向来对这种容易被大众捧起的人心中怀疑,前段引起了一些讨论,自然也有有识之士出来说些真正的史料,而非是道听途说来满足自己心中想要的那一丝恨意.
    失望的是,我以为这个电影的影评肯定会有这样一个客观的文章,结果没有,全都是沉浸着感动和致敬.
    在此,复制一些别人的东西,基本代表了我的立场.歪曲历史,相信一个假象,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不忘记历史"应该做的.
    小心民粹,小心爱国主义愤青.别沉浸在自己的YY中,被外人看了笑话.不过,"30万"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真相是什么?你要看的是【真相】还是【愿意看到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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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其他的文章:
    中国人只知道右翼分子，却不知道日本其实也有洞富雄这样的“大屠杀派”，他们对于大屠杀的研究远远超过中国那些狗屁专家学者，写的书一车一车，但是张纯如那本书一面世，大屠杀派都受不了了，《南京暴行》最后在日本没有出版，不是如中国FQ造谣的那样是右翼分子阻挠，恰恰是张纯如和大屠杀派产生了纠葛。大屠杀派认为这本书硬伤太多，要出版的话可以不作修改，但必须和他们修订的一本小册子捆绑销售，但张纯如不依啊，她书里序章就写在日本研究大屠杀是要掉脑袋的（可见弱智到什么程度），大屠杀派在她眼里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说来说去还是军国分子，什么硬伤太多，不就是想否定南京大屠杀？当下断然拒绝，于是日本又给国内的FQ们捞到把柄了。而日本右翼团体简直是捡到宝了，逮着这本书狂批，其实两边论战经常是这样的，大屠杀派说：据我们最新研究发现，某某证据可以证明大屠杀的存在，理由12345……然后右翼说：据我们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的某某证据是伪造的，理由12345……谁也批不了谁，自说自划，可听众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们更喜欢那种揭穿谎言的内容，等日本的年轻人听多了之后就开始琢磨了，中国伪造了这么多证据，会不会这件事根本就没发生过……？
    “南京大屠杀”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东京审判上，当时中国送交了30万的数字，但最终结果是认了20万。从80年代起日本就不断提出要和中方合作调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具体人数，都被中方以“没必要”“已经定了”为理由加以拒绝，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新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系统的调查，不是因为调查起来有难度，而是根本就没心思做，30万这个数字随口一胡扯就出来了。这个基本上就是中国人对待国耻的态度，纪念纪念就好了，不要深究，不能深究，一深究就要出问题。
    看几十年前的那份“30万”初稿。根据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埋尸记录，其中大票的有世界红十字会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人，最大的一笔是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人数达112266人，占了30万的1/3。问题来了，目前研究大屠杀最重要的资料主要是当年一些人的回忆录，可这些人从来就没提到过崇善堂这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几年就已经解散了，连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都说不知道。红十字会还收容了二十万难民，而崇善堂简直就是埋尸专业户，除了埋尸之外什么都没干过，也不知道是谁资助的，一个在南京各地收埋了11万人的大型组织，当年身在南京的人竟然都没听说过？
    最后，这份报告没有被远东国际法庭认可。于是六人委员会四舍五入一下，再考虑到焚尸灭迹，拿张草稿纸这么一估算，20万就拍板定了。事实上把这11万的记录去掉，剩下的19万还是经不起推敲。审判之前一个月，南京《新民报》记者金光群进入国防部采访，负责人向他介绍“六个月来经过调查，收到市民控诉信53件，市参议会也转来了很多材料”，当时金光群还挺高兴，赶紧做了个独家报导。谁知一个月后开庭，呈报的证据竟然多达屠杀2084件、奸淫308件、抢劫暴行116件、焚烧破坏罪行186件。从6个月只收到53封控信，到接下来一个月转眼变成数千件暴行.其中第一证人鲁苏，更是在“夜间”看到“57418人惨遭杀害”，所有证人加起来，一共看到“353026人被害”，我看到这里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亩产万斤的根总算找到了啊！
    魏特琳日记里说“据说还有二十万人留在了城里”（11月30日），拉贝则在10月17日的一封信中提到：“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拉贝是当年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这个安全区占了南京面积1/3，内有难民20万，当年提供了多少人道救助可想而知，再加上安全区外日本人统计出的5万人口，基本符合当年当事人记叙的情况。
    【张纯如来中国呆了25天，中文都不太利索，日本是去都没去过，就写出她那本惊世骇俗漏洞百出的大作。其中掀起学术界滔天巨浪的便是她率先披露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电报，这封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内容说是“毫无疑问南京已经死了30万人”，还把本国士兵的行为讲得多么多么凶残，日本的外相亲口承认，还“毫无疑问”，这不是铁证如山吗？这么重要的证据，中国人好象没当回事，反正我们一直认定30万，要那么多证据干吗？西方学者可是炸翻天了，人家一查，发现广田弘毅那时候根本不在中国，再一查，原来这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拍的电报。张纯如舌战西方群儒，动不动就抛出“这些人妄图为军国主义翻案”这一杀手锏，问题是这招对中国人有用，对日本人有用，西方学者可是根本不吃这一套。张纯如本以为南京大屠杀在西方被彻底遗忘了，想写本书帮人家回忆回忆，谁知突然冒出这么多名牌大学教授，个个都比她这个半吊子厉害，最后只好公开承认电报问题是她错了，之后没过多久便一枪把自己崩了，空给国人留下一段洗脚时的谈资：张纯如是受不了日本右翼威胁自杀的，张纯如是看了太多大屠杀罪证精神失常自杀的，张纯如是被谋杀的……】
    田伯烈可是中国专家的重要研究对象，他当年写给西方的关于大屠杀的报导资料丰富，能极好的佐证国民政府的说法。但国内甚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个田伯烈竟然是国民党买通的枪手。在当年的国民政府宣传部负责人曾虚白的回忆录中便早已披露，蒋介石选定上海作为战场，就是为了把西方列强拖下水，宣传战这块阵地当然不能丢，于是重金聘请英国记者田伯烈撰写枪文，想要引起西方的关注。人家台湾早就知道的事，全世界早就知道的事，大陆人民就是不知道，你今天到百度google搜索田伯烈的名字，得出的还是一票FQ文章，引用的全是田伯烈的报导。
    魏特琳12月14日的日记写道，“当我们返回时，在山谷附近看到了一具尸体，考虑到南京所经历的炮击，周围的尸体还不算多。”而这个地点恰好指的就是中国学者在水西门外发现的所谓“万人坑”。还有一个著名的“下关大屠杀”，说是尸体堆积如山，顺江漂流，死了几万人。但是国内的史料都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了，唐生智秘密落跑之后，十万国军从下关渡江撤退，船只连运两万人都有困难，于是国军抢船逃跑，自相残杀，头上是日本人的炮弹，后面是日本人的机枪，还要提防自己人下暗手，最后十万人几乎全军覆没，只跑出去几千个。关于具体的死法，由于都是幸存者目测，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说岸上被日本人打死三万人，夸张点的说在水里自相残杀拼掉五万到八万人。
    无论是世界红十字会还是崇善堂，任何一份或真实或伪造的埋尸报告里，女性+儿童所占的比例都只有1%到3%，这根本不是那种蓄意的大规模屠杀可能造成的结果，所谓种族灭绝根本就是胡编乱造，光这点就差纳粹一个档次了。中国人看事情喜欢看个例，只定性不定量，拿几张大屠杀纪念馆的照片他们就潸然泪下，说几个小故事他们就以为日本人全部都是禽兽，见人就杀（其实《南京》的导演指出——大屠杀纪念馆里不少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
    有一回我在某论坛提及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统计中崇善堂埋尸记录造假的问题，当时一群爱国人士上来拍砖，其思路是这样的：崇善堂的记录是伪造的也无所谓，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证明南京大屠杀确实死了三十万。这些人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当我告诉他们中国曾在一场严肃的国际审判中公然造假，而且他们也不得不接受我的观点的时候，这些人并没有对造假这个行为本身表现出哪怕最轻微的谴责或愤怒，也没有去重新审视自己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旧观念，而是忙不迭的试图用其它方法来维护它，甚至不遗余力的谴责我这个揭穿谎言的人“不爱国”。由此你可以看出这些人的价值观：造假对他们来说是件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只要结果符合他们的利益就行——我大概能想象得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怎样的货色。事实上，所谓“符合利益”也只是他们自以为的而已，我本人实在看不出在遇难人数问题上造假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大屠杀不管是死了五万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多报点人数并不会让这桩罪行变得更加可耻，其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世人怀疑剩下的人数是不是也有问题，现实中唯一因此受益的似乎只有认为大屠杀纯属虚构的极端右翼分子。另外，我还相信这些爱国人士平时可能从来就没有去思考过“三十万”遇难者到底是怎么统计出来的。直到某一天有人站出来质疑这个“权威数字”，他们便突然间变得怒不可遏，指望靠一点临时功课来维护一个仅仅因为从小被反复灌输就变得不容置疑的“真理”，我实在想象不出世界上还会有比这更愚蠢的人了。
    下面是国际上关于这个事件的最新学术研究(英文翻译过来的):
    多数关于南京事件的学术研究使用日语，英语和中文。在这三种语言中，日语研究最为细致，包含了事件十年后的英语争辩。最为客观的中文资料则是各种来源的一手的资料，包括了许多中国军方人物在南京的回忆的搜集。
    然而，这些作品却无力证明其有效性：譬如那些已知为捏造的或是来自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照片仍被用来“证明”日本在1937-38年冬天对南京犯下的罪行。更甚的是，由于在中国大陆自由言论的限制，许多辅助材料仅仅是机械地模仿官方言论，这种状况很难被形容为“争论”
    西方人如今被描述为积极的抵抗者而非积极的合作者。在另一本更多基于生动的想象而非一手资料的作品中，【张纯如声称国际友人纵身扑到大炮和机关枪前以防止日军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
    然而，尽管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仅有文件证明两名西方社区成员在记者于10月15,16日离开后在南京目击了一起死刑，西方社区的贡献如今在所有关于南京事件的文学作品中被高度赞扬，并且这一点成为了所有南京事件研究者所能达成的少数共识。
    尽管日语研究仍凌驾于中文及英语研究，事事并非始终如此。讽刺意味的是，也许许多南京事件的主要材料最初是用英语书写并出版的。两部关于南京事件材料的重要作品就由事件发生不久后的英文出版物组成：H.y（田伯烈）的（1938）《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恐怖在中国》和徐淑希（1939）所著的《南京安全区档案》（于1999年再版）
    但这一领先优势并未被保持。在徐淑希后第一部英语出版的关于南京的主要专论是张纯如（1997）问题多多的《南京大屠杀》,一部被形容为频繁捏造或者妄想的作品。紧随张纯如作品的出版，历史学家终于开始用英语书写这一中日战争历史中的重要事件。JoshuaA.Fogel（2000）的《历史编撰中的南京大屠杀》置诸各标准下都堪称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虽然此书关注史料甚于南京事件的历史）尽管有诸多瑕疵，本多胜一（1999）的《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和胡华玲的《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美国女神：明妮·魏特琳的勇气》不失为对南京研究的重要贡献。这一长期英文出版的最新的成果包括了山本昌弘YamamotoMasahiro的《Nanking:AnatomyofanAtrocity,》，一部迄今为止最客观的记录历史的英文作品。
    ----------DavidAskew（澳大利亚学者，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法律系，现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大学准教授，澳洲莫纳什大学讲师）
    本文最早于2002年发表于英国的ElectronicJournalofContemporaryJapaneseStudies（当代日本研究电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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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影片,第一感觉是果然是个女人.大量的抒情和想象设想,用主观感受来表述,这段历史是罪恶的,日本犯下的暴行绝对称得上的非人的暴虐.我不愿讨论什么战争期间的道德问题,更不愿和心中觉得"中国人战争期间很善良"的人来讨论.我更要坚决反对任何忘记,试图否认这段历史的人呢.也包括部分[曲解]这段历史的人.
    她强调"被人遗忘的屠杀",或许这本书值得国际上关注(当然人们早已对它的真实性保持了怀疑),但在中国,我不认同这本书目前的价值.民粹太盛,30万的数字深入人心,我们缺乏的是反思和冷静思考.
    可能有人说,电影里一个日本人绝对的否认,认为这段历史是虚构,我想说,国内大量的人还否认三年饥荒呢,人渣到处有,劝也没用.电影主要还是面向一般大众的,作为一个"畅销书",不真实恐怕不大好吧?
    电影并没有真正严肃的史料,这是我的不满.谨此.
    看一遍当真比看一百遍什么十三钗,抗日剧来的更有价值和意义.
    PS:边看电影边骂的人,你从中获得了发泄和满足,然后呢?我期待中国出现更多的反战和思考反思的电影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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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绝对不认为自己相信的那些资料是绝对的正确.
    因此,如果你有更确切的史料,证明我的错误,真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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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最后,对那些战争中死亡的受难者,表达最深切的哀悼.
    第二篇
    从月前在华公映的美国纪录片《南京》（“Nanking”）的票房讨论，到本次《南京梦魇》（“RapeofNanking”）制片人约瑟夫公开信引发的争议，把这两部影片的共同蓝本、美国人张纯如的畅销书《南京梦魇》（“TheRapeofNanking”）又推到了前台。从事物的源头出发，我们可能更清晰地了解真相。
    张纯如本名IrisChang，是中国人后裔，据称其祖父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美国媒体工作，后成为自由撰稿人，《南京梦魇》为其成名作，多时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名榜首。生前患有忧郁症，于2004年11月自杀身亡。《南京梦魇》一书，因其真实性问题，在她生前就引起了国际学界的争议。从我《当纪念南京大屠杀成为媚外借口》一文转引的程兆奇研究员的综述，可知大概。这里从我们两三年前的讨论中撷取几例，稍述其详。
    1.“日本恐怖的气氛”
    张纯如说：“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干二净。他们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
    按无边界记者组织排名，日本言论自由多年稳居亚洲榜首，现在也是仅落后于韩国，还高于张纯如的祖国；现在我们也知道，包括极右翼教科书在内的所有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版本，都有着南京大屠杀的部分；所谓销毁原始资料云云更无依据；日本南京大屠杀承认派占绝对优势，前文已述及；其代表人物本多胜一，三十多年间多次访华调查，出版了多部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著作。根据其中一次访华调查内容写成的《中国之旅》，在《朝日新闻》及其姐妹刊物已经全文连载的情况下，这本历史著作仍在日本发行100万册。日本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这是相当于《哈利.波特》系列中译本迄今为止累计销量的总和。
    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的作者，不但对作为承认派大本营的日本的学术和社会状况一无所知、不但不试图对此作任何了解，而且还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或者正因为如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才真诚地说，“她有一双真诚的眼睛”？
    2.广田弘毅电文
    在《南京梦魇》中，张纯如原文“引用”日本战时外相广田弘毅的密电，说他承认“至少有30万平民被屠杀”。
    这说的是收件编号为176的，被战时美国情报部门破译的所谓广田弘毅电文。据说，当时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发给驻美大使馆的密电中说：“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它地方所犯暴行的报导，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不下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
    可是，这段话只是一个附件的内容，不是广田弘毅说的，而是投身抗日阵营，担任我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秘密雇员的英国曼切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JohnHaroldTimperley）被日军截获的报道原文。收件编号为175才是广田弘毅的电文正文，他指示各使馆密切监视“被蒋政府收买的”田伯烈的活动；176号电文，注明附件字样，以作证明；而且田说的还是南京和其他地方合计（inNankingandelsewhere），非止南京一地。
    在旧金山纪事报专栏作者巴勒斯（CharlesBurress）指出该严重错误后，张纯如在给该报编辑部的信中，仍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证据，30万人被屠杀既已出现在由日本高官签署的政府公文中，显见日本高层早就知情。
    您看明白这个辩解的逻辑了吗？
    3.“慰安妇”的照片
    张纯如书中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底下文字注明：日军在中国掳走数以千计的妇女，她们中的很多人被强奸或被逼做慰安妇。
    《南京梦魇》照片
    事后被发现，这张照片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前数周出版的《朝日画刊》里日本随军摄影师战争宣传里一张的截图，拍摄地点应在宝山左近。原来的文字说明是：妇女孩子们忙完田里的活儿，在日军保护下回家。同系列还有多图，显然意在宣传日军和当地居民的融洽关系。而截图的手法是，掐头去尾，去掉二十多人中的绝大部分，尤其是容易引起“误会”的老人、婴儿和拖车，而保留三个日军的两个；并故意使照片显得模糊，让人无从辨认孩子脸上的表情；中间日军士兵的姿态，很容易让人产生拖拽的联想。
    1937年11月《朝日画刊》照片
    -Asahi-01.jpg
    既是战争宣传（Propaganda），本来无论何方都无足凭信，何以能作证据，何况还是截取部分。本来，犯错也不是情无可原，何况第一次引用的是早年国府的抗日宣传机构，南京大屠杀承认派重要人物笠原十九司教授也曾误引该图，被指出后，公开向社会书面道歉，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还是在旧金山纪事报文章中，这个错误被指出。张纯如在给该报言词激烈的信中反驳说：没有证据可证明该照片为伪造；照片、文字互相独立，根本没有说明该照片在何时何地拍摄，将文字与照片相联系纯属自作多情；所谓孩子的笑容纯为谎言，根本无从辨认；即使确有笑容，也不能掩盖日军暴行；即使女子们行进中确实和日本兵有说笑，也无关轻重，到了目的地之后，日军自会行强奸屠杀之能事。
    张纯如的挚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如此热情地评价只掌握其母语、没有任何独立处理中日资料能力的张纯如：“张纯如的正义感、胆略、善良、才华和对历史的正视，影响了很多人”；“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曾多次接待本多胜一等日本友人来访、和日本交流非常频繁的朱馆长，难道可能不知道日本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巨大贡献，不知道张纯如书中的致命错误吗？
    我们为什么说，人以群分？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南京梦魇》制片人会胡乱拼凑还想据此牟取重利，会无中生有说中国人对拉贝和魏特琳冷酷无情；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甚至还用金钱来支持他这样的言行。
    参以前些天甚嚣尘上的“日本电视台”盗播中国电视剧的假新闻，民族感情，真成了一种民族产业了吗？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成山和他领导下的、本应作为最权威的资料收集场所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信力却受到广泛质疑。
    日本战败50周年的时候，朱成山曾不失时机地通过“研究”，斩钉截铁地表示，“无论哪一种算法均表明，‘30万"只不过是下限数，实际上日军在南京屠城的数字远远超过30万。”
    可惜，这样的掷地有声，却似乎无人喝彩。在几十年的坚持之后，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撰写的历史教科书，还是回到了东京法庭20万的数字；2007年1月的中新社报道，更是引用了另一被国际广泛认可的统计：“根据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记录，日本当时占领南京时屠杀了约14万2千名平民和战犯”。
    就在上面提到的30万为下限的报道中，朱成山说：
    “1937年12月15日，汉中门外屠杀2000余人；1937年12月15日，鱼雷营、宝塔桥屠杀30000余人；1937年12月16日，中山码头屠杀5000余人；1937年12月18日，草鞋峡集体屠杀57000余人……地点与死亡统计数据铁证如山”
    草鞋峡大屠杀，是据说南京大屠杀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可是占了屠杀总数五分之一强，也赫然列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统计数据。“57000余人”，显然还是非常害羞的说法。1946年，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调查认定，日军于1937年12月18日在南京草鞋峡屠杀了57418人。而这个“认定”的唯一来源，是当日躲藏在附近山洞中的一个名叫鲁甦的证人的证言，原文引述如下：
    【日军在草鞋峡集体屠杀的调查表节录
    (1945年12月7日)
    被害人：姓名国军官兵及难民，性别男女均有，年龄老少不一
    日期：二十六年古历十一月十六日夜间
    地点：下关草鞋峡
    被害详情：倭寇入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计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圈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断绝饮食，冻饿死者甚多。十六日夜，用铅丝两人一扎，排成四路，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悉予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悉投于江中。
    调查者：陈光敬
    调查日期：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七日
    摘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
    一个证人，在冬至前后的夜间，观察到了如此精确的屠杀数字，而且被中国法庭认定；而且被最权威的研究机构作为第一手材料收藏至今，而且称之为铁证。
    南京大屠杀承认派的领军人物洞富雄的力作《南京大屠杀》20多年前就在中国出版，本多胜一的《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中文版的问世，也有了六七年。为什么他们在中国如此籍籍无闻，而一些不严谨乃至浑水摸鱼帮倒忙的人物、作品，却受到热烈推崇？
    正如我三年前在评价张纯如时说的：“历史是科学，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不管什么动机，都不应该进行伪造；不管什么动机，都可以对事实错误进行指控。科学是在怀疑中进步；观点和事实，一个主观一个客观，是不容混淆的两码事情。政治正确，并不自动带来事实正确；政治不正确，也并不自动带来事实不正确。用情绪代替理性，用想象甚至谎言来代替真实，纵然可以流行一时，但必然在历史长河中，失去其价值。”
    只要有正义在手的自信，谁都不会害怕直面真相。
    另一篇文章
    我看张纯如《南京大屠杀》
    郑若思
    张纯如女士不幸去世后的一个星期，互联网上爆发了一场颂张和贬张的争论。颂张者，称其为人权斗士，为还原历史真相做出杰出贡献；贬张者责之宣扬仇恨，招摇撞骗。本坛“批林整风运动”如火如荼，众多议论中，窃以为天一黑网友的意见最为中肯，他说；“我想，张也是在感情中极为坚持的人，她可能达心底里对日本人厌恶仇恨。至于这些情绪，对她作品的价值有多大影响，那必须，直接地，指出她文章数据的错误。”
    我反对由于张纯如书中的某些错误就硬加上“骗子”罪名的做法，因为再优秀的学者也有出错的时候；也反对把质疑张纯如的某些措辞和观点等同于“与日本右翼一鼻孔出气”，反对“谁敢质疑张纯如就打倒谁”的党同伐异，因为任何学说只有经得起质疑，才能确立其历史地位。
    无奈，要令人信服地指出张女士书中有关史实数据的错误，除非是专业研究者，掌握有来自第三者的原始资料，可惜对大多数华人（包括我自己）来说，南京大屠杀更大的意义上是个“符号”，是被压迫民族屈辱历史的象征，而“倒底是怎么回事”好像并不重要，真正不重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恰恰是中国人自身，因而在网上的诸多议论中，也就少见从纯学术的角度，而不是从自身的经历和好恶对张纯如的著作进行评价的声音。
    也正因为中国人在传统上对个体生命消逝的冷漠，才会出现中国人多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回击日本右翼，只能空喊“东京大屠杀”来解气的尴尬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纯如写出《南京大屠杀》，无论有多少值得商榷之处，至少告诉世界，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华人）都对个体生命的无辜死亡无动于衷。
    张纯如在书中流露出的仇恨情绪，来自战争中的日军之所作所为。这种仇恨如果仅仅针对日本的暴行本身，不要说中国人怀有共鸣，就是正直善良的日本人都能够理解。但遗憾的是在关于日本现状的描写中，张纯如显然仅仅凭借一些间接的资料，甚至借助自己的想象来补充没有进行田野工作的缺陷，出现数处瑕疵。对当代日本缺乏了解的读者当然很难觉察，但是生活在日本的网友就立即感到某些描述与日本的实际情况出入甚多，这即使不是造假，也是应该指出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客观上影响了整个作品的公信力。难道中国人出的问题中国人不去纠正，还要文过饰非，等着日本右翼来看笑话不成吗？
    在指出张纯如的几处有违事实的记述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日本的教科书制度。日本中学教科书没有没有统一教材，而是由七家（2000年以后才增加由右翼学者操控的扶桑社，增加到八家）出版社组织学者班子自行编写，然后由文部省审批。各学校使用哪个版本，由各校自行决定。除扶桑社以外的教科书是怎样谈到南京大屠杀的呢？
    这七个版本的教科书都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
    其中，东京书籍出版社的记述为“日军占领首都南京，当时有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约20万中国人遭到杀害（南京大屠杀）。”
    教育出版社配上图片，写着“日军占领上海和中国首都南京，很多中国民众被夺去生命，生活遭到破坏，占领南京时，日军大量屠杀俘虏、放下武器的士兵以及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居民，进行了掠夺和暴行。”该书栏外注明“一般认为该事件的牺牲者为二十万人，但是中国方面认为包括阵亡者在内有三十万人以上。另外，1941年起，日军对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日军的行径遭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但是日本国民直到战败才第一次知道这样的事实。
    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者：
    七家出版社都写到“一般市民遭到杀害”或“俘虏和一般市民遭到杀害”。
    关于死亡者人数：
    大阪书籍、清水书院、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出版四家出版社：“十数万人，中国称三十万人”。
    东京书籍、日本书籍：“二十万人”。
    帝国书院：无人数。
    三光作战：大阪书籍、日本书籍、清水书院、教育出版、日本文教五社。
    从这个情况来看，如果张纯如原著的意思像云儿网友说的那样，意为“1982年以后，日本人再也不能在教科书中忽略南京大屠杀了，改而在死难者人数上作种种限制。”，是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真要证明“日本人有系统地将南京大屠杀的材料剔除出教科书，达几十年。”，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却不能言之成理，我的看法是，正是由于将南京大屠杀从课本中删去有困难，日本官方才默许右翼教科书出笼，让它把其他的教科书“平衡掉”。另外，铁木网友指出purge就是“清除得一干二净”，本人英文修养欠佳，不作评论，如果确实如此，张的论述则是违背事实的。
    下面我还要谈一谈在日本谈论和研究南京大屠杀是否危险，是否面临恐怖威胁的问题。
    张纯如在该书第十章中说：“他们（指日本人—笔者注）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
    我不知张女士指的是哪一家博物馆。日本的战争博物馆不多，除了靖国神社的游就馆完全为军国主义张目，不必去说以外，所谓宣扬“被害者意识”的广岛、长崎原爆资料馆和冲绳战资料馆都有关于日本加害责任的展板，其中就有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至于“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也是言过其实的论述。现举几例：
    一、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所写《中国之旅》（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一共发行了一百万册，这在一亿人口的国家是什么数字？即使是右倾化的今天，该书还在日本的书店出售，没有任何人去禁止。
    二、数年前一名日本中学生前往南京调查，与遇害者遗属对话，将此内容写成演讲稿，还入围日本放送协会的全国青年演讲比赛优秀奖。
    三、日本电视台播放的所有有关二战的历史纪录片或人物传记片，都没有回避南京大屠杀。
    四、日本战败纪念日的专题片里，时常出现连线南京的现场报道，主持人曾谈到“几十年前日军曾经在该地屠杀中国平民”。
    五、非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论著（张女士的除外）可以在日本发行，律师可以举行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听证会，南京大屠杀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东亚司司长的石射猪太郎的日记，曾记述了帝国军人的暴行，也在日本公开出版，并被当成证实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四年昭和天皇之胞弟三笠宫崇仁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亲自证实南京大屠杀以及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侵华战争时担任过中国战区参谋官的三笠宫对右翼在南京死亡人数上做文章表示不以为然，质问“那不是屠杀，请问什么才叫屠杀”？并证实“日军以刺杀活人来训练新兵”、给新兵看在满洲以毒气杀中国人的电影画面等。读卖新闻还是日本比较偏右的报章，左倾的朝日新闻等报章杂志上此类报道就更多了。
    张纯如说：“在日本，表达个人关于中日战争的观点，可能危及事业前途甚至生命”，她举出了长崎前市长本岛等（非本岛均）的例子。
    遗憾的是，无论是张纯如还是云儿，都没搞清本岛遇袭的真实原因，不是因为他表达了对中日战争的观点，而是触犯了日本战后最大禁忌：评论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前文提到的本多胜一也是由于在裕仁热丧期间公开表明“不敬”，右翼竟然找到本多儿子就读的学校，恐吓其子。
    禁止谈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固然不是直面历史的态度，但是却不等于日本人一谈到中日战争的观点，就会倒霉。既然本岛是政治家，那么我还可以举两个政治家的例子。
    自民党元老野中广务曾于担任自民党干事长代理的1998年5月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献花圈，哀悼死难者。他不但没有因这一举动丢官或遇袭，反而两个月后升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内阁官房长官。
    民主党党魁菅直人也曾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献花，也没有丢官或遇袭，选举时依然高票当选。
    单从举动来看，这二人比本岛等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战争观，为什么没有受到任何迫害？不知对这些，云儿网友该做何种解释？
    张在她的书中还说，日本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南京的暴行。有人说，此事过去时间并非久远，还不值得去进行历史研究或是让历史学家去评判日本的错误。”“在日本，对南京暴行进行严肃的研究，基本上是由那些在传统的学术界之外的人进行的，比如自由撰稿人和记者等等。”
    说实在，张纯如真正使我感到讶异的便是这两段话。一般来说，学者或是新闻工作者在研究或报道某一历史问题时，最先做的事就是详尽了解先行研究的情况。张不懂日语，没到过日本，对日本现状有些误解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一个受过西方新闻训练的作家对先行研究的无知到此种地步，不免令人咂舌。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
    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确如张女士所言，有两个对立的流派“承认派”和“否认派”。“否认派”在华人世界知名度甚高，暂且不提。我想谈的是以洞富雄为代表的“承认派”。这一派别的主要人物有：
    洞富雄，早稻田大学教授，已故。
    藤原彰一桥大学教授，已故。
    本多胜一，朝日新闻资深记者。
    江口圭一，爱知大学教授，已故。
    吉田裕，一桥大学教授。
    姬田光义，中央大学教授
    石岛纪之，菲利斯女学院大学教授。
    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学教授
    此中除本多胜一是新闻界人士以外，其余都是科班学院派出身的学者，不知张女士“由学术界以外的人进行”之说从何而来？“很少有人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很少”是什么概念？中国史学界拿得出这么长的名单和如此多的专业论著吗？
    以下是该派别主要的著作（因篇幅所限，只列单著）
    『中国の旅』本多勝一?朝日新聞社(朝日文庫)?1981年
    『南京への道』本多勝一?朝日新聞社(朝日文庫)?1989年
    『本多勝一集(23)南京大虐殺』本多勝一?朝日新聞社?1997年※『南京への道』増補版
    『殺す側の論理』本多勝一?朝日文庫(山本七平本多勝一の論争)
    『日中全面戦争』藤原彰?小学館
    『南京の日本軍－南京大虐殺とその背景』藤原彰?大月書店?1997年
    『南京大虐殺を記録した皇軍兵士たち』本多勝一?藤原彰
    『決定版?南京大虐殺』洞富雄
    『「まぼろし」化工作批判:南京大虐殺』洞富雄
    『近代戦史の謎』洞富雄
    『南京大虐殺の証明』洞富雄?朝日新聞社?1986年
    『近現代史の真実は何か』洞富雄
    『南京事件』笠原十九司?1997年?岩波書店?岩波新書※僞寫眞で初版が囘收
    『南京難民区の百日、虐殺を見た外国人』笠原十九司?岩波書店?1995年
    『南京事件と三光作戦－未来に生かす戦争の記憶』笠原十九司?大月書店?1999年
    『アジアの中の日本軍－戦争責任と歴史学?歴史教育』笠原十九司?大月書店?1994年
    『天皇の軍隊と南京事件』吉田裕?青木書店?1986年
    『現代歴史学と戦争責任』吉田裕?青木書店?1997年
    『中国人戦争被害者の証言』松尾章一編?皓星社?1998年
    『中国人戦争被害者と戦後補償』松尾章一?岩波ブックレット?1998年
    『わが南京プラトーン』［新装版］東史郎?青木書店?1996年
    『天皇の軍隊』熊沢京次郎
    『人民の沈黙』松井やより
    『南京?広島?アウシュビッツ』黒田秀俊
    『日中15年戦争』黒羽清隆?教育社?全3巻
    『目撃者の南京事件、発見されたマギー牧師の日記』滝谷二郎?三交社?1992年
    『南京虐殺と日本軍、幕府山の中国人捕虜殺害事件の真相』渡部寛?明石書店?1997年
    『南京大虐殺と日本人の精神構造』津田道夫?社会評論社?1995年
    『旅順虐殺事件』井上晴樹?筑摩書房?1995年
    『戦略爆撃の思想』前田哲男?朝日新聞社?1988年
    『日中戦争の悲劇』馬振犢?陳仲丹?林彗敏編著藤尾直正?藤尾玲子訳柳原書店(1996年)
    『戦争と罪責』野田正彰?岩波書店?1998年
    『わたしの見た南京事件』奥宮正武?研究所
    我不知道张女士眼里什么才是严肃的研究，不知这一长串书目算不算严肃的研究？张女士的书中蜻蜓点水地谈到洞富雄、本多胜一和笠原十九司的研究，但是显然她对日本学者为证实南京大屠杀所作的努力知之甚少。
    我还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些怀着人道情怀几十年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日本学者，并没有因他们的观点受到失业的威胁，七旬以上的都是以名誉教授身份荣退，仍在执教的没有像炮轰中宣部的北大教授焦国标那样被赶下讲坛，新闻界的本多胜一后来升任朝日新闻编辑委员，并没有像马立诚那样为了几句“对日新思维”弄得丢掉人民日报的饭碗。日本是一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社会，同一个东京大学，有藤冈信胜那样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教授，也有高桥哲哉那样为慰安妇鸣不平的教授；同一个京都大学，有中西辉政那样靠中国威胁论混饭的教授，也有坚持“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井上清教授。
    写到这里，我依然愿意认为，张女士误读日本的现实情况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她如果接触的是大量经过筛选过滤的信息，自然会产生不够客观的看法。
    其实，日本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论著，早已在中国翻译出版。1985年洞富雄的《南京大屠杀》就在中国付梓，2001年本多胜一的《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也有了中译本。这两人支持“三十万人之说”，可以说是中国超越国界的友人，但是在中国这两人的知名度却远远比不上东史郎。个中原因，还待各位网友去解读。
    关于东史郎案，多数华人将其解读为“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典型事件。但案件的原貌是什么呢？东史郎的老战友桥本认为东史郎在书中影射他，认为东史郎捏造了桥本其人杀害中国人的情节，才把东史郎告上法庭。不管桥本是否犯下过暴行，从逻辑上也可看出，法官要判决的不是南京大屠杀是否属实，而是东史郎是否构成对桥本的名誉损害。举例而言，甲在书中说乙文革中打死老师，被乙告上法庭，法庭需要判决的是乙是否真的打死过老师，而不是文革是否一场灾难。
    然而中国传媒却没有涉及东案的细节，大而化之说东史郎由于揭露南京大屠杀被告上法庭，那么谁能解释得了，法庭在明确“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的同时判决东史郎败诉是怎么回事呢？把一场民事案泛政治化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这样偏离事实的煽情能使我们离历史的正义更近吗？
    最后我想引用konami网友的话作为结束语：仇恨不都是煽动起来的，但是仇恨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其实残酷不是日本人的专利。但残酷伴随战争。作为历史学家，新闻记者等文化人，保留历史的面目，记述历史的教训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即，不让悲剧重演！如果仅仅是为了牢记阶级仇民族恨，并且在揭开这个盖子时，为了渲染气氛，连自己不确实的照片和证据都肯引用，这种心态就很让人不安。由民族仇恨引发战争是可怕的。我觉得在日网友对这一点的担忧，应该被理解，也是无可指责的。
    最后再转两段《神不再沉默》里的话：
    “谎言是强大的。谎言一旦取得成功、一旦获得足够多的支持者，就连真实都无法撼动它的根基。它可以数年、数十年的延续、蔓延下去。相反地，真实又是多么虚弱的东西，短暂、虚幻、就像水月镜花。面对强大的谎言，转眼就会被消弭的一干二净。在某些时代甚至单单说一句实话都会惹来杀身之祸。去看看人类的历史吧，你们会发现，谎言的胜利的例子远比真实的胜利多太多了。
    所以，如果真的想让学生学到足以在社会中立足的本领，学校就应该向学生传授谎言的力量。应该告诉你们谎言是多么强大的东西，告诉你们如何运用谎言才能最大地获取自身的利益。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只有善于运用谎言这一武器的人才会获得胜利。”
    ……
    （有关南京大屠杀）议论的最初，真田举出张纯如《南京暴行》的例子，认为所有肯定南京大屠杀的见解都是在胡编乱造。对于这一点，“阿库哈托”给出了冷静的回答：我也听说《南京暴行》是一本相当偏激的书，但这并非问题的本质，比如说假设有关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历史出版了许多错误连篇的书籍，难道我们就能否认广岛遭遇过原子弹的攻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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