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全本）》251.十一烈士暮年（一）（36）

    10月18日下午，**在长沙接见王洪文。***王洪文危耸听地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王洪文诬告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同邓小平同志生争吵，吵得很厉害。”“邓有那样大的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么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1980年6月27日，王洪文在受审时就此事所作的笔供中承认，长沙告状是“恶人先告状，目的就是在**面前搞臭邓小平同志，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当即批评他，并告诫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王洪文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一定要按主席的指示办。
    同一天，**在北京找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谈话。她们二人原是外交部的翻译，后来，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和新闻司司长的职务。王海容和**还有着亲戚关系，是**的表侄孙女。**晚年体弱多病，深居简出，能到他身边汇报况的人很少，而王海容、唐闻生却能在**接见外宾时见到他。**找她们来是要利用她们陪哈特林去长沙的机会向**报告：“17日晚在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同志和她生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刚返京的王洪文一起又把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找到钓鱼台十七号楼，进一步介绍况。张春桥把“批林批孔”后国家财政困难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他还把17日政治局会议比作又一次“二月逆流”。由于事关重要，第二天，王海容、唐闻生先到医院向总理汇报了**找她们谈话的况。总理说，他已知道政治局会议的况，是他们四个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同志，他们已多次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他们很久。10月20日，**在长沙接见外宾以后，王海容、唐闻生就此作了汇报。**听后很生气，并要她们回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他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的这种表态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
    11月12日，**在长沙会见外宾后同邓小平谈话，“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他以满意和赞赏的口气对邓小平说。邓小平回答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当即表示“我赞成你！”但“四人帮”并没有善罢甘休。同一天，**在给**的一封信中，提出一份名单：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加以培养。公开地向**伸手要官，引起了**极大不满和警觉。当天，他在信中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日**回信，先作一番“自我批评”：“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事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地分析。”然后，再次伸手要官：“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个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20日，**在**的信上批示：“**，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李固、黄琼是东汉人。李固素来仰慕黄琼，曾勉励其出仕。当黄琼被招聘入朝后，却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才继续向京城出。在他到达洛阳近郊时，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特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很欣赏李固此文，希望**能有所领悟。可是，几乎同一时期，**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转达她的意见，建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听后，立即尖锐地指出：“**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