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上厕所是“方便”,古人则称为“更衣”,有钱人家排场大,拉屎要换衣服,南朝的首富石崇家的厕所修得像宫殿,他“进宫”时,10多个衣着艳丽的婢女准备好了甲煎粉、沉香汁、新衣服等,排成队站在门口迎候,拉一次屎比现在的洗浴桑拿豪华得多。
而皇宫更是不同寻常,《世说新语》中西晋大将军王敦被招为驸马,新婚之夜,头一回使用公主富丽堂皇的厕所,他见里面有漆箱盛着干枣,只当是“登坑食品”,抓起便吃,边吃边拉,待完事后,侍婢端来一盘水,还有一只盛着“澡豆”的琉璃碗。王敦又把这些“澡豆”倒在水里,一饮而尽,惹得“群婢掩口而笑之”。原来,干枣是“登坑”时塞鼻子防臭气的,而“澡豆”则相当于现在的肥皂,用来洗手。
“登坑”时还要以干枣塞鼻子,足可见其讲究,其实不管皇上的“玉壶”,民间的“马桶”,还是慈禧老佛爷的“如意桶”,完事了,都免不了要面临擦屁股的问题。
记载中早期的人们使用竹片,称为“厕筹”,据说厕筹之法疑随佛教而传入中国。
在早期的佛教诸律中,记载了释迦牟尼指导众比丘使用厕筹的事情,如毗尼母经卷第六:尔时世尊在王舍城,有一比丘,婆罗门种姓。净多污,上厕时以筹草刮下道,刮不已便伤破之,破已颜色不悦。诸比丘问言:“汝何以颜色憔悴为何患苦?”即答言:“我上厕时恶此不净,用筹重刮即自伤体,是故不乐”。
针对这种情况,释迦牟尼佛说:“起止已竟,用筹净刮令净。若无筹不得壁上拭令净,不得厕板梁栿上拭令净,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块软木皮软叶奇木皆不得用;所应用者,木竹苇作筹。度量法,极长者一磔,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污净者,不得着净筹中。是名上厕用厕筹法。”
这些戒律则成文于他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所以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印度使用厕筹的历史要比中国早得多。
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最初传入的只是一些“经”,而对信众的日常起居做出明确要求的“律”则是从三国开始,而中国人使用厕筹的最早纪录也自三国始,所以厕筹由印度传入说目前还是站得住脚的。
释迦牟尼佛的这些“极长者一磔,短者四指”像极了我们小时候常常会说一个打趣的谜语:“一根竹子三寸长,中间一点糖,猜得对,给你尝”,答案就是“厕筹”,即客家人所说的“屎吻竹”,擦屁股的动作正是“屎吻竹”,形象得令人颤抖。竹子这东西有毛刺,刮伤臀部可是大为不雅,所以“厕筹”常常需要验证质量,
《南唐书·浮屠传》记载,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动手削竹片以供僧徒如厕时使用,并用面颊检验质量,看看是否光洁滑爽。这可见僧侣们的地位非同一般,不过我记得小时候见过的那些“屎吻竹”,是用剥皮晒干的麻杆做的,麻杆天生滑爽,自然效果出众,犯不着用面颊检验!黄易的《寻秦记》中,香港特警项少龙被时空穿梭机送到战国时代的赵国,夜宿一居民家中,内急要上厕所,项少龙向老翁要“卫生纸”,老翁懵然不知何物,项说:“怎么擦屁股?”老翁从茅坑边拿起一块竹片说“这就是啊!请随便用”。
看到此处,不禁使人失笑。黄易认为“屎吻竹”是在春秋之前就发明了,当然这也许是不对的,而且上溯到商周时期的人们该怎么办?
三国之前的项少龙们出恭之后也许真的是“一手刮光”,这样有点恶心,但又不太可能,难道汉秦周商的中国人都要用石头擦屁股,要知道汉时连马桶都已发明出来了,中国人怎么会没想到用“屎吻竹”,
西汉《九章算术》成书,九章中最伟大之处是解方程,在没有字母的当时,作者正是用“极长者一磔,短者四指”的竹片来计算的,可见当时人们不但用“屎吻竹”来擦屁股,还能算术,并作出古老的数学巨著,大概是后世人见到数学中的“算筹”像是一根根“屎吻竹”,所以上厕所也美其名曰“解方程”了
我们知道汉时就有了名闻天下的四大发明之首“造纸术”,但这个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东西直到元代才被国人用来擦屁股,当然这是没有字的“粗”(草)纸,因为传统中国“敬惜字纸”。
《惜字律》曾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民间传说用印了字的纸擦屁股要遭到报应,当然还有一方面是纸价金贵,明朝设政府部门宝钞司,专职管理草纸,至于汉时“蔡侯纸”,那更不是普通百姓得到的!客家民间谚语“口说如风吹,纸笔定山河”,笔墨文章用来擦屁股!那是要遭天打雷轰的
室内好办,到了野外呢,没有“厕筹”那就要“放山”了,野外满是树木植物,摘片树叶也就能解决问题,但要注意很多树叶是有毒有刺的,会伤了“菊元”(□□);
在野外还要注意安全,因为臭味可能会招来黄蜂蛇拐,在屁股上咬一口。
就算在村子里也同样要注意,大清国的“命根子”就给是小狗狗给咬掉了:传说李莲英小时候经常在家门口便便,他老娘曹氏每次在小莲英便便之后,都会让她家的小黄狗给小莲英舔屁股(这个女人可能不但懒得出奇,不肯帮小孩子擦屁股,还可能做家得出奇,想节省草纸),谁知有一天这条叫“黄盖”的小黄狗大概觉得李莲英的小蛋蛋好玩,便一口咬了他的“命根子”,使他成为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孰知风云变幻,多年之后,大清国的“命根子”会一度抓在这个没有“命根子”的人手里,这条小狗“黄盖”几乎改变了历史,当然这是后话。
相比春秋晋景公姬獳,李莲英还算走运的了。
《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的一天中午,晋景公姬獳品尝新麦之后觉得腹胀,便去厕所屙屎,不慎跌进粪坑而死。“O屎跌落屎缸” 姬獳总算是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殉难于厕所的君主,由此暴露出先秦时宫厕的简陋,宫厕尚如此,那民间就更不用说了,
直到今天,农村中的茅厕很多都是十分危险的:就在地上挖个大坑,搭上两条桥石(俗语说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半人高的泥砖围起,仅此而已,人一但不慎跌入,必死无疑,那池中可有沼气啊,这沉痛的代价使得人们对“交公粮”这样的事情不得不多了几分谨慎。
“公粮”“交”出来了,就面临“消化”的问题,幸好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钢筋水泥都化成渣,何况小小一坨屎,茅坑里的残渣都让农民们担出去浇地作肥了,厕所甚至就建在池塘上,“五谷轮回”又快又方便,农村好办,但大城市就不简单了,
就像北京城,在世人眼中,几朝帝都,王者气象,一阵风来刮的都是皇家气息,近几百年的文人恨不得把所有好词儿全用在这城市身上,拜倒在那里不知天上人间,何等的伟大。
然而,在明清时期,京城商业一片繁荣的背后,是公共设施的匮乏和管理的无序,公共厕所寥寥可数,以致有“京师无厕”的说法传世。
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直将京城比喻成一个巨大的厕所。“故人都当道中便溺”,不仅普通百姓这样做,一些官员也带头这样做。不仅男人这样随便,甚至女人也将便器直接倒在街上。自然是大便夹杂着小便,人粪夹杂着牛溲马尿,北京城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还是一个巨大的垃圾站。当真是“重污叠秽,处处可闻”(清《燕京杂记》)。
直到清末,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北京各街道遍修厕所,不准随地便溺。而且,出现了大粪车,以摇铃为号,臭气熏天的北京城才慢慢干净起来。提到城市,要解决出恭的问题,就不能不说“马桶”。
马桶,顾名思义,“撇大条”时像骑马,这可是个伟大的发明,在马桶的发展史上,汉朝很伟大,“流氓皇帝”汉高祖刘邦不仅“威加海内”,而且开天辟地,一次他在群臣面前内急,为了节约时间开会,竟让一个文官把帽子递给他,他背过身去,一会儿,半帽子尿液就呈现在众人面前了,原来马桶的始祖居然就是当官的乌纱帽,不过后世当官的却是多骑在百姓头上拉屎撒尿。
刘邦开了先河,后人们受到启发就发明了便壶,《西京杂记》说,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以备皇上随时方便。
相传西汉时“飞将军”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到了李氏唐朝,因他们家先人中有叫“李虎”的,便将这大不敬的名词改叫“兽子”或“马子”,再往后,发展到民间,俗称“马桶”和“尿盆”。
汉唐确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伟大的朝代,一个“威加海内”,一个“播及四方”所以国人对内称汉人,汉族,到了国外却称唐人,足见汉唐在海内外的影响,这是题外话。
潮州人称马桶为“簑坑”,同城里人一样,多放在屋内!
客家人屋内却没有,马桶也不叫马桶,叫“屎缸”,缸肯定比桶要大很多,所以要修建在室外,想来客家人在公厕发展史上是走在了各民系前列,其实这和当地的生产生活环境有关,缸大,开口也大,装得多,修建在外面,是便于“挑粪担粗”,因为在贫瘠的山区,这是难得的土肥料;
拉屎这五谷轮回的事情,不说“方便”,不说“蹲点”,不说“解手更衣”,也不是文赳赳的“出恭”,而是说“交公粮”,“卖香蕉”,呵呵,现在两千年的皇粮国税不交了,公粮交还给大自然了,而说得最多的是“O(屙)屎)”,英文字母在客家话中频频出现,这也是一大特色,例如“A粄”“B洋村”“B美楼”“C瓜”……等等。
小说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