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 1 部分阅读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第一章　导言（一）
    本书虽称不上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像性重构，却又甚于想像性重构。1说算不上想像性重构，是因为娼妓同其他所有的下层社会群体一样，并没有亲自记载自己的生活。娼妓直接言说或再现自身的事例极为罕见（当然，我也将会阐明，她们并非完全沉默无语）。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记录她们的生存状况的文献资料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娱乐场所指南、奇闻轶事录、肖像画、高等妓女受赠或自己赋写的诗作、小报上专门散布名妓蜚短流长的闲话专栏、禁止街头拉客的市政法令条规、巡捕房对街头卖淫女和被控从事贩卖妇女活动者的审讯记录、见诸报端的涉及高等或下等妓女案例的庭审报道、中外改革者有关许可或取缔娼妓业之利弊的争论、中国学者评述世界娼妓业史以及分析本地娼妓业缘由的专论、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就上海各类人口中性病发病率所做的调查报告、救援机构记载的绑架拐卖妇女进妓院的案例、用小说笔法记录的妓女的骗人伎俩和痛苦生活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资料来源还不只限于以上所述。这些资料各有各的用处，但总起来看，它们对于革命以前社会上层的动向很有认识价值，可以说明上层人士如何建构并把握被统治的“他者”的类型。简言之，这些材料告诉我们的大多是作者们的分类策略，而不是妓女本身的经历。1935年，改革家曾迭讥讽地评论说： 其实这都是作者脑子里的妓女，4作者耳朵里的妓女，你问他她们吃的究竟是什么，穿的究竟是什么，她们过这生活究竟情愿或不情愿，他就答不出来了。 曾迭喟叹道，读下流小报的花丛艳遇、青楼韵事也好，读主改革派闭门造车的作品也好，读有关在沪东洋、罗宋妓女的猥亵文字也好，总之，读者不可能找到一句直接从妓女嘴里说出来的话。2 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导言：　认识与记忆因此，有关娼妓的极其丰富的史料并不是发自妓女的声音。然而，即使我们能听到大家竭力搜寻的“妓女本人的声音”，那也不可能是未受到任何中介影响的原声。她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挣扎，乃至她们的自我观照，在一定程度上都已经被上述其他人的声音和机构所建构起来了。于是，再刻苦再勤勉的历史学者也不可能用“取回”的方法来书写出历史，好像只要在被忽略的文献中大力发掘，便能复原出以往听不到的声音。事实上，此举之不可能性也使人们对复原模式本身产生了疑问。这种不可能性将注意力引向产生历史记载的种种方式；其实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一系列纵横交错的关系的产物，有着此时此地关怀的历史学者不得不隔着无法逾越的时间跨度，对这些关系作出模糊的理解或猜测。 然而，如果说本书的研究对历史复原方法的局限性作出了思考，如果说这样的思考使人谦卑的话，那么，它所要做的却也绝不只是无中介的、不失真的重构。娼妓业不仅是妇女在其中讨生活的、不断变迁的场所，它也是一个隐喻，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媒介；城市中变动不居的上层阶级和新兴的中产阶级藉娼妓问题讨论他们面对的问题、他们的恐惧、他们应着手做的事情以及前瞻性设想。在上海，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娼妓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它提供了城市所特有的愉悦，有的说这是充满寡廉鲜耻、工于心计的贪婪之辈的行当，有的将它看成道德败坏、容易染病上身的场所，还有的认为这标志着国家的衰落。讨论中也有人认为这是妇女及其家人作出的痛苦的经济选择，因为卖淫有时成了在上海寻找就业机会的妇女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或惟一能带来收益的活动。人们通过娼妓业的类别理解这个行业，但这些类别范畴并非固定不变的，要探索这些类型必须注意城市的历史，殖民和反殖民的立国行动，关注“性”、尤其是女性的“性”与初露头角的民族主义话语的交叉重叠。每一种社会阶级与社会性别的组合看待娼妓问题都有不同的参照点；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位置，娼妓问题对于不同的阶级和性别组合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妓女被赋予了变动的多重性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用超历史的方法谈问题，例如称娼妓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不能局限于一个个朝代地列数有关高等妓女的书籍和文字记载。3我们必须超越以上的做法，对性劳务进行因时因地的、历史化本地化的研究。娼妓业从来就是从事性服务、性买卖的行业，但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交易中了解多得多的内容：　5例如性的意义、其他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如何通过“性”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政治权力和文化转型、国民性和文化归依感等等问题的讨论。 中国现代有关娼妓业的争鸣在某些方面呼应了欧美的论辩。晚近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探索了娼妓业对于“一个社会的阶级和社会性别构造”的种种启示作用。娼妓业可说明 有关男女之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权力安排；通行的性意识形态；……情欲性的和生育性的女性性行为被纳入特别的体制性安排的方法；改革者和妓女之间跨阶级的联合和对抗等。4 这方面的文献著作过于复杂，无法在此概要述之，然而其中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则对上海问题研究不无意义。首先，文献资料大体上是管理者、改革派、记者、小说家等等生产出来的，想在梳理这些资料的同时分辨出“来自妓女本人从业经历的语言”5是十分困难的。其次是对娼妓业之强大的象征作用的关注。阿兰·考尔班在讨论19世纪法国的情况时写道：“人们所写的、所议论的娼妓问题，实在是集体妄想的聚焦点，是各式各样焦虑的汇合处。”6就法国而言，焦虑包括害怕“性病、社会革命，以及任何意义上的‘道德败坏’”7，也包括惧怕男性统治受到威胁这样一种更笼统的意识。8对于20世纪早期的美国而言，焦虑的内容还包括“不加限制的移民……不可名状的城市，酒的罪恶，工人阶级城市文化的生长，而最重要的，是妇女的社会角色的变化”9。 这类学术意见中共同的第三个主题是不再（如许多改革者那样）将娼妓活动视为堕落或道德缺陷，而是坚持将娼妓业当成一种劳动形式，哪怕它并非总是自愿选择的工种。有些学者争议说，妓女本人将她们的活动看成是在工作。妓女的劳动以及从中获得的收益既可让她们摆脱窘困的家境，做到经济自立（19世纪的纽约就是这样的），也可帮助维持其家庭的良性经济周转（如殖民地时期的内罗毕）。 新近的学术见解中第四个主题是竭力摆脱将妓女刻画为牺牲品的做法，力求寻找从事性行业的妇女在历史上所起的能动作用，无论这种作用多么有限。这就需要关注老鸨的创业才能，而且应对妓女是“无辜的牺牲品或邪恶的伤风败俗者”这种两极化的认识展开评论。鲁思·罗森写道，尽管买卖妇女的现象在英国和美国的公众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但“从事娼妓业的绝大多数妇女并非被生拉硬拽、灌了蒙药或用棍棒打着进来，才不情愿地做起这份苦役”。相反，6正如克里斯廷·斯坦塞尔所评论的，“娼妓业是充满艰辛的、道德上难以定论的许多选择中的一种。”在某些情形中，它为妇女提供了有限的控制权。朱迪斯·沃科维茨解释道：
    第一章　导言（二）
    从表面上说，娼妓业似乎是男性霸权驰骋的舞台，在这个行业中女人被当作交易的商品出售。实际情形中，往往是女人把持着行业，她们通常住在一起，形成了明确的妇女小团体。妓女仍然不可能不受到男人的役使，但她们也并非只是被动承受男性虐待的受害者。她们会以个体和集体的方式进行自卫。她们讨价还价，她们既可能受到男人的凌辱，却也可能搜刮嫖客。 新近对娼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最后一个重要主题，是国家当局与主张改革的人士之间的激烈论辩；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许多国家都发生过这样的争论。粗略说来，得到医疗部门支持的政府官员辩称卖淫是必要的罪恶，应通过妓女登记和对她们进行医疗检查加以管理、节制，而包括基督教和妇女权益活动家在内的各类改革派则反驳说，娼妓业是社会罪恶，应予以废止、革除。各种不同的管理方法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法国、英格兰、苏格兰、意大利、俄国等国的卖淫组织的形态。管理的主张输出到殖民地后，还加上了种族主义的特色；管理者对当地妓女竭尽污蔑之能事，他们设法保护殖民者（尤其是士兵）不受疾病的威胁，免受所谓不洁的有色妇女的危害。 对于妓女来说，无论管理还是取缔都不是什么好事。在管理制度下，妇女必须履行繁复的登记手续，这使她们同本来所隶属的劳工阶级群体割裂开来，也使暗娼数量增加，致使警察可以用怀疑卖淫的理由随意滋扰全体劳工阶级妇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认为发放执照和体检有损妇女地位、因而反对进行管理的上层妇女改革家，对她们那些“失足姐妹们”也好不了多少。许多女性主义团体自以为是在打击对妇女的性剥削，同时也是在更广的层次上打击男权统治。然而，禁娼的法令往往使劳工阶级妇女的生活陷入更深的困境。禁娼令下，政府加大了打击卖淫的力度，许多妇女被迫地下卖淫；当她们受到警方骚扰时，就会向拉皮条人寻求保护，但这样做的代价更惨重，不但丢了收入，失去了控制权，甚至难保人身安全。 上述各主题在上海娼妓业的发展进程中也都具有重要性。但在中国，7人们就什么样的两性关系和社会性别关系有助于在半殖民地的不利环境中形成现代国家的问题，进行了热切的公开讨论，在这种场合娼妓问题也会被提出来。中国从来没有成为某一大国的完全的殖民地。相反，从19世纪中叶起，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纷纷立足通商口岸，并占据了包括城乡区域在内的更大的势力范围。毛泽东发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一语来形容这样一幅情景：　软弱的国家政府对农村的上层实施有限的权力，外国人则控制了现代经济部门，介入地区政治和全国政治。口岸城市中的租界是外国直接的政治统治、经济活动和思想影响最为密集的地区。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上海一直是条约确定的通商口岸，城市中有一部分归西方人治理。西方和日本的商人、水手、工业家和冒险家在上海安家，有的还在上海发了财。上海也是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它吸引了全国的商贾，吸引了农村男女前来讨生活。上海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包容了来自各国、各地区、各阶级的形形色色的人群；它也是庇护所，从基督教道德自新派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等，各路政治鼓动家均厕身上海。所有这些人群分别归属三个不同的市政机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缴纳地产税的外国人选出的委员会管治。洋投资者活跃在商业和轻工业界；洋教育家则控制了上海许多新的教育机构。 在动荡不定的、事实上已经殖民化了的上海，上层人士本身经历了深刻的经济政治变化，痛切地感受到中国半殖民地状况之不稳定，国家主权之脆弱。正是中国的这种不完全的殖民化状态引发了特殊的、与真正的殖民地不同的焦虑。一方面，形势随时有可能恶化（也确实经常面临恶化的境地）；但从另一方面看，目标明确的果断行动有可能避免更大的政治灾难。上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主张。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以建立强盛的现代国家为目标，这个现代强国应能采纳殖民者的方法并作这样那样的变通，以此来挫败殖民扩张，防止“半殖民主义”深化，并最终击退殖民主义势力。 形形色色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所要争取的现代性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现代性是个闪烁不定、不断退移远去的目标。它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但很多人感到也必须对文化习惯进行彻底的检讨修正。现代性能使半殖民状况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8在娼妓问题、性、婚姻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大辩论，与界定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然而，虽说引起这些讨论是因为上海存在着显著的外国势力，而且讨论处处受到这种存在的影响，可讨论本身却很少直接提到外国人。中国的文人作家说到洋人时，通常是为了拿欧美、日本的娼妓或婚姻状况来作比较。在上海从业的洋妓女、她们的洋嫖客、嫖华妓的洋人，以及更广义地说，对塑造上海的形态和历史起了重要作用的半殖民主义势力的活动等等——凡此种种，在大多有关娼妓问题的文献资料中只是一笔带过。这是在半殖民化的城市的缝隙之中、决意要在内部进行的一场有关现代性的对话。 一位上海妇女向男人出售性服务（对参与者和观察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因娼门层次的高下和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这是因为上海娼妓业有多方参与其中，所有的参与者——妓女、老鸨、嫖客、妓女的相好和丈夫、娘家人、夫家人、警察、法庭、医生、市政府、传教士、社会改革者、学生和革命者等等——都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对娼妓问题的认识理解，并对所形成的认识提出质疑、反复商讨和吸纳利用。于是，研究娼妓业及其变迁对理解上海社会多个阶层的思想和社会习惯具有启示作用。又因为关于娼妓问题的辩论往往在地区或全国性书刊上进行，故这一研究也能勾勒出20世纪中国社会有关社会性别与现代性的争论的概貌。 在我所研究的这一个世纪中，不断变化的妓女形象在上层人士的讨论中起了重要的意识形态表征作用。上流社会男性（间或也有上层女性）写下了大量的有关娼妓的文字，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在上流社会的话语中，高等妓女体现了圆熟的文雅情致，成了温文尔雅的最高权威。指南书、回忆录、人称“蚊虫报”的寻访艳迹的小报等大力赞叹美貌的名妓，描写往往含有刺激性的细节，尽情渲染她们与城里阔佬权势人物之间罗曼蒂克的纠结。这类文章还往往含有警示性的语言，正告读者妓女会如何耍手腕，在顾客身上打钱财主意。文章的字里行间还有详尽的指示，说明老到的嫖客应怎样向名妓和其他的嫖客显示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于是指南书成了造就上流男性的入门读物。与赞赏文字并行的，是有关在马路上拉客的妓女的报道，主要刊登在主流日报的地方新闻版和外国报纸上。报道中的下等妓女被描述为绑架、人口买卖、挨老鸨打骂的受害者，同时她们也被说成是扰乱治安、传播性病的不安定因素。 人们或许会得出结论说，有关妓女的文章泾渭分明，9有的专写高等妓女，有的专写下等妓女。但是上海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文章中有关牺牲品和危险的性茭易的调子逐渐升温，到了40年代几乎已完全淹没了愉悦的声音。在二三十年代，娼妓被广泛地表述为社会问题的化身，妓女代表受践踏、妨害治安，代表危险。改革者经常斥责娼妓业剥削妇女，是国家的耻辱，甚至就是中国国力单薄的关键问题之一：　人们论证说，如果一个制度竟允许将妇女当成下等人，那这个制度必然只能产生弱国。 这一阶段，报纸和通俗小说家开始对娼妓业中不那么享有优裕待遇、不大受到保护的部分投以更多的关注。关注对象的转移与另一种文字形式的兴起有关。当时揭露丑闻黑幕的新闻报道和小说有了较大的发展，其读者群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揭丑文字关注形形色色的社会罪恶与不幸，例如讨饭、不讲公共卫生、虐待佣人、卖淫等等，当然还不止这些。在这一阶段，将权力扩大到城市生活的新领域中去的警察和法庭，也管起了娼妓业。至少它们对涉及娼妓业边缘的现象，如将“良家妇女”卖入娼门或所谓危害公共秩序的马路拉客等，实行了监管。到了40年代，娼妓与正经人已经截然有别，尤其同正派的“小市民”泾渭分明。娼妓已被归入城市不安定因素的范畴。 我们对这一系列变化叙述得有条不紊，这似乎意味着变化的过程井然有序，可事实不然。将娼妓业描绘为欢场和危险地带的文字其实相互交错，同时存在。但是，不管怎么说，对混乱和危险的关注增强了，对之加以管理节制的管理制度搞起来了，这些都对上海娼妓的日常生活、身份归属和她们的行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事实上，关注的眼光和管理的加强甚至影响到什么样的人可算娼妓的问题。人口流动模式的变化和经济机遇的变化都可能使娼妓的人数增加，也使人们对之更加恐慌。然而上层人士观念的变化，他们将妇女地位和国家实力的强弱联系起来的看法，却创造出一种话语，它使娼妓人数的上升获得了特定的意义。这种话语甚至就用“妓女”这一现在最为通用的词指称这类女子，而不再沿用早年的“名妓”一词。社会上层设立了新的机构，负责对妓女进行分类、改造或管理，这些工作又构成了妓女生活的具体环境。上海娼妓业是有丰富内涵的交汇点，可以从中探索有形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互相纠缠在一起，因为单有其中一方是不可能对娼妓生活产生决定作用的。  
    第一章　导言（三）
    历史学者的知识建构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调查研究有关事物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之后如何被记忆起来，再后来又如何得到历史学者的理解、同时经过其再创造而重新面世的。这里，书写地方史和国别史的作者必须面对现行的史学实践这个更大的问题。后结构主义引发的认识论危机看来在许多学术领域已现颓势，可就在这样的时候，它却被历史学那最老顽固的学科拾了起来。尽管赶了晚班，历史学者的痛苦却还是那么真切。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既然不再相信有客观的、可知的、可以重新找回来的过去，那为什么还要书写历史？如果并不存在什么客观事实，那我们毕生的研究所创造的又是什么？难道历史最终说来不过是我们在现时塑造的表征之集合，而这些表征永远都会受制于我们自己时代的种种关怀之局限，受制于这关怀中的政治？ 这一系列问题确实很重要。但是，尽管“过去”已经不再是坐等在那里被人发现之物，可提出上述问题的前提仍然是认定“过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等着我们去触摸，使之凸现为历史，成为一系列的文本表征。然而，假如我们试图去想像产生出这些有关“过去”的书面文字印痕的环境，那么我们立即就会意识到，在我们将它们当作自己这一行的原始材料使用之前，它们早已沉积下来，进入了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历史对话了。 就以本书要写的题目为例。我带着一组问题走进中国近代的性劳务史，我的问题本身渗透着各方面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20世纪后期革命政权的解体，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信条和知识思想体系，其中有的系统连贯，有的则缺乏完整性。对这些影响可以作如下的粗略概述：　马克思主义使我对历史上的权力运作、物质生活的中心地位、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分析、下层普通人的历史以及劳工史发生兴趣。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的著述坚持社会性别问题在一切社会的运作中占有中心地位，娼妓业是性劳动，是一个工种。此外，研究欧洲和美国的娼妓业的女性主义历史学者提出了女性的能动性、反抗行为、性以及国家等诸多议题；本书加入了仍在进行的、有关上述议题的对话。我从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处学到的是关注一切范畴的不稳定性，关注语言的构造作用而不仅仅是其反映的功能。我已经对史料中无缝隙的叙述产生警惕，我本人更不会渴望创造出浑然一体、了无接缝的文章。我已经学会聆听历史记载中的静默无声，懂得了静默并不简单地等于失在。但是，我仍然很不情愿放弃编织历史叙述的任务。不错，我已不再相信将别人的故事整理出条理是可行的、合乎道义的、明智的做法，我也怀疑，历史学者除了像唱双簧般老练地代替被压迫者发声外，11究竟能否做更多的事；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意看到一个没有历史被书写出来或干脆拒斥书写历史的世界。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在那些一边做着令历史沉默不语、对集体记忆加以重新整合的事情，一边又声称自己在为被压迫者说话的政权已成为过去之后，这种可能性尤其让人感到痛心。革命政权的消逝再一次提出了现代性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本书中描写的几代改革者和革命者都在探讨、叙说这个问题。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终结也对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提出了问题。例如，我们如何知道资本主义已处于“晚期”，而不是中年或意气风发正当年？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对于生活在那大搞两大阵营对立的简单化年代里曾被称作“铁幕”两边的各国国民来说，什么样的公正理想，什么样的权力机制，什么样的社会性别和性的格局才能激发人们的活力？ 这是一位历史学者当前的部分思虑。晚清民初时期风流倜傥的士卿写下的有关中国高等妓女的文字确实能解答我的问题。然而，假如我只是在依靠有限的当代策略提出问题，那么，这些文字所告诉我的，则大大超出了我所能问及的范围。这些文人中有许多人写的是他们最近的过去，他们怀着爱恋、辛酸、忆旧之心，回想20年前的名妓。因此我们读到的文字并非只是透明地记录了一个女人的籍贯、从业史、销魂的容貌、主要来往的名士、本人的诗艺等等“事实”，而已经是一个浸透着感怀意味的故事。名妓被带进文字记载，并能成为我当今沉思冥想的对象，只是因为一个世纪以前的男人在渴念与感伤中遥想她们所属的世界，因为他们、还有中国，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世界。 有关下等的马路拉客女的著述同样也表现出一个沉积过程。从20世纪10年代起，面对列强主宰的世界，对国家的健康和富强感到忧心忡忡的许多上层人士大声呼吁废娼。他们写出追根求源的故事以支持改革事业；他们将原先根本对立的、甚至不连贯的街头妓女形象聚合起来：　她们或者是被可恶的人贩子从家人身边拉出来、离开了自己家乡群落的、无辜被动的青春少女，或者是凶煞恶神似的泼妇，在新的危险的都市环境中散布着病菌。这时改革者就不是以怀旧的眼光回眸自己所珍爱的往昔，而是怀着骇惧心凝视着堕落的现时和危机四伏的将来。街头拉客的妓女作为国家灾难的象征进入了历史记载。 这里说的不仅是怀旧情绪的审美问题或某些改革运动的轨迹。化为叙述文字形式的印痕构成了有关高等娼妓和低等娼妓的历史记载，这其中也凝固着一整套的权力关系。男人们同高等妓女一起履行社会礼仪，12然后又用文本形式创建出高等妓院的社会礼仪；男人们可以声言自己主张改造娼妓业；总之，男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界定自己。他们在书写娼妓的时候，也将自己放置进种种情景之中——忆旧的情怀唤起了往昔的中国、很不如意的现在以及能想见的国家未来之种种情状——由此他们便捕捉住、甚至创造出自己同其他上层人物的联系。他们的忧患意识通过妓女的形象得到了言说，因此妓女在20世纪的城市舞台上并不处于边缘位置。相反，她们是由男人讲述的关于愉悦、危险、社会性别与国家的故事中的要件，故事里面男人和女人之间权力的转换更迭，有时被用来表示家庭与国家或国家与外部世界之间同样不稳定的权力关系。妓女以“嵌入”的方式被带进历史记载：　她们嵌入了塑造她们的故事的人的历史，嵌入了他们的权力争斗之中。 但此处说的“嵌入”并不意味着静止不动。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具体的、可检验的文本印迹，事实上成了变动的过去的构成部分，那是被写进历史的人和事件与书写历史的人之间一系列游移不定的关系；我作为历史学者加入到这层层关系中来，只可算是最近泛起的涟漪。文人学士们自然不会将其赞赏性的或劝戒性的文章看成为“历史”；他们宁愿称之为回忆录、文学、对当局的劝谏甚或是历史传奇故事。这个事实本身只会使我们警觉地认识到，各种文类之间的疆界是游移不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形成如今在20世纪末被我们笼而统之地称为历史记载的那些书面文字，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于是，新近的、有了改进的、内省的历史学者，对于受到质疑的意义和包容多种声音的不同眼光十分敏感的历史学者，也就有了更多的忧思。她要考虑的不只是她本人及其当代的关怀如何使讲述某些故事成为可能，却同时排斥了别的故事；她还必须时刻牢记，历史记载中的所有事情本身都携带着更早时候的争论和关怀的印迹。在自我意识很强的怀旧文字或劝谏文字中，情形当然是这样的，文章的作者以特殊的、具体的方式，将一个主体写进了历史。然而，那些看上去不讲究文字功夫的历史记录也同样载有早先的印迹。例如，统计数字就可以读成某些实体对于统计对象进行计数、分类、抽税、压制、改良或用别的方式塑造之的努力，而统计对象本身又恰是因这些团体实施了统计行为才得以凸现的存在。警察对马路妓女的讯问可以读成十分公式化的交往方式（在4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问答来回重复，几乎只能将此读成公式套话）。在这种问话的场合，执法官员将妓女归纳入不同的范畴，例如按动机来区分她们；妓女则很快就明白哪一种表白自我的方式会使她们得到最宽大的处理。历史学者如将这样支离破碎的东西读作一成不变的“事实”是很危险的，这并不是因为数字必然带有欺骗性，也不是因为被拘留的街头拉客女通常总会撒谎装假，而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连串“事实”，而是它们的炮制过程；我们对“事实”及其出笼的过程这两个方面都应关注（当然，13还绝不能忘记“我们”是谁，我们背负着什么样的历史包袱，可也绝不能时时催逼读者记住这些，搞得读者不堪重负）。 在精心刻画中国近百年娼妓史的时候，我力图勾勒出地形图谱，指明事实、事实的制造者和事实的诠释者之间游移不定的关联。我始终不忘“事实”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人们生产意义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究竟是否存在意义生产过程之外的所谓语言外经验，这并不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历史学者就其定义来说只能在话语的印迹中剔抉爬梳，在广义的文本中做文章。作为历史学者，我很感激有关娼妓的写作曾如此繁荣，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书面文字记载。然而，我又必须要问，为什么记载被塑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模样；记载的图谱中那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曲里拐弯的地形地貌又能对我们说出什么样的、关于记载人的故事，如他们的思绪忧虑、他们对自己在世上的地位的认识等等。 这种做法同罗伯特·伯考弗所说的“种族语境”实践，即将事物植入“生动经历者的语境和用语之中”的做法，既有差距，又有超越之处。我并不期望自己能恰如其分地重建19世纪末文人学士心目中的意义范畴（更不用说妓女心目中的意义了）；同时，我并不愿意、也绝无可能放弃自己要做的事情和要问的问题。但是，如果后结构主义理论使历史学者注意到自己在生产历史叙述时进行精心编织的过程，那我们也应该留意遍布在我们所阅读的一切文字材料中的、精心编织的痕迹，以及颇具匠心的呈示或遮蔽的印记。我们要做的不是寻觅“已然在那儿”的过去，而是寻找历史记载的对象、记载历史的人和我们自己这三方面互相之间游移不定的关系。 或许用一个烹饪的隐喻可以恰切地描述这样的追寻过程。我们设想书写历史的过程就是在剥洋葱。如果历史学者专心致志地一层一层剥开洋葱、去寻找想像中的本质内核的话，那么她会发现除了剥下来的一堆东西和刺痛的双眼外，什么也没有找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引起历史学者的兴趣的，是洋葱的形状和纹理质地，是其层层相包、层间有豁的构造方式，是其看似浑然一体、然而一剥便沿着起先看不见的裂缝纷纷散落的情形，是调查洋葱内里状况的行为切实改变整个洋葱形状的过程，是洋葱在各种情况下发出的气味，是调查行为本身对剥洋葱的人产生的影响——那么，以这种剥洋葱的方法对待历史便会产生丰富的成果。人们可以争议说洋葱是只等人去剥它的、先于话语的“已然”存在，所以这隐喻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归根结底说来，历史学者确实是在检查某个东西。不过我们还可以说洋葱并非真的先于话语而存在；为了使剥洋葱成为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首先需要将它认作食物。 本章首先描述各类史料中关于娼妓业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14接着探讨1949年后由国家支持的修史工作如何“记忆”娼妓问题；再下来是简述现行史学实践的一些关注点，例如寻找难以辨认的下属群体的声音、像愚侠堂吉诃德似的寻找能动性和反抗的表现、探索半殖民主义这个社会范畴等——正是这些关注激发了本书对历史进行重新创构。本章结束时交代以下14章所采用的叙事的策略。创构历史的活动能作如此切分，完全是（我的）意志行为和（你的）搁置怀疑使然，这一点读者应牢记在心：　其实在认知和记忆之间、在记忆和重构之间、在重构和讲故事之间，本来并不存在截然的界线。  
    第一章　导言（四）
    认知 当时的观察者是怎样了解上海的娼妓业的？有两类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搞清这个问题。一类是游记、指南书和被称为“蚊虫报”的通俗小报，它们以报道名妓的社交活动为主，当然也并非只限于名妓。另一类是主流大报，报道各个等级的娼妓的状况，通常写娼妓如何受到社会的压迫或写她们如何危害社会秩序。 社会上层人士书写的游记和指南书中有极其丰富的上海娼妓的资料。这些书文通篇或以绝大部分篇幅来描写娼妓。游历上海的人所写的旅行散文和随笔中，诗情画意地描写了娼妓，将此作为上海不可或缺的一景。一位在沪观光的官员在1893年的回忆录中写道，黄昏时分，“粉白黛绿者，咸凭槛倚栏，招摇过客。”他又说，戏园将散场时，“青楼之姗姗来迟者”就要登场了，“犹复兰麝烟迷，绮罗云集，诚不夜之芳城，菊部之大观也。” 指南书的前身是源远流长的娼妓回忆录，不过看来其受众是当时正不断扩大的城市读者群。这类书的书名有《沪人宝鉴》、《上海六十年花界史》、《花国百美图》、《柔箱韵史》、《海上冶游备览》等等，最后一部的作者使用了笔名“半痴生”。指南书内容繁多，如记录名妓生平，载名士的冶游艳事，编制妓院名册、介绍妓院内各色人物，详释娼妓行话切口，细绘妓院组织分布，描述妓女出局或在宴席赌局应酬时顾客应遵守的规矩，交代局资、付账的程式和赏赐等事宜，开列节庆日并指出常客每季必尽的义务，也交代忌讳之事和祭祀活动的礼仪等，书中有许多故事，讲述妓女如何使用种种伎俩，掏空了客人的腰包。 指南书成了权贵士卿互见互尚学识、15风雅和智慧才情的场所。书中大量使用典籍掌故，就连称呼妓院麇集地所用的“北里”，也取自唐朝都城长安的妓院区。形容名妓的美色，用的净是花草园艺方面的词汇，浓艳之极；序言题词中，还连篇累牍地讨论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常喻名?(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