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 11 部分阅读

    人累垮了，家资耗尽，也准备离开她。穷困潦倒、病魔缠身的林黛玉于60岁死去。 这段记事与同一作家为林黛玉所作的传略唱的是一个调子，都是谴责林过去背信弃义的恶迹。在记叙她晚年的这篇中，林的一生被描绘为耍阴谋诡计、机关算尽的一生，有头有脸的男人因有钱财而被她攫获，因林同下等人勾搭私通而遭遇背叛和屈辱，又在林认为他们不再有用的时候遭她抛弃。这种犯规越界的行为使她得到了应有的报应，那就是老来孤独脆弱，没有良家妇女在晚年所能得到的家人的保护和社会的尊敬。但是，所谓咎由自取的叙述中却还织缝着别的东西，152那就是对旧世界的怀恋之情——世纪之交名妓一个个去世，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也随之远去了。  
    第六章　职业生涯（四）
    好女人 林黛玉的对立面是能完美地配合男性士大夫理想的名妓。尽管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如此，但至少在文字表述中，她们均知书达理，文静多思，举止谦恭。“好女人”的故事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她们并非因为出身低下或生性淫荡才当了娼妓。她们原本是体面人家人，有的还出身高贵，但时运不济，家道中落，为了葬父或葬母，或为了相帮破产的父亲养家糊口，不得已而沦落风尘。重要的不在于所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而在于传略竟如此频繁地提到这些事件，甚至用以概括妓女的人品。小报闲话专栏描写的“好女人”通常喜欢独处、念书，不情愿尽娼妓的职分，没完没了地应酬客人。例如，报上说朱小芳不爱抛头露面，宁可在家焚香、饮龙井茶、画水墨画。又如戴眼镜的醉春通几国洋文、能写会算，因遭遇厄运无奈当了妓女，但她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家人丢了脸，心里很是难过。陈小凤是妓女所生，父亲是公务员，祖父曾任四川知府；据说她读了许多书，写得一手好文章，会几种洋文，还懂莎士比亚，维持了出身高贵的形象。（这些文章是1919年写的，那时妓女已在使用一些西式的文雅形象来展示自我。）和大多数“好女人”一样，文章中的陈小凤也很渴望从良，嫁个体面的男人。 上海比较有名的“好女人”中有个金小宝，她是所谓的“四大金刚”之一（详见本章下面的讨论）。据说她颇具文才，热心教育，工绘兰蕙，“幽秀温婉恂恂如处子”。一部传略说她出身苏州的金家画舫，但另一部传略则说她出身苏州一贫寒的体面家庭，只因时世维艰，家境困难，才做了歌姬。她曾一度白天上学，晚上表演。写她的逸闻中总穿插着她那念台词般的文绉绉的讲话，表达出她向学的心气和高尚的道德操守。据说她得知沪上士大夫在议论兴办女学的事情后，表示愿意赞助。她说： 以儿飞茵堕溷，飘泊年年，153孽海无边，侧身何所。倘会中诸钜公不以青楼贱质，见屏终身，窃愿拼挡钗环，追附骥尾。明知洪流一勺，无补涓埃，聊藉此以忏悔来生，且见苦海沉沦，非儿素志也。 还有一次，她丢失了一只耳环，一个外号寿头麻子的愚鲁狎客表示，只要她给个“说法”，他就会如数包赔她的损失；也就是说，要她陪睡觉。她冷笑着答道： 并未敢要大少尽赔。如大少愿赔，自应感激，有何说法？如欲说法，我辈交接阔大少不知几许人，一一皆须说法，我只一身，恐分不开也。 如前所说，在娼妓的生平故事中，“坏女人”往往无善终，像林黛玉那样，年老体衰，晚境凄楚。与之相反，“好女人”有可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金小宝做了一件与她的美德和学问相称的事情——赞助一位客人东渡日本留学。此人学成回国后娶金为妾。（最近有学者出示此君后来遗弃金的证据，但此事在当时任何一部传略中都未曾提及，否则便不会有大团圆的结局了。） 常被称为“诗妓”的李苹香因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文墨而成了“好女人”的典范，不过从其艳史和入行途径看，她有失端庄素雅的理想行为标准。李苹香本名黄静仪，可能生于19世纪80年代。史料中有关其籍贯的说法不一，有说嘉兴，有说松江，甚至有说她家原籍安徽的（上海的籍贯等级中，安徽位于嘉、松之下）。据说黄静仪的父亲为苏州一收税人（厘差），家学渊源。他亲自教女儿写诗作文，常对人夸奖女儿的学问，称她是家里的“不栉进士”（即“不挽发髻的进士”；“进士”为通过殿试者，那时妇女当然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14岁上，黄静仪被许配给刘家公子，但未及举行婚礼，父亲就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到母亲肩上。潘家离黄家不远，潘家之子潘青园年纪同静仪不相上下，青梅竹马，154两小无猜。青园长得英俊，只是出身寒微；静仪私下同他已有肌肤之亲，不想嫁到刘家。她同母亲论理，据说母亲对她百依百顺，容她同潘继续来往，同时却着手安排与刘家结亲的事宜。婚礼后不足三个月，静仪就借口同母亲一起去进香，与母亲和情人潘青园逃往杭州。小两口在庙里安顿下来，黄氏则给刘公子写信，称女儿突然病殁。刘差人运回她的棺木，葬在天马山。潘与黄留在杭州，并照料母亲起居。 不幸的是，潘青园除了长得俊，似乎一无所长，根本没有养家糊口的本领。一家三人流入苏州，靠静仪在扇面上抄录诗词并在街市卖扇度日。1901年春天，他们来到上海。静仪在沪“堕入”淫业，进了幺二妓院，芳名李金莲。（一种传略说她被骗子骗到上海，只字不提她自己决定同所爱的潘逃跑一事。后来有回忆录称是潘将其鬻入勾栏。）过了几个月，有倾慕她的客人了解到她工于诗词，同情其遭遇，遂出面说合，使她转入娼妓业最高档的长三妓院，更名为李苹香。很多客人都知道她会作诗了；她与客人一同吟诗作诗，应和自如，因而声名远播。她还写得一笔好字。 李苹香有四首诗常被引用。这些诗的创作年代不详，李对诗的悟性是否受到其娼妓生涯的长足影响亦不清楚。有些传略在谈到她童年的诗才时引用了她的诗作，有的则是在交代她如何沦落风尘之后才引用。这些诗作是如何流传开来的，传略亦未有明确交代。她吟颂自己的诗了？写下来赠与客人了？指南书中刊印的是她的原作吗？抑或我们读到的只是客人凭记忆记录下来的样式？李苹香的崇拜者曾安排出版过她的一部诗集《天韵阁诗》，由文明书局刊印。 尝制选菊诗 斜斜整整叶缘枝， 一样滋培有等差。 纵带容华155终免俗， 别操鉴赏任嘲痴。 空群骏足悬高价， 绝代蛾眉压众媸。 但惜东篱风骨冷， 何人肯采未开时。 失猫诗 画长贪卧乱书对， 底事穿云去不回。 灯下渐看饥鼠出， 花阴疑逐小虫来。 深恩易背奴无行， 饱食终将不才。 恰笑主人痴太甚， 临风为汝一徘徊。 中秋诗 一年最好中秋月， 强半都从病里看。 今夜酒杯浮潋滟， 谁家人影照团圆。 近霜园果纷盈座， 斫雪溪鳞乍上竿。 寂寞闺中无伴侣， 夜阑吟啸绕花栏。 哭妹诗 芙蓉枯死菊衰零， 十一年来一梦醒。 苦向绣帏勤笔墨， 角渠医药悟参。 虚心善解双亲意， 妙手常披一卷经。 今日从头频忆惜， 凄然寒月如疏棂。 每一首诗都是不同主题的结合，既表现了赏花吟诗等精致的鉴赏力，也在感叹韶光易逝，156表达人与人关系中的失缺和思念之苦。虽说敏感的读者从诗歌的选题和程式的运用上可能会听出女人的声音，但如不考虑流传途径及特定的读者群等问题，从这些诗歌本身是看不出娼妓诗的痕迹的。它们在上海那些光顾高等妓院的冶客中流传吟颂，都市中的“才子们”争相博取李苹香的青睐。有些人甚至将李苹香比作宋朝女诗人李清照。 据说李苹香选客人趋文避俗，然而响当当的名气也会令她遭罪。她至少有一次受到牵连，陷入难堪，而此事被人揪住，反反复复地说，意思是最有教养的妓女也难免遭受屈辱。话说有个老头迷上了李苹香，但他的儿辈、甚至孙辈也同她过从甚密。一个孙子在李处走动过于勤快了，家人都看出了他的痴迷。于是李苹香被宋氏家长抑或其妻传唤至宋府，罚跪了很长时间。据说苹香异常痛苦，回说既为娼妇，只知对客来者不拒。说府上人外出冶游，怎好怪罪于她？她怎可能对个个来客都去查三代？这个故事成了个笑话，到处流传，据说对她的名誉也稍有影响。 李的情人潘青园好吃懒做，完全仰仗她的收入度日。这时他听说有客人想娶李做妾。（另一种说法是至此时潘已染上鸦片瘾。）据说潘因害怕从此失去“摇钱树”，便开始打官司（究竟告李还是其客人不详），以李的父亲或叔伯的身份，反对她的“私情”。法官最终发出指令，不准她回妓院继续为娼。她离开上海去了宁波，因诸事不顺又回到了上海，住在汕头路1号，并在那里开了一家字画店，取名“谢文漪斋”，靠卖自己的字画为生。文人学士梦月生、汪渊若、李云书、王一亭等纷纷慕名而来，买她的字画。1906年，她嫁给一个叫黄秀伯的地区观察员，此后据说住在马立师。 这些资料中没有任何责备李苹香不尽妇道、为妻不忠的意思，相反倒是其情人潘青园被描画成了没有责任感的人，没有能力养活她或是不情愿养活她。文字资料中的李苹香对母亲克尽孝道，对潘忠贞不贰，与客人谈诗论文，才华横溢。她在感情上或许并不聪明，但她不像林黛玉，绝非淫荡货色。结果她脱离了淫业，结了一门亲事，看来婚姻关系稳定。157然而就在她成婚之前，这些作者也不是按娼妓的标准看待她的。她之所以被奉为典范，完全是因为有文采的关系。她不是用性而是通过诗文与客人交往，对于一个高等妓女而言，能诗会画本身显然足以让她配得上在传略中被描写成“好女人”了。  
    第六章　职业生涯（五）
    死女人 在人物传略或是小报的报道中，高等妓女无论好坏，从来没有被说成是上海生活的丑恶、阴暗面。高等妓女始终是显性的存在，她们鲜艳的服饰、每一步行动以及与权势人物的关系等，都是小报闲话专栏最有价值的新闻。公开议论高等妓女等于赋予她们在上海社交场的地位，或干脆已认定她们在社交界占有一席之地。即使她们遭遇不测，有关报道也很克制，甚至写得很庄重。例如，1929年4月和5月，有两名妓女先后被不知名的歹徒泼硫酸毁容，小报上报道两起事件的文章详细描写她们受到的伤害及疗伤的情况，但没有大肆渲染，耸人听闻，整个调子是客气的，对伤者也很关心。文章说这两位妓女都想不出有何仇人，但文中却丝毫没有提出为xing爱争风吃醋而激发攻击行为的可能性。虽然评论高等妓女活动的文章有时含着傲慢的、批评的口气，虽然思嫖的男人受到规劝，说同妓女打交道的时候，要当心皮夹子里的钞票去得太快，要警惕别被人当作阿木林伤了男人的自尊等等，但是，舆论几乎从不谴责妓女的生活危及自身安全或危及公众健康和公众道德。 舆论的节制在1920年报道妓女莲英遭遇抢劫谋杀的事件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将这一事件的报道同下列报道作一对比：1888年在伦敦专杀妓女并碎尸的剖膛人杰克谋杀案，20世纪80年代西雅图的格林河谋杀案，1994—1995年迈阿密谋杀案等。与上述几起事件的报道完全不同，莲英的惨死并未引起公众对娼妓地位低下、易遭袭击等问题的思考，也没有讨论妇女应回到家庭，受家庭保护和管教的必要性。相反，莲英之死被报道为对知名人物无端施暴的事件，对此她的家人、亲友、客人和市政当局反应强烈。尽管许多评论家都将谋杀与莲英的娼妓身份联系起来，但只有外国的报纸才暗示——仅仅是暗示而已——莲英的死多少是娼妓身份之过。 莲英的全名叫王莲英。父亲是杭州的旗人，在她幼年时就已过世；母亲再醮，跟了开茶馆的王长发。辛亥革命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恶化了。莲英在杭州读女校，158中途辍学。她怎样当上妓女的过程未见详细说明，但1916年时，她随同一个女人来到上海。所有的资料均称那女人是莲英之母，看来是她的生母而非鸨母。她与一个上海本地的红妓同住，此妓客人多得应不过来，乐得叫莲英帮忙。然而过了不久，莲英（据说她有点脾气）或是她母亲就同那个妓女的母亲起了矛盾，吵了几架后，莲英便搬出来，另树艳帜。她们闹翻时吵得很凶，那个妓女到处对人说，莲英哪里有本事自己开妓院。但是，根据所有的说法看来，莲英长得漂亮，唱功亦佳，她一走，另一个妓女先前的许多客人也跟着她走了。1917年冬季，莲英在名妓的竞选活动中（见本章下面的讨论）被选为花务总理；1918年秋季，她开始与另一赢得花界官名的名妓徐弟共事。 1919年，莲英给另外两个名妓帮忙，她说自己身体太弱，无法满足客人的要求，对自己的健康也很担心。《晶报》评论说弄不好她很快会有新动作了，还说她“脾气很怪”，一向是谁惹她生气马上就和谁绝交的。但是据说莲英对母亲百般耐心，谁要是对那爱管闲事的老太太态度坏一点，她就动气。她身子“弱”可能是怀孕的缘故。1919年她一度歇了生意，生了个女儿，那是她同一个姓杨的客人交往的结果。有文章说她在这个时期染上了烟瘾。孩子满月后，莲英又回来做妓女，迁至高等妓院密集的小花园。此后刚过一年，她就被杀了。事情发生在1920年6月9日，那时她才20岁。 中外报纸都详细报道了这起谋杀案，疑犯的供词和庭审记录都被汪了翁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他那部1922年出版的花界史话中。报道之详尽，一方面说明如此骇人听闻的案件实属罕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受害人的知名度。反过来说，报道行为本身也构造着谋杀，使其成了能为大众所消费的事件。 莲英谋杀的策划者名叫阎瑞生，是个失业的洋行职员，26岁，身高六尺。他同守寡的母亲住在广东路，房子是租的。邻居告诉警方他从前有老婆，但她很早就跑了。他曾在上海的震旦大学读书（《字林西报》报道说，他“确实受过高等教育，都认为他英文说得很好，法文也好”），159做过一段翻译和誊写员，但是1920年1月初失业了，经济上越来越窘迫。尽管缺钱，却照旧冶游，同城里的公子哥儿混在一起，可谓旧习不改。他有个旧日的大学同窗好友叫朱亚嘉（音），其父是上海富绅朱葆三。据说他还看上了妓女题红馆，欠了她一个节度的嫖资。五六月间，阎瑞生仍是失业，眼看要到端午节，必须付清欠账了。阎向题红馆借了一只钻戒，拿它当了600块钱去江湾赌马，又赌输了。阎拼命想找钱赎回戒指，遂于6月4日借一朋友的局票叫了莲英的堂差。他怎么选中了莲英并不清楚，但《字林西报》的报道反复说莲英总喜欢“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因此阎可能将她当成了可以抢劫的对象。她应召的时候穿着华服，戴一颗大钻戒。6月5日阎再次点莲英的堂差，她却未应。6月7日，他又借另一位朋友的局票点莲英，利用这次机会对她的钻戒估了估价，认为值2000块。6月8日他邀朱少爷等一群朋友到莲英门上打牌，希望藉此向她证明自己有能力交结阔绰的朋友。聚会散前，阎邀请莲英次日去小林黛玉那里叉麻将（小林黛玉系名妓林黛玉的养女）。接着他便精心布置了一场抢劫杀人戏。 他先向昔日同窗朱少爷借汽车，说是打算次日邀妓女外出兜风。（他后来坦白说将朱牵扯进来也是因有点宿怨的关系，早些时候有一份差事未谋成，就因朱不肯出力的缘故，所以心里想让朱也吃吃苦头。）6月9日上午，阎在药房买了用作麻醉剂的氯仿，又找了个相识吴春芳。吴30岁，时不时在茶庄做点事。阎告诉吴自己需要1000块钱作节日花销，想杀个妓女搞到这笔钱；吴只要肯帮忙，就能得到价值一千以上的东西。吴答应了，阎给他钱去买行凶所用的麻绳（《字林西报》说是一条丝带）。两人约好下午3时在某茶馆见面。 下午1点钟时，阎瑞生来到朱家借汽车，又塞钱打发了朱家的司机，接着便去接吴及其帮手、一个叫方日珊的瘾君子。阎将车开到小林黛玉寓所附近的茶馆，叫他们在这里等着，自己叫了莲英的堂差。下午4点半莲英还没有到小林黛玉处，于是阎去了莲英那里将她拖起床，又回到同谋处商量。160这时朱家的司机不知怎的冒出来了。阎告诉他吴是自己的仆人，必须跟着他，车太小，坐不下那么多人，再一次将司机打发走。他回到了小林黛玉的寓所。据《晶报》报道，他一面等莲英，一面同小林黛玉说话，问她为何不戴那颗值2000元的钻戒。报上说当时城里食品短缺，她不想太过招摇，就将钻戒收起来了。但她心里看不起阎，所以只说戒指有点松，送去修了。他问在什么店修的，她回答是老客人帮忙拿去修的，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店。 傍晚6点半，莲英总算佩戴着她的招牌珠宝出现在小林黛玉的寓所，手上是一对镶钻石的镯子，两只钻戒，一枚钻石大胸针，腕上还有一块金表。阎谎称他的朋友爽约，不肯来打麻将了，建议带她坐车去乡下兜风。（津津乐道于殖民地枝枝节节的《字林西报》还添说，“据称他告诉她说，他是留过洋的，所以特别当心身体健康。”）劝来劝去，莲英答应了。（《晶报》还说小林黛玉试图将莲英拉到一边，警告她那姓阎的不是好东西，但莲英没睬她。）阎开车，莲英坐在他身边，吴春芳和方日珊坐在后排，就这样来到徐家汇的麦田里。 这时天色已暗。阎停下车，三个男人借口点车灯下得车来，打开箱盖取氯仿，然后吴用浸了氯仿的棉花团捂住莲英的嘴巴和鼻孔。莲英吓坏了，求他们三个饶命，但他们只是一个劲地朝棉花上倒氯仿。这时，有个农民路过，阎走过去说要带他乘车兜风，将他引开。吴和方抢了莲英所有的珠宝饰物（后来她父母开了一张清单，有两枚钻戒，一条珍珠项链，一只镶钻手镯，一副耳环，一个耳勺，两枚饰针，一块金表，一面金边小镜子），将她掐死，尸体丢进麦田。阎带农民兜风回来后，三人一起将莲英的尸身塞进汽车，想找个更僻静的地方弃尸。车开着他们就忙着分赃了，阎没有看路，撞到一棵树上，撞坏了挡泥板。三人搬尸体时，阎发现莲英尚有鼻息，便递给吴和方氯仿瓶子，叫他们将事情做干净利落了。他说半夜一定回来找他们俩，然后就去还车了。他将车还给司机，说修车的钱会给他的，嘱他千万别告诉朱少爷撞坏车的事，并说半夜里还要用车。161等他返回麦田，那两个同伙已无影无踪（据说那姓方的瘾君子烟瘾发作，就走了）。 这段时间里，莲英的母亲和继父听说女儿晚上跟姓阎的出去了，一直没回来，心里着急，找到了朱府。朱少爷不知情，只当莲英同阎有了私情，便叫他们放心，说她一定很快回来的。第二天他碰巧对司机提起阎一定是将莲英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司机告诉他车撞坏的事，朱遂起了疑心。6月11日，也就是莲英被害后两天，朱与司机发现了阎，那时他正要去当铺赎回题红馆的戒指。朱停下来，问阎把莲英藏到哪里去了，阎推说什么都不知道。朱提议他们去看望那担惊受怕的莲英的双亲，这时阎惊慌失措，在路当中就跳下车来。当晚，阎找到吴，求他将莲英的尸体埋了，可吴并未照办。6月12日，阎逃离上海。 6月15日（《字林西报》说是6月17日），莲英已经腐烂的尸体和麻绳（或丝带）被发现，莲英父母认出尸体头发上的饰物是她的。莲英的继父辨认了尸体，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悬赏捉拿阎归案。此后一段时间，租界的探员一直沉稳办案，他们找到了由杀人犯典当出去的一只镶钻石的金别针，勘察了犯罪现场，并公布了莲英家里出1000元赏金抓疑犯的消息。（据《字林西报》的报道，赏金是莲英所在的那家妓院的老板出的，500元给提供消息找到尸体者，另外500元给找到珠宝的人。）同时，公共租界当局为防止发生类似罪案，下令禁止饭馆和旅社在午夜后召“歌姬”前往。几个星期过去了，案子还是未破。7月中，阎瑞生在徐州的车站月台上等火车，准备北上，一个中国警察认出他就是通缉令上的人，逮捕了他，将他押送上海。中方报纸报道说发现他将莲英的那枚值1000元的钻戒含在嘴里。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一枚大钻戒，一条珍珠项链，一只耳环，一枚别针，这些都归还了莲英的父母。审讯时，阎供出了吴和方。吴春芳被缉拿归案，但方日珊却跑了。吴分得一枚钻戒，一只别针，至少还有另一件东西。他让方替他卖了，这些首饰物品再也没有找回来。 两个被告显然都受到两次审判。162第一次在会审公廨，由一个中方法官、一个英方陪审推事审理；第二次是在中国的军事法庭。会审公廨声称有审判权，因为虽说对莲英的尸体在华界发现这一点并无争议，但“罪行基本上发生在租界地”。整个审理过程中，法庭和四周的街道挤满了莲英的朋友和崇拜者，各家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庭审进展。会审公廨根据阎与吴的全部供词及朱少爷和司机的证词，裁定阎吴二人犯有抢劫谋杀罪。 不知什么原因，两名已受判决的人犯又转到中国的军事法庭受审，还有一个华人的区民事法院也声称有审理权。据《字林西报》报道，吴春芳在审理中企图抵赖，为自己开脱，说杀人的事情是阎和方两人干的，他没看见更没参与。亦据该报说，阎作证说“他的主要意图是抢她的东西，根本没有打算要她的命”。同吴一样，阎也称杀人的事情是另外两人犯下的，但表示接受策划莲英之死的责任。他要求给他一部《圣经》，他料到自己会判死刑，对法庭说自己是天主教徒，请求处决时让神父在场为他做祈祷。法庭裁决两被告犯有刑法第376条所说的使用暴力抢劫并杀人罪，依法判处死刑。但报纸上的故事到此为止了，犯人最终怎样未见报道。陈定山在1967年的回忆录中说，阎瑞生和同犯被押送吴淞西炮台执行枪决，“观者又倾城而出，吴淞小火车，至车顶上亦载乘客。” 报刊有关审判的报道有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描写莲英的时候使用非常有节制的、怀着敬意的语言。《字林西报》称她为“上海名气最大的歌女之一”，“普遍认为她的美貌在上海这个圈子中仅在一人之下”，“相貌不凡，十分美丽，被视为她那一行的第一流人物”。正是这个时期，洋人社会在激烈地争论应许可还是取缔娼妓业的问题，争论的范围中应包括歌妓在内。尽管如此，报上描述莲英的职业时，一点没有道德上表示轻蔑的意思。报纸倒是指出了她的一个弱点，但并不是责备这个漂亮女人到处抛头露面，同男人发生婚外关系，而是说她“总喜欢一身珠光宝气，为得到首饰什么都肯干”。报上两次评论说这恐怕是“她死的直接原因”，但却没有趁机斥责好装饰的习惯或敲打妓女。整个报道读来好像是在讲一个163上海社会知名的美貌职业女性求饶不得、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杀害。相比之下，给阎瑞生的画像是“好玩弄女性，品行不端”。他在消遣娱乐方面的趣味已预示了他的不稳重和危险：“据说他常常去看电影，顶喜欢那种耸人听闻的剧情。” 整个庭审过程中，小报提到莲英家里的困难也表示了同情。据说莲英在一只箱子里放了370元现金，但丧事花了1100元，她母亲只好当了莲英剩下的首饰银器，替她还了债，买了口棺材。此外，《晶报》说她母亲还付了一个私家侦探1000元，让他去抓阎瑞生（这一说法同有关逮捕阎的其他报道相悖），还需要更多的钱去告这个侦探。莲英的老客人帮她母亲雇了个律师来打官司，此人大概因常代表妓女出庭的缘故，得了“护花律师”的别号。但这场官司却未见任何报道。 10年后，《晶报》办了个专栏，缅怀故去的莲英。报道说莲英的家人将棺材放在公所，每年付寄存费，过了多年未给她落葬。莲英的女儿好冠由莲英的父母和兄弟抚养，这时已11岁了，正在学唱戏。莲英九周年忌日时，她母亲发了个讣告，请了和尚，在莲英落葬时为她念经。费用是莲英过去的两个老客人付的，应她母亲的要求，每人给了她300元。在这次的报道中，莲英的家人和从前庭审描写中的一样，显得稳重、有爱心、有决心讨回公道、有能力也愿意照料莲英的遗骸，并且中规中矩地抚养她的遗孤。 莲英死后，这一题材进入了通俗传奇领域，广泛地为京戏、沪剧、话剧、说唱、电影、商业广告等所采用，她的事情在街头巷尾传了二十多年。陈定山说，有一出根据莲英的事编写的戏里，为逼真模仿妓院荟萃的四马路（现福州路）夜景，演员居然将真的汽车开上舞台。另一个场景中，演员在台上吃起西瓜来，这件道具在严冬季节价格十分昂贵。还有一出戏里有莲英被害后托梦给妹妹一场，饰妹妹一角的女演员“时方红极共舞台”，戏中名曲“你把那，冤枉事，对我来讲”灌了唱片后，“北里歌场无不摹仿”，演艺与人生关系何其紧密。一个扮阎瑞生的演员演得逼真动情，据说“台下观众，有识阎瑞生者皆为泣下”。有的上海人相信阎实际未被处决，说是他的朋友朱少爷给他买了个替死鬼。陈定山评述说，国家大局动荡不安，164上海人却陷在莲英的事情里头拔不出来，意思是说莲英的案子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大家不去考虑更为严肃的问题了。他还称莲英和阎瑞生为“黄｜色新闻之鼻祖”，说他们开创了一种风气，使殉情谋杀之类的新闻成为大众贪婪猎取的对象，并被敷衍成台上的戏。他以有点尖酸刻薄的口气评说道，所有扮演莲英的女伶“扮相之美，皆胜莲英本人十倍”，还说莲英居然“藉死以留名，亦云幸矣”。 陈定山写莲英一案始末，已事隔四十多年。他为此类故事的演绎过程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使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故事如何积聚起越来越丰富的层次和细节，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无法证实的。例如，陈定山写道，阎瑞生一开始想抢的不是莲英而是小林黛玉。小林黛玉甜言蜜语地从客人那里骗来的钻石首饰让阎瑞生垂涎三尺，而钻石是那个客人从自家兄弟开的珠宝行中顺手牵羊“借”来的，物主是他兄弟的主顾。小林黛玉拒绝了阎的邀请，不同他出去兜风，“时王莲英适出夜堂差回……珠翠满头，亦复耀眼”，阎当场决定转对莲英下手。按陈定山的版本，阎瑞生并没有想杀害莲英，但他的同谋一定要杀她。据说犯案后，阎对妻子下跪，大哭着坦白了杀人的事。莲英的厄运就这样被表述为一连串倒霉事故所酿成的结果。 高等妓女为人倾慕也好，受人责难也好，作为人们构建生死冒险经历的假想对象也好，总之，她们的故事是上海大都市生活的一道主菜。通过各类报刊和文学样式广为传播的娼妓故事使这些女人成了公众人物，有关高等妓女的消息可以用以交易，对人和事的描述可以任意添油加醋。故事的流传过程本身也在塑造着都市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一套共享的知识，那是娼妓故事所共有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妓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上流社会。上层的客人花钱狎妓，为得到妓女的垂青相争角力，他们还为妓女立传。林黛玉、李苹香和王莲英这样的女子由此而成为更广大的都市读者群的偶像，人们从她们的生平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懂得了什么是得体的女性行为，了解到都市中潜伏的危险。 但是，如果现代读者想找到下属群体的声音的话，那么大量查阅妓女生平详述是很靠不住的策略。高等妓女的故事中关于能动性、狡猾、渴望、才能、欺诈、暴力、忠诚、尽孝等等的事例应有尽有，简直可以说是个意外发现的宝库，其主题之丰富多样足以同时满足各种人之所需，研究女权主义的、研究儒学的、爱看热闹戏的，都可从中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作为单个的故事看，它们很容易让人着迷。但是作为一种故事类别来看，它们都那么老一套，看了上文便知下文，这又使人清醒。坏女人总是孤独地死去，好女人总是嫁到了好人家，而在都市的警世通言中，死女人成了有关暴力和贪婪的转喻。这样来读妓女的故事，除了类别本身所含有的训诲之外，几乎看不出什么别的名堂。细节的堆砌使每个故事看上去都很独特，165但是细节再多，却仍未提供任何线索，让我们认识到妓女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我们能找到关于某些名妓的最大量“事实”，但恰恰是这些名妓完完全全地消失在自己的故事的深处，真是一种讽刺。  
    第六章　职业生涯（六）
    社会认可的仪式：花榜评选 冶游者和读者还通过另一种方式创造并认可了他们所共处的社会，那就是选拔最成功的高等妓女上“花榜”的活动。名妓竞选于19世纪60年代至1920年间不定期举行。类似的选拔在苏州地区自17世纪中叶就有了。花界的选拔也有一整套描述和评判的复杂仪式，其中一些方面常有意攀比选拔文官的科举考试制度。但是学子（男性）经十年寒窗后参加了选拔的笔试，而妓女则不同，并不是自己想参加评选就能参加的。先是妓院的常客们应邀提名，将他们爱宠的妓女开个“花名单”，受到举荐最多的妓女获得与科甲第一名同样的品级，即“状元”，然后也同科甲一样，依次颁发“榜眼”、“探花”等品级。妓女上花榜头几十名的机会大约是百分之一，这比男人的机会多多了：乡试中举而参加殿试者，能考上进士的三千人中仅一人。有几年，美貌者与技艺精良者分列“花榜”和“艺榜”，后者从科举武科品级。此外还有“叶榜”，品评优秀的阿姐大姐。 尽管评选名妓依据的是相貌和技艺，与当代选美活动的评判标准差不多，但两者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根本不同：选名花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品评对象不是女人本身，而是狎客们为她写的推荐评语。小报请诸君将推荐投送报社的公告部，报社收到一封就刊登一封。在1897年的选举中，夺魁的张四宝得了9份推荐，第二、三名各得7份。冶客利用投票保荐的机会，滔滔不绝，盛赞意中人的美德，同时也向其他文人学士展示了自己的文采。一般在开榜时会重印写得最好的评语，一连推出几十位名花，一饱读者的眼福。有些花榜列出名花的姓名、住址、籍贯、年龄后，用一首短诗描摹该花，166或评论她的衣着、人品和家世。有的将女人比作花鸟，漂亮的辞藻都用在了象征物的羽毛、色泽上，对妓女本人倒是不注意了。 另有一些来函评论选举的步骤，风趣地提出新的评选项目，对选拔标准提意见，替自己的意中人辩护，或是对评选结果表示不满。评选活动的主办报纸费心地对读者说明，他们并没有在评语上做任何手脚，对当选者的评述完全是原封不动从所征集的读者来函中抽取的。公众对高等妓女的讨论在这些推荐品评的引导下进行，而讨论又锻造了一个妙语连珠、说话机敏的群体，其中的文人个个都在炫耀自己的辞章。一部收了1917年花榜题名者小传和图片的文集在序言中如是说： 美人颜色，名士文章，为天地间之至宝。……若美人之颜色藉名士文章点缀之，则其颜色愈觉倩丽。名士文章得美人颜色煊染之，则其文章更见俊逸。 然而，高等妓女在评选仪式中却不仅仅是被动的、为文人名士辞章所渲染的对象。她们急切地想入选，因为花榜头衔会给她们个人带来荣耀威望，给妓家带来好生意；相反，如得不到提名，自己的名声就会受到损害。报上有关花榜题名者的消息或闲言碎语，通常提她们的花榜品级。题名也使妓女更值钱了，老鸨聘用她一个节度所付的聘金、男人讨她做妾时所付的身价都会上涨。徐珂在1920年出版的那部《清稗类(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