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全本）》234.十一烈士暮年（一）（19）

    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在“斗、批、改”中进行的精简机构，主要是按照**的主观设想，自上而下地精简下放。如原国务院所属部委经过精简、裁并，由原来的79个减至32个，其中还包括划分归军委办事组、总参、空军、海军和中央文革小组管辖的13个部、委、局，实际由国务院直属领导的部门仅19个。原机关工作人员53748人，减到只有9710人的编制。精简规模相当大，这对改变原来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进一步强化了行政干涉经济的趋势，并在以后很快造成宏观失控和再度膨胀。和精简机构相应的措施是下放干部当时在极左思想影响和派性支配下，许多单位在“精简下放”名义下，将大批干部、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下放，借机排斥知识分子和异己力量。
    十一烈士暮年（三）
    “文革”期间的干部下放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大机关、大单位、大系统都以办“干校”为主，也有一些携全家老幼到农村落户者。1968年5月7日，亦即**作出“五七指示”两周年纪念日，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经过几个月实践后，总结出一套经验。对此，**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柳河经验和**指示，并加编者按说：“**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的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从此，兴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中国大地，广大党政干部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以及山区、农村和基层，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五七干校”中以农业劳动为主，其办校的宗旨就是劳动生产、劳动改造。这种以歧视知识分子、片面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意义为指导，实际上已等同于变相劳改。下放到“五七干校”作为迫害干部、打击知识分子的合法手段，造成严重的后果，大批干部、行政和科技人员成年累月地在农业第一线从事生产劳动，固然对他们与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有益，但长此以往，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消耗了大量的工作和科研的宝贵时光。同时，下放过程中，并未严格执行**的指示，多数况下，即使是老弱病残者也得不到照顾。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一词特指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最早从50年代起，**中央就一再号召城镇知识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一题词鼓舞、激励一批有志青年，如侯隽、邢燕子、董加耕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等奔赴农村、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是到“斗、批、改”运动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文革”一个组成部分，展成一场大规模的、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当时，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提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到农村去安家落户。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对此进行报道，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晚，北京四中的学生就打起背包走向农村。这是一个起点。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端，直到“文革”结束为止。
    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相比，这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中由乱到治、解决大量中学生毕业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文革”初期，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的信赖，怀着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真诚愿望，纷纷走上社会，加入“造反”的行列。随着“夺权”斗争的结束，需要他们安定下来。早在1967年10月14日，**中央就提出“复课闹革命”的要求。与此相关的是各级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就业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文革”是一场革“文化”命的运动，工厂、企业、机关等部门都不需要知识分子，原有的知识分子都要下放到农村去；国民经济展状况的徘徊不前也无法安置大量的城市剩余劳动力；高等学校停止招考更使中学毕业生无处可去。修完了“文革”必修课的中学毕业生，既丧失了升学的机会，也丧失了在城市中就业的机会。到1968年，积压在校的中学毕业生，即66届、67届、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已达1000万余人之多。在这种形势下，“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就成为知识青年们的主要出路，也是试图使“文革”由“乱”到“治”的一个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