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带头提出反对意见,不是真心的反对迁祖陵。朱翊钧主大政十来年了,这皇帝是什么样人一般大臣可能不清楚,但对于经常面圣的重臣来说,就不可能有任何误解。
而且朱翊钧平时也并不主动搞“君心难测”那一套,免得底下人胡乱猜疑,耽误了大事。因此,重臣们都知道,皇帝是一个最“务实”不过的人,在孝道方面坚持“事亲重于事鬼”。
如果迁移祖陵能够减少水患,以王锡爵对皇帝的了解,是一定支持的。但皇帝支持,不意味着礼部尚书要支持。
王锡爵如果在潘季驯抛出奏章后表示支持,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礼部尚书。而且身为礼部尚书,在这个问题上不发言试图蒙混过关也是不可能的。
但在洞悉皇帝意图的情况下,如果反对意图过于坚决,那更是对自身前途的不负责任。因此,他用了一个“龙脉”这个不格物的理由,既表示了反对,也容易被批驳——待迁移祖陵的大势已成,自己再“无奈”转换立场完全来得及。
果然,尽管自己表达反对意见,但皇帝并不恼。如果他无脑赞同,皇帝反倒要怀疑他的“操守”,或者叫政治智慧。
又果然,“文臣叛徒”贾三近同学一次无脑反打,证明了潘季驯上的本章还是套路,王锡爵心中大定。
明白贾三近套路的不仅是王锡爵。
待贾三近发言后,未等朱翊钧说话,政事堂副相申时行已经出列反驳道:“陆海伯公忠体国,海内共睹,且不论其奏言是非,朝廷广开言路,何尝以言罪人?贾三近之言荒谬!”
王锡爵嘴角含笑,心道:“揭帖案后,这还是申时行首次表明在某事上的态度呢。”
有了副相的训斥,完成释放信号的贾三近回班。申时行接着躬身道:“陛下,孔圣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迁祖陵保民生,事人也。玄皇帝、恒皇帝、裕皇帝有灵,也必以民生为重——臣以为迁祖陵之事可行!”
话音才落,左都御史耿定向出列道:“申相之论差矣!以太祖之圣智聪明,何尝不知洪泽之险?因裕皇帝梓宫所在,为孝道不得不为耳。圣天子以‘孝’治天下,如今盛世而迁祖宗陵寝,此可称孝乎?”
终于,有大臣将迁祖陵的政治意义扩大到如今意识形态的基础“孝”上头了。包括梁梦龙在内,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因为没有人敢定义“迁祖陵”这件事是否为“孝”。
耿定向见无人反驳,苦口婆心继续进言道:“皇上。陆海伯迁祖陵之议,不过要得一个‘竟全功’。祖陵不迁,不过朝廷每年多掏些治河银子,废些人工。何必为此而至天下震动?”
“陛下一言一行俱为天下法,如今一旦不重先祖陵寝,天下人将如何看待陛下?臣以为陆海伯之奏议万万不可。”
朱翊钧听耿定向的谏言,默然不语,只看向潘季驯。
潘季驯才要说话。申时行却抢先出列,躬身回奏道:“陛下。太祖修祖陵时,洪泽湖尚未如现在广大。二百年来,因淮河两侧不断增高堤坝,且洪泽湖低处低洼,大小河川之水不能进淮水而入洪泽,导致其水面不断扩大,离祖陵越来越近。如今水情与太祖时,已完全相异。此沧海桑田之功,非太祖时人所能料也。”
“所以耿总宪所言太祖明知洪泽之险未见于祖宗言谈文字,此揣测之言也。”申时行神态从容,侃侃而谈,“臣曾览历年邸报,祖陵所在,早就挡不住大洪水。如今虽然黄淮分道,但洪泽枢纽作用更甚于前。若遇黄淮水位齐涨,为保祖陵,势必在泗州等处破堤分洪——此前祖陵多次遇险,都是用成千上万百姓的命才换得平安。”
他扭头看向耿定向,“耿总宪,以百万人之家园性命,保一个‘孝’字,此真‘孝’乎?”
耿定向张大嘴巴,无意义的开合两下,却发不出声音来。
此前历次洪水,邸报上说掘开某某堤坝分洪以保祖陵,耿定向从未觉得有什么奇怪。如今被申时行一问,却又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要用百万人的家园性命,去保二百年前的一座坟茔?
其他诸臣也近乎被申时行的强大逻辑说服,一时间,殿内鸦雀无声,申时行微微一笑。
朱翊钧确信申时行适才所说与潘季驯无关,因为此前与潘季驯银章直奏往来,说的理由不是这个。那么申时行所言,就是已经提前预料到祖陵之事——真有宰相之才也。
可惜,当年他的老师曾在自己心里埋下了一根毒刺。
目视申时行,朱翊钧温言道:“瑶泉先生之言,深得朕心。众卿另有议论否?”这就是要一锤定音的意思了。
谁知还有头铁的,刑部侍郎赵志皋躬身奏道:“陛下,臣考诸史,仅金宋相争时,完颜亮迁过祖坟,其后征宋大败,兵变被弑,谥‘海陵炀王’,终贬为庶人。其后不足百年,金又被蒙元所灭。虽然风水之说非圣学所倡,然天意难问,不可不惧也。”
金国第四任皇帝完颜亮是一个风流到极点的人,其远大志向和事迹载于青史,也被诸多话本借鉴:“无论亲疏,尽得天下绝色而妻之。”
赵志皋将此段历史拿出来讲,众臣都为之捏把汗。
潘季驯生怕皇帝因此罚罪赵志皋,忙插言道:“江山之固,不必在风水。设若风水有用,桀纣、炀帝等不能亡天下。再说,完颜亮非亡于迁祖坟,亡乃于穷奢极欲引发金国贵族内斗,少司寇不要胡乱联系。”
赵志皋虽然政治倾向守旧,但在变法的大气候下并未表露的十分明显。因为人宽厚,被朝臣视为长者,颇得敬重。因此,潘季驯缓颊之言一出,众人都点头称是,以缓和殿中气氛。
赵志皋见潘季驯反驳自己,反问他道:“太祖、成祖兴建祖陵自洪武十八年起,至永乐十一年才告功成,支出浩繁。若迁祖陵,为免留陛下不孝之讥,势必要另择吉壤,靡费钱粮人工不计其数——与‘竟全功’相比,陆海伯可曾算过,哪个更好?”
潘季驯微笑道:“我还真算过。若迁祖陵,兴造同样规模,耗银一百五十万两足矣,更恢弘些,顶多二百万。但祖陵若迁,洪泽湖库容能扩大三倍有余,即便不遇水患,十年可省下治河银子百万——若以百年计,再加上消弭的水患,其利不可胜言。”
赵志皋无言以对,只能长叹一声道:“如此臣无异议了。”想想又不甘心,眼圈红了对朱翊钧跪地叩头道:“臣臣只恐后世留下陛下不孝之讥,致圣德有玷也。”
朱翊钧已经压下了赵志皋谏言带给自己的不快,见他心情激动,只好温言抚慰道:“行在离曲阜不远,朕打算这两天到孔府祭拜圣人。顺便问问衍圣公,迁祖陵保民生算不算孝行。少司寇跟着去,不妨再问问曲阜民间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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