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 12 部分阅读

    钱了，老鸨聘用她一个节度所付的聘金、男人讨她做妾时所付的身价都会上涨。徐珂在1920年出版的那部《清稗类钞》中谈娼妓制度时写道：妓女“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其不得列于榜者，辄引以为憾。然其间之黜陟，亦系乎个人之爱憎，且亦有行贿而得者”。通过选举来认可妓女成就的选择过程涉及大量的权谋，成功与否要看妓女有没有本事调动起冶游客和广大读者的关系网络。太拙劣地推销自己的妓女会受到尖刻的挖苦嘲笑。金巧林交给报社一份自我推荐，用文言文写成，一个评家在报上说，奇怪啊，目不识丁的妓女怎能写出如此有学问的文章？虽然妓女很起劲地争上花榜，不过也有人抱怨说上了榜也未必都是好事。花榜题名后，一大群人来道贺，人人都盼着得红包。1919年有个妓女放弃了头衔，就因她“妈妈”讲话难听，总抱怨开销太大吃不消。 上海最早的妓女花榜由文人作家个人出面组织，167他们同报纸、出版社关系很深，推举结果只在很小的文人圈内公布。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新创办的小报（“蚊虫报”）开始设花榜搞评选。李伯元的《游戏报》自1897年起，每年举行四次选举。首届选举大受关注，报纸的发行量激增，头一轮卖出5　000份，加印后又卖了3　000份，因此别的报纸效法此行亦属必然。在20世纪头10年中，举办过选名妓活动的报纸有《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等。那时很多文章都哀叹说，现在学样搞花榜的要妓女交钱才让上榜，真是让花榜降格，有失体统。1909年以前，名妓选举从模仿科举制变成了虚设的空架子，1905年科举废止，花榜却还照样授予状元等等的老头衔。 世纪之交，中国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动荡，上层人士对清廷之无能、抵御外来势力入侵之不力，已越来越感失望。文人素来好以官吏比作妓女，议论花榜时亦不免透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1894—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有几个作家写道，宫廷臣子“资敌媚敌、纳款献诚”，竟仍享受高官厚禄；因喟叹道，时下连士大夫都如此失德，还怎能责怪“至卑至贱一弱女子”，说妓女不事一主呢？ 1910年至1917年间娼妓界没有举行选举。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政府已成立，国家陷入了军阀混战。1917年重开花榜，主办者更新了头衔，不再沿用科举时代的称谓，而给优胜的妓女封军政职务头衔，如大总统、总理、都督、法官、参政、才、艺、品、貌部总长次长、司令、特区司令、政长、督军、顾问等等。乍看这些选举似乎只是昔日辉煌的回光返照，是在新文化作家们猛烈抨击士大夫文化方方面面的时期，从遥远处传来的一声回响。然而，有些观察新式选举仪式的人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使用政治词汇是一种曲笔，用意在于拐弯抹角地批评政府的软弱无能。1681917年，《中华新报》的评论员甚至指出，选举的组织者策划让雉妓（即“野鸡”）以“在野党”的名义参选（“在野党”和“野鸡”共用一个“野”字），恐怕是暗地里表示支持国内的非执政党派吧。评论者又挖苦说，妓女也叫大总统倒是有利于破除中国僵化的等级制度，建立更灵活的西洋式社会制度，是应该视为社会进步的。 民国时期的妓界选举论规模比帝制时代大得多。例如，1917年岁末，新世界游艺场举行公开的选举大会，参加者要购买选票，凭票选举。在1917年和1918年的选举中，有几个嫖客买下好几万张选票，只投给几个妓女，不仅公开表明他们所推的人选，也是当众炫耀自己的财富。1919年在大世界游艺场举行的选举活动为小报的闲话专栏提供了好几个星期的谈资，所授的称号有嫦娥（中国古代传说中飞奔月亮的美女）、月舞领队、月舞仙子等等。及至1920年，就连上海资格最老的报纸、老成持重的《申报》都刊登了选举广告。各种竞争性选举愈演愈烈，各种名目的头衔越来越多，对发起选举的团体来说，这种势头说明选举的潜在商业价值。这时举办选举的除游艺场和小报外，还有各家公司。例如，1920年有一种大肆宣传的选举是由企妹牛奶糖公司举办的，名曰“企妹香国选举大会”，要选出大总统、副总统和总理。（“香国”两字是必须加的，以区别于新世界游艺场办的选举，后者的名称“花国选举”已经取得版权保护。）优胜者得到一套精致的西式家具，第一名的称号“牛奶总统”（因牛奶糖的主要成分而得名）从此风行上海。企妹公司举办选举的目的是为了推销糖果。与早先的花榜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些花榜靠比赛选出，有几千个妓女参加，比赛唱曲和表演的功夫。 但是，在名花选举变得越来越频繁、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的时候，从租界开始响起的改革呼声却改变了这种礼仪活动的大环境。1920年，上海工部局开始以摇珠抽签方式逐年取消妓院的营业执照，花榜选举这才终止。此后若干年中，老派的文人越来越多地著文忆旧，在唤回昔日青楼光彩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博学多识。怀旧的一种形式是为历届花榜造谱系，将每年的赢家及其头衔一一记录在案。169在一时成为时尚的花榜年谱中，李伯元的花榜以规矩严而被列为典范，说是他选名花如科举，完全以才华取人，不像后来的花榜被贿选和商业宣传败坏了名声。（资料中只字不提科举制度后期也存在着大量的卖官鬻爵现象。）这个时期，文化人士中亮出改造娼妓业旗帜的人数在增加，这部分人不是通过鉴赏品玩妓女的仪式，而是在宣传改革娼妓制度的行动中，界定了自己的身份和立场。  
    第六章　职业生涯（七）
    妓女之间的联系网络 娼妓生活中的许多事情进入历史记载，只是因为作家和报人感到嫖客或更广大的都市读者对这些事情产生了兴趣；娼妓之间的关系被记录下来的情形也一样。前面曾说到，妓女之间的争执与不和是小报热心追踪报道的内容，同时小报还尽责地报道妓女之间的生意合作或竞争的情形。如果一个妓女出城去进香拜佛，或生意太忙，她可能会请一个妓女来帮忙。两个妓女之间的关系或平等或有主从，这要看各自的资历和走红的程度。有时几个妓女合伙开妓院。报纸评论妓女小团体的密切关系时，会说她们“情同亲姊妹”。不过这种关系究竟多深、能维持多久等等，报道通常是不说的，至于她们抱团（或不抱团）的背后有无感情纽带，报上更少提及。 妓女之间的联系有一种比较明显的形式，就是结拜姐妹，纵然没有生意上的来往也能结拜姐妹。有一个自称“十姊妹”的小团体，互相之间的称谓学上海地痞的样，按排行称老大、老二等等。这种做法在20世纪头10年中挺普遍。十姊妹分属不同的妓院，各自结婚离婚的时间也不同，但据说互相之间很抱团，常常在一起聚会。有的资料说叫这种名称的女性团体不只一个，还说如姐妹中有人离开了娼妓行当，那么她的老三或老四的称号就会传给别人。但关于这一点同样缺乏详细的资料。 最有名的团体称呼要算妓女中的“四大金刚”了。金刚原是佛教用语，指把守天国的侍从力士。在庙堂里，这些天神或持剑，或抱琵琶，或拿雨伞，还有一个手中是一条蛇（有的说是蛤蜊）。一部专讲娼妓知识的文集开玩笑说，上海华洋杂居，如此繁华的口岸，确实需要天神守卫，170于是有的便化成肉身下凡，美艳无比，保一方风调雨顺。这哪怕只是一句玩笑话，但已将高等妓女的存在同上海的繁荣和安全联系起来。小报频频提到四大金刚，说她们每天去花园的时候受到大官的礼遇。四大金刚究竟是哪四位妓女，各种资料说法不尽统一，学者之间甚至发生争论，但最为经常提到的是张书玉、金小宝、陆兰芬及林黛玉。 “四大金刚”和“十姊妹”不同，它是报纸和指南作者创造出来的组合。几个人之间没有感情基础，没有共享的商业利益，也不像有任何相似的人品、性格，她们自己根本没有集团意识，只是互不相干的个人，被拼凑到一起。她们都是上海妓界的头面人物，这是她们之间的共同点；因此四大金刚成了她们显赫名声的简称。 在19、20世纪之交，有一些名士想为没有亲友认领的名妓造一个公墓，让她们得到像样的安息之地，也可供其生前客人、知己、恋人等前往凭吊。他们来找四大金刚，委托林黛玉代为募捐集资，用以购买墓地，并请其他三位金刚协办。四个女人共印捐建花冢册1600份，每人负责去妓院分发400册，月底收上来。林黛玉头一晚就募到300元，妓女、嫖客都有捐的。（但是另一处的报道却说总共才募到428元，并没有提林黛玉募了多少，反倒是责备她没有管好募捐活动。）四人中文化程度最高、最有文才的金小宝在龙华寺附近选了块地，谈妥了价钱，办理好所有的手续。1899年春季，四大金刚在墓地立界石，树墓碣，镌刻“群芳义冢”题词，并金小宝等所有捐款妓女姓名录。后来，义冢因管理不善竟然消失，到了1928年已无人知晓其方位。 同募捐建花冢同样有意思的，是由此而产生的文字作品。1928年的一部见闻录重印了一批信函启事，其中有代林黛玉拟的、以她的口气写的信，恳请其他三位金刚协助募捐事宜；还有代林陆金张四人拟的启事，向大众说明建冢宗旨并征集捐款。这些启事辞藻华美，文意深奥，浸透着悲凉情感。女人说自己“生入劫运”，“悲愉不能自由，疾痛谁可与语”，“曾几何时，倏已萎谢”，充满了人生苦短、生命无常的无奈。171林黛玉请求其他三人、并四人一起请求“乐善群公”怜悯“已萎名花”，行义举，共建群芳义冢。还说因“是举为维持同类起见”，故妓女认捐责无旁贷，但仍望众人解囊，她们将“分任劝捐”。至于读者究竟能从启事中看出妓女对时世的什么看法，则是历史上的无解之谜。每则启事都是“代拟”的，而拟稿者很可能是个男人。女人用高度程式化的文辞表达人生悲苦和短暂的感念，听上去极似指南、见闻录作者本人的遣词造句功夫。妓女似乎在代表自己说话、在说自己的事情，可是恰在此时，妓女本人的“声音”这个问题变得最让人难以捉摸。 这种情形在下面要说的戏文中更为明显。花冢落成，小报主编李伯元“发起征撰”传奇，纪念建冢过程中的可歌可泣事。于是有两位名士合撰《玉钩痕传奇》，共分十出，“文情悱恻，传诵一时”。传奇有些部分属于募捐建冢始末的纪实，然全戏却因引入（虚构的？）妓女陈黛玉之死而获得一种完整性，“被恶鸨凌虐致毙”的陈黛玉成为被埋葬在花冢的第一位妓女。利用陈黛玉之死来推动情节，也等于说出了妓女受害的一种方式。虽说高等妓院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摧香”事件，但是这般凌辱在四大金刚的传略中却是一概看不到的。《玉钩痕传奇》和募捐建冢的启事一样，也只能读作由女性的声音诵读的、男性作家笔下的妓女生涯。  
    第六章　职业生涯（八）
    妓女与国家 清末民初，革命风起云涌，其中强调女子教育为国民改造之关键，对沪上妓界影响尤深。妓女也同其他各界妇女一样，组织起来，争取受教育权。1906年前后，中国正设法回购洋人的铁路投资，一个艺名蓝桥别墅的妓女在收复权利的运动中捐款1000元，受到官方赞许，声名大噪。 1914年，有一批年长妓女（其中有林黛玉和翁梅倩）借用达尔文的语言，成立了“青楼进化团”。该组织的两名主要积极分子是张曼君和祝如椿。据说张曼君热心阅读革命报纸，是早期青楼女子爱国思想的代言人。她因做过一次演讲而出名。那时妓女中时兴穿印着国旗图案的长裤，张的讲话谴责这种时髦，指出有那么多战士和英雄都为这面国旗牺牲了性命，而现在她们却把国旗的图案穿到裤子上，172不是叫洋人看中国人的笑话吗？ 祝如椿曾于1897年居花榜榜眼，因容貌娟妍著称。人到中年后，祝如椿开始相信妓女需受教育，才能救她们出“苦海”。（用“苦海”、“花残月缺之悲”等词语来描写妓女境遇的究竟是祝如椿还是指南作者并不清楚。）青楼进化团为募集办学经费搞了一场义演，事先发布消息，“假女戏园演戏一天”，上海许多最负盛誉的名妓登台献技。当夜募得一千多元，用于租校舍、聘教员，报名者五十多，其中包括“房中做手、雏妓等”，组织者本人也都入校学习，指南书宣告“魔鬼地狱一变而为弦歌礼义之邦”。妓女学生在学校懂得了提倡国货，抵制洋货。正如张曼君在一次开会演讲时所说，对青楼的前途不可能不抱无限的希望。 然而，这项事业因与娼妓的营业日程冲突，很快就难以为继。祝如椿离开上海去了天津；本来在高等妓女的职业生涯中，在不同城市间走动是很平常的事情。学生每日演出、接待至凌晨三四点钟，早上起不来，不能按时学习上午的课程。因工作所需，她们起身后要花许多时间梳妆打扮，下午晚些时候又开始招待客人了，而学校要下午4点才放学，故也成了问题。学校缺乏固定的运营基金和有效的管理，学生旷课，学校终于关门，青楼进化团无形中也解散了。 五年以后，妓女冰办起了一所学校。她的妓院有两幢楼，学校就设在其中一幢底层的厢房内，组织比青楼进化团简单些：学生每天上一小时的课，每个月交三元学费。课程由冰的哥哥讲授，他在文学方面有点功底。妓女及其子女入学上课，但四个月后学校关门，据说也是因为学生夜夜陪赌局酒局，耗时无数，荒废了学业。此后不久，冰找了个有钱的军官，准备同他结婚了。 上述组织尽管短命，却标志着妓女已开始直接参与国家大事。在民国的最初10年中，妓女参与政治活动已成为很平常的事情。1915年，国内对日本提出的“21条”要求反应强烈，一些妓女捐出了部分局差收入和胭脂钱，173共计300元，用作民族救亡基金。藏春阁给当地多家报纸写信，表明妓女同各界市民息息相关，她的命运同国家的存亡息息相关。她说自己虽生来不幸，现只是北里歌场一歌女，但“青楼女子毕竟也有家，有家的人也必须有国，因此生活的根本就是为国家服务”。她又说，从客人的谈话中了解到，有个国家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或是朝鲜，也就是变成殖民地。她声明说，“我虽然只是个妓女，但我也是国家的公民。”她拿出一部分积蓄捐给一爱国团体，希望对救国聊有所补。 1919年北京的“五四”大示威前夕，上海有19位妓女组织了一个宣讲团，请林黛玉做她们的“大阿哥”或“大伯伯”。（《晶报》评论说“此举让人想起义和拳运动，不寒而栗”，但并未说明为何这个组织不像一般那样得到首肯，反遭如此恶评，被比作歪门邪道的叛匪。）“五四”游行示威事件之后，5月9日为国耻日，妓院关门、停生意一天以志纪念，妓女表态只使用国货。6月上旬，妓院再次停业，妓女和全体市民一起参加罢课罢工罢市活动，直到6月中才结束。冰的门外取下彩旗，换上黑色布告牌，呼吁非暴力抵抗。有声望的妓女宣布组成青楼救国团，在上海散发了2000份传单，号召进行非暴力示威，要求释放被监禁的学生。她们还设了供应站，为罢课示威的学生送食品茶水。大多数妓女的敬告都只谈国家大事，一般都加上“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等开场白。但是，一个名叫全国改革联合会的组织致“花界姐妹”书，则谈到娼妓业的情况，云姐妹们没有好的生路，只好被迫卖身，成了天下可怜人，但是她们可以通过组成小组、在全市散发传单、宣传救国的方式，使国家和自己的前程得到改善。这里，国家命运同娼妓命运的改善联系在一起。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期间，关心国家命运几乎成了妓女必须做的事，据1919年的《晶报》报道，有个名妓因为不会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五四”以后，冰说到做到，不再招待日本嫖客。174当她的一个常客请了日本人一起到她的妓家吃花酒时，她径自出去听戏了，仆人们只好在附近的菜馆叫了点儿饭菜。林黛玉派了个阿姐过去帮忙招待，但当地的闲话专栏报道了冰拒不接待日本人的事。将近20年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有记者报道了一场妓女组织的无伴奏歌咏比赛，为救济难民共募集现金1　670元。上海社会局局长和一个重要救援组织的干事也参加了歌咏比赛。 就在以上一个个故事的累积中，不但国家大事越来越成了妓女生活中的大事，而且高等妓女在国家政治事件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地被放大。指南书和报纸上，高等妓女的政治行动和花边新闻同时刊布，一边是青楼进化团、妓院参与全市罢市行动的报道，一边仍是新近谁同谁好了、流行的款式、谁生病了等等的名妓消息。名妓新闻内容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根本没有转移“坏女人”、“好女人”在做什么这个主要聚焦点，大多数高等妓女在公众面前的展露，仍与传统的色艺范畴相关，而不是爱国主义和自我更新的行为。但不管怎么说，报道中持续出现了一种新的亚主题，它视高等妓女为受到威胁的国家中的公民，认为她们因职业低贱而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随着报道不断将高等妓女与国家联系起来，对娼妓生涯的理解也形成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为了中国的强大和现代化，不仅一般的娼妓、而且高等妓女也应列为改革的目标。  
    第六章　职业生涯（九）
    无言的空白：避孕、怀孕、子女、老年 本章开头已提出，高等妓女的历史记载有其十分奇特的地方：我们能从中找到不少有关她们救国行动的信息，但是若要问她们怎样避免或寻求怀孕，怎样处理自己生下的子女，要问她们活到老年，不能再靠为有钱有势的人说唱表演或当亲密陪伴来养活自己了，又怎么度日——这种种问题，从史料中倒是找不到什么信息的。 1949年革命后编撰的资料处处突出“诉苦”的话语类型，人们在“诉苦”中学会运用压迫和反抗的语式重新阐释记忆中的过去。妓院的管理体制有意被用来与革命后的国家政体作对比，从压迫和反抗的话语中，我们了解到妓院制度对妇女的生殖健康漠不关心。我们得知，在一些妓院里，女人在行经期间或甚至怀孕五六个月了，还必须继续工作，结果导致了从血崩到经常性流产等各种妇科疾病。175妓女流产后很快又被安排接客。为防止妓女怀孕，老鸨天天给她们服用明矾。另一种办法是让妓女吃活蝌蚪，说是此物“大凉”，可抵消内“热”，不致怀孕。活蝌蚪也用作堕胎药。妓女长期服用活蝌蚪，似乎导致了不孕症。 但是，上海的妓院中使用活蝌蚪避孕是否普遍，由谁来管妓女、甚至强迫妓女吞服蝌蚪，长三幺二妓院的做法与野鸡妓院、花烟间的做法是否有所不同，还有什么别的有效（或无效）的避孕方法等等——这些方面的信息在现存的资料中是很难找到的。尽管堕胎在中国的城市中似乎是很普遍的做法，但是在有关娼妓的史料中，谈到堕胎的地方甚至比谈避孕的还要少，这可能因为晚清民初的刑法将堕胎定为非法行为。同样，尽管公共卫生当局提出性病是导致妓女不孕、死胎、流产的原因（见第九章），可是有关的信息却少得可怜。1948年的一项调查就提出性病是不孕的原因。调查发现，在500个妓女样本中，怀孕率是极低的。样本中只有五分之一多一点在一流妓馆工作，500人中一半多一点都有性病，但是这项研究并没有分析高等妓女中的性病发病率。 我们对妨碍妓女怀孕的确切因素知之甚少，对妓女、老鸨、客人等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更是不得而知。现在接受采访的人士仍使用“诉苦”模式，他们所提供的说法很切合当前女性主义的类别范畴，即将怀孕看作是一种反抗的模式。上了年纪的被采访人回忆说，为了老来有保障，妓女会利用性的策略，尤其是怀孩子的能力，达到返回社会的目的。结了婚的女人在夫家用生子的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样，妓女也会用怀孕的办法脱离娼妓业，怀孕能使妓女进入婚姻，或至少是当小老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群接受采访的上海老居民讲起了大庆里的年轻妓女巧囡的故事。巧囡同一富家子弟有了关系，因她长得漂亮，老鸨待她不错，看管也很严，当然不情愿让阔少替她赎身。巧囡怀孕后，和情人商定不堕胎。她不肯服用每天送来的活蝌蚪，等肚子大了，客人不可能再找她了，老鸨这才答应那大少爷将她买走。从这样的事例中，我们了解到怀孕会引起妓女和业主之间的矛盾，双方会争论谁有权安排性服务和决定生育方面的事情。 但是，小报闲话栏中的文章却表明，怀孕和生育可能与继续做妓女完全不矛盾，176老鸨并非必然认定怀孕是灾祸，妓女也不一定拿怀孕作为退身之策。1919年有一条消息说，某妓怀孕了却不知肚里的孩子是哪个客人的。这时嫖客龚某非说孩子是他的，老鸨十分高兴，叫龚付了一笔钱，相当于补偿了妓女产假的损失。还有一条消息就事论事地说，某妓因刚生下的幼子死去，伤心过度，怕要推迟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做生意。第三章已提到，儿童在妓院中并非难得一见。妓院收养了许多孩子，让她们学说唱技艺，但还有不少孩子就在妓院出生长大，这就不只是女孩，也有男孩（见图18）。19世纪80年代的名妓李珊珊本人就是妓女所生，其生父系清朝大官李鸿章之子。当李公子不再送钱给珊珊母亲时，这妓女就带着5岁的珊珊上门讨要抚养费，传说李突然病倒，次日便毙命。珊珊在母亲的妓家长大，11岁就当小先生；16岁时，其心上人因受人嫉妒被谋害，她亦随即自杀。高等妓女抚养女儿，让她们习艺，学做有教养的艺人；有的妓女还努力培养儿子上学，只是这方面的记载支离破碎，没有多大价值。 有时，不论年长的妓女和老鸨自己是否曾生育，她们都会收养女，将其养大了嫁出去，讨个好价钱。有个30岁的老鸨已嫁了两个养女，收益颇丰，足以歇了生意享清福了。还有一个乐技造诣很深的妓女嫁出四个养女，有了厚实的家底，只可惜积蓄全都点了烟了，落到那千篇一律的下场：破衣烂衫，拖着肿胀的双脚游荡在法租界的马路上，哀叹着从前的荣华富贵。 年老体衰、穷困潦倒的叫花子——最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代表娼妓生涯的必然下场的，正是这种形象。但是，这样的结局在妓女的实际生活中究竟有多普遍，是不清楚的，因为大多数女人被纳妾后（如她们能当上几个月的妾的话），对她们的报道也就停止了。实际情形很可能是大多数妓女并没有在法租界的街头结束其娼妓生涯，但指南作者感兴趣的只是那些流落街头的老妓。世纪之交时的名妓翁梅倩终因鸦片瘾而落魄，三十多年后有人发现她竟在街头卖唱度日。1853年出生的胡宝玉是上海高等妓女中的头牌，她最讨客人欢心，会英文，抽银质水烟筒，好与别的妓女争斗。但是名气和漫长辉煌的从业经历都未能使她免遭晚景的凄凉，最后仍落得个穷愁潦倒、困在老城中的下场，远离公共租界的繁华地段，尽管她曾经在那里叱咤风云。 忠诚美貌的妓女常被比作宦海浮沉的官员，177同样，落魄的老妓往往成为男作家的工具，表达他们最喜欢的两个主题：一是追怀往昔，眷恋那个已被丑陋刺目的“现在”所替代的“过去”；二是叹息人生的短暂。最终说来，我们获得了关于这些女人的现有知识，并能塑造出她们的职业生涯，这多半是因为男作家树立起她们的形象，通过她们而说出了自己的幽思。  
    第七章　人口买卖（一）
    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关于高等妓女的文字，写的尽是对往昔的追忆和怅惘，被羞辱的风险，对上层男子气概的焦灼不安，间或还会有一些对于国事的忧虑。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一种关于男性之乐的文字——表现他们与妓女相遇、爱慕、占有以及他们对意中美人的赞赏。不过，这些也并不是上海关于娼妓业公众舆论的全部。与其相伴的还有对于妓女、嫖客以及更大范围的社区所带来的危险的讨论，这种讨论有时也与上述关于愉悦的讨论交织在一起。第三部分即考察三类这样的讨论，涉及人口买卖、法律和性病这三个话题。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妇女买卖交易是上海娼门、妓女之家庭、人口贩子以及国家这几方面的一个交汇点。它不仅牵涉第二部分所谈到的那些高等妓女，而且牵涉娼妓业中那些等级低下的妇女。指南书、小报以及回忆录中很少提及贩卖人口的问题，然而在另一方面的信息来源中，例如主流大报、改革报告、黑幕小说以及赈济机构或警署的记录中，它却比比皆是。外国人和中国人都谈论这个话题，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倒是中国人的声音占上风。 有关人口买卖的故事实际上讲的都是受害故事。所有这类故事的作者都说，女人们被卖进娼门，要么是因为她们的父母穷极无奈，只好把她们卖给人贩子，要么说是在她们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拐骗所致。1无论哪种情况，堕入娼门都被编排成一种与家庭纽带的断裂，妇女是作为被分裂出去的牺牲品，被推入到上海的妓院这样一种城市社会之中。 这样的表述其实是不完全的，而且引起了误解。但它却具有极大的说服力，182它引发了许多废止娼妓业的努力，而且在当下有关性服务业何以死灰复燃（见第五部）的讨论中，它还在继续产生回响。本章在考察人口买卖现象时，不仅要看这些故事是如何描述买卖妇女这一行当的，而且还要从中辨析记录下这些现象的人又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以及1949年上海解放前那些从事性服务业的人所采用的策略。 许多资料强调，人口买卖是进入上海娼门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本章首先将描述贩卖人口的过程，妇女和她们的家庭又如何通过法律系统来纠正不公。当家庭联系被最极端的方式——绑架——切断时，女方家庭间或也会诉诸法庭要求妓院放人。在这种情况下，娼妓业、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危险人口买卖尽管说来说去都是绑架拐卖的故事，但我们必须牢记，许多这样的买卖，其实被卖女人及其家庭都是知道并同意的。许多妓女，甚至大多数的妓女，都有非常复杂的家庭关系，她们既对家庭负有责任，又从中得到支持，而这种关系又充满了冲突。本章的第二节将对这一关系网加以审视。警方和社会工作者对妓女的访谈表明，性服务所获报酬在许多情况下实在是微乎其微，但与在上海从事其他行当挣钱的妇女一样，这些钱对于她们的家庭也是至关重要的经济来源。妓女供养她们的家庭，而当她们与老鸨发生麻烦时，她们的家庭同样也会出面相助。 倘若这些从事性服务的女人都是有一个家庭关系网的，那为什么在当时的资料中又要把她们说成是没有家庭联系的牺牲品，或把她们说成是生身父母家庭与老鸨为之对簿公堂而争夺的对象呢？本章的最后一节将就20世纪上海的妓女讲得最多的所谓与生身父母断绝关系的故事，作出几点解释。  
    第七章　人口买卖（二）
    绑架 白蚂蚁及新闻报道 现代作家们常常警告说，被人拐卖或被骗入娼门是女人在上海动辄会遇到的一大危险。2而20世纪出现的有关娼妓业的警示性文字，也把那些看来无害的城里人都描写成心地邪恶的样子： 许多宾馆服务生，剧场的引领人，饭店的侍者，卖花女，报贩子，马夫（车把式），女佣，甚至拉黄包车的苦力，都在这交易中插了一手。而其中最为危险的，或许就是那些女理发师和卖珠宝的，因为她们很容易走家串户，很方便地施加她们的影响。3 新闻报道则更让人感到女人们在上海183一不当心就可能遇上危险。1920年11月，《申报》上就有这样一则报道，一名叫梁彩花的18岁的女佣上街买东西，遇到她东家的一个朋友梁德余。梁德余邀请她看戏，后来又拉她去了一家妓院，并同她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妓院老鸨称，梁德余以100元的价码将彩花典当给妓院半年。彩花的一个亲戚得知她失踪的消息后，领警方到妓院来要人；梁德余被判入狱三年，老鸨则被收监三月。4这一类故事说明，在那样一种复杂的都市环境中，即使是熟人也可能危及一个女性的贞操，甚至还会危及她的人身自由。 妇女在当地被拐骗仅仅是这种人口买卖活动的一个方面，人口买卖从上海又延伸到内地，直达遥远的省份。人口贩卖包括买进或采取暴力形式抢人，把这些女人运送到远离家乡的地方，把她们变卖或典当给某个顾主，后者实际上获得了对她们的所有权。关于贩卖人口行当的描述至少涉及三类人：　绑架者，运输者，还有就是掮客。5第一类擅长诱拐那些已经来到上海的人。这些诱拐者据说大多是一些苏北来的妇女6，但有根有据的传闻则说干这种事的有男有女，哪儿人都有，他们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把来到城里的乡下女人骗到手。 例如，在1929年的一个法庭案例中，两个女人，一个18岁，另一个16岁，她们控告一个名叫周内琛的绍兴女人想要把她们卖到妓院去。据18岁的这个名叫王兰翠的女人说，她们来到一家职业介绍所，想找个当保姆的工作，周即以同乡的身份上前来与她们搭讪。她和她们呆了一天，晚上又请她们去看了一场电影，但是，王在法庭作证说，她后来的言行就变得可疑起来： 后被告同我等至一客栈门首。她先入内，约半小时始出，随有男子数人，向我等姊妹两人详细察看，滔滔私语，我睹此情形，决无良意，况我等与被告在各马路游玩之际，被告谓汝等欲向人家帮佣，非常劳苦，不如入妓院为娼，快乐无穷等语，我等遂弃被告，雇黄包车即往新闸路酱园弄母亲处，将情告知，后始报捕，将被告拘获云云。7 民国时期报刊上最多的就是貌似上等人、其实却是人贩子的一类故事。例如1929年的一则新闻报道说，一个女人到上海来想当帮工，她到一个修道院投宿，184却被僧侣们典当到了一家妓院。同年报上还有一个故事说，一家黄包车行的老板趁车夫外出拉活之际，竟两次想把他的老婆送出去作抵押。8虽然这两起事件均因为亲戚的救援而未得逞，但这样的故事着实渲染了上海街头的危险，尤其对于那些新近从乡下来到城里的妇女更是如此。她们从中引出的教训是，除了自家人谁也不能相信。而由此又引出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千万不能与自己所熟悉的社群断了联系，女人和她们的亲戚绝不能相信她们周围的陌生人。 继拐骗者之后，人贩子中的第二类就是运送被拐妇女的那些人。他们或把从上海拐来的女人变卖到外省去9，或者自己到灾区去买进一些男男女女，然后再把他们转卖到城里去当妓女、女佣或给人家收养。1940年一外国人的回忆录中对这一行当有如下的描述： 这些人被贩卖时年龄很小，非常便宜；在水灾或饥荒地区，人贩子花三五块大洋就可以买一个。要是运气好，他们一转手能把那些挑选出来的在上海再卖个千儿八百。这些孩子13岁的时候就会与某个讨妓院欢心的中国顾主过上她们的第一夜。 与这些孩童和未婚姑娘一样，已婚妇女也常常是这些拐骗者的捕获目标。被卖的妇女径直被称作“条子”，而小孩则被叫做“石头”。上海市档案馆现存的中国反拐骗救济会的档案材料中，就有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这两方面的记录。档案中记载的有些妇女家就在上海，因独自外出或和朋友一起外出而失踪；有的从外地来上海当佣人，结果被拐卖。档案中记录的案例都是在上海被拐骗，然后被卖到(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