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全本）》227.十一烈士暮年（一）（12）

    1966年2月3日，彭真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召集小组开会，拟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的主旨是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做出规定，对已经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这个提纲，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同意，2月8日，彭真率五个小组成员到武汉向**汇报。**对提纲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月12日，这个提纲由**中央转到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表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的文章。而姚文元的文章这一炮没有打响，拥护者不多，连《文汇报》在表一组相关文章时的编者按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看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抵制，就请出“一尊神”来开辟另一条战线，直接配合姚文元的进攻。在取得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支持后，**于2月2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既不在中央工作，又不在军委工作，也没有受到中央军委的委托，却要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所议的也不是部队文艺工作，而是整个文艺工作。陈伯达、张春桥等参与了座谈会纪要的整理，**亲自修改，并在标题上加写了“**同志委托**同志召开”字样。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个座谈会纪要经**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4月10日转全党。与此同时，**对彭真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的抵制态度极为不满，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3月底，他连续找康生、**、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都要解散。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批判彭真从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16日至20日，**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批判并决定撤销《汇报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大革命”之火，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引线已经燃烧起来了。
    动全国规模的“文化大革命”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错误理论的恶性展。1965年，**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认为：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7］他断：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如何杜绝和解决各级领导部门已经出现的所谓修正主义问题呢**认为：这需要一种形式、一种公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动广大群众来揭我们的黑暗面，［8］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主持，**在杭州未出席会议。16日，会议通过根据**会前几次讲话精神起草、并经**多处修改的《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中**亲笔写道：“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务。这次会议还根据**的意见，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错误的组织处理，并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在组织上使**、康生、陈伯达等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得以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并逐渐替代**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五一六通知》布后。“文化大革命”正式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