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 2 部分阅读

    耍┦欠袷す斜鸬幕āw髡呙腔ハ嘧餍颍承ν贸撩杂谂厦鞑胖蔷共挥美次噬现喂ЯΓ辉诠ζh酢9饨皇Ю氖笨蹋械淖髡吒惺艿缴虾＜伺母枭谷绱吮衅喑钊顺Χ稀m保髡呙且脖泶锪讼嗷ブ涞脑奚椭椋髯远忌褪抖苑降纳畛燎楦屑捌涠酝檎嬉馇械拿说囊懒怠！　≈改鲜榈闹鞯魇窃奚停浠蛞不崆丛痧蹦福娼肟腿吮芸嗽旱囊纾蚬嫒凹伺鲆怠＜词乖谡庋奈淖种校髡呷院茏跃醯卣故境鲈ú┑闹叮唤霰硐殖鱿钢戮降牡赖虑椴儆爰兀蚕缘猛ㄏ省s幸黄疤逐蹦赶保饽肯旅孀19鳌胺拢ㄌ拼欤┬炀匆堤治涫舷保环钊搬蚩秃图伺奈恼滤党墒恰胺吕畎状阂寡缣以靶蛴幸薄！　∪欢熠鲜牡淖髡咴谂谥菩笆币餐缘貌潘济艚荩缪鹱罢睿乖诩嗽航智郎鼓谝驴阃嗤吩圃疲换蛴眉伺目谖歉嗪猛兜菀环夥馇槭椋簧踔粱咕牟呋缧埃旅婢褪且辉颍骸 〗骱文常晟俟な胁抛又俊＠椿τ卫20晨驼弧m20驰牛鹆耆耍钕惨慕雷帧r蝗蘸斡脎旁谀炒Γ簧罕πj椤r蛐j樵绫栈ㄏ轮牛舜瞬煌ㄒ挥铮赝妨镅郏募髁：我蚓偎嬖笆案孥旁疲骸∶廊酥猓梢匝浚皇酥梢匝模淮硕镎媸乔械薄［藕枚抛椎洌僮魉刮模蛘唬肆骄浼攵迹湎律杏兴木洹：蚊髦溱浚饰手［旁唬滤木洌堑檬锹桃爸危梢匝嶙悖还箦椋保犊梢匝崾帧：慰裥υ唬创耸槟骋嗉湎律杏辛接铮掏印［叛热晃屎斡铮梧苦樾υ唬煊窭挤抑冢梢匝幔档轿嶙郑乱蛔治丛党觯研Σ豢梢帧［盼室婕帷：卧唬羰圆轮绮虏蛔牛刮一卦2槭橛肴昕匆病！　∠裾庋挠吧湫曰疃奈淖衷谥改鲜橹猩跷奔ǔv改鲜椴2恢甭兜孛栊葱允拢墙栌玫涔省7赜铮刮淖职喝簧ぃ骸 ×履钏娜眨状鬃娴铡s心晨陀谑侨找谀炒适芳摇8吲舐粕杷ǎ凑叫簦夯ㄎ啤s赡承j樗睾烙谝湟贡徽创健z抵蛟唬袢绽鬃媸サ腧弦蝗找梗皇逞袒稹g恐偎模锛岽恰o10螅陀嘈宋蠢唬丛炻喾谩v猎蛞呀彰鸥啻e凸钔兄魅瞬∮唬狄奄任浴f涫盗赭赵绺拔咨揭印c魅崭从鐾约染皇逞袒穑我粤艨停疵獯蟛痪础pj槲薮室远裕斐甭妫肷吴钼醵栽唬饰锲裼醒袒鹨：献绶埂！　∽髡呙墙庑┗胺诺郊伺淖炖铮盟撬党隼矗杌娌12郎驼庋某∶妫窃蛴纱私岢苫锇楣叵担源鹑缌鳎钣锪椤！　≈改鲜榭梢杂胛贸姹ǚ旁谝黄鹄纯矗笳呤峭ㄋ仔”ǎǔs靡话婊蚋嗟钠谢懊恕?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间，上海的报纸种类激增，其中就包括了小报。最早的有李伯元的《游戏报》和吴趼人的《笑报》。两位主编均为著名的“谴责小说”作家，而“谴责小说”是20世纪初十分大众化的一个文学品种。新闻与文学互相之间充分渗透，铸就了关于名妓的文字记载。1897年至1909年，《游戏报》主办了选举上海色艺双佳妓女的活动（见第六章），17此举增加了报纸的销售量，而且创造了一种氛围，有利于其他报道娼妓界消息的小报出笼。 小报中最有名气的，大概要数《晶报》。《晶报》自1919年起，每三天出一期，持续20年以上。在内容方面，《晶报》与指南书有所雷同，但其大部分的版面都用于追踪名妓与上海头面人物的关系、妓女的怪癖、相互的争斗、生意的成功或失利、回忆过去享有盛名的名妓、登载高等妓院编目及电话号码等。大多详细的描写都是关于高等妓院的，但也有不少文章十分注意勾勒娼妓业复杂的等级制度。 指南书和小报很少提到完全卖给娼妓业的妇女，或违背个人意愿被迫订立契约的妇女。上流社会的读者对女人究竟通过何种途径、方式进入这个行当并无兴趣。妇女不仅在妓院的业务中，而且在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大事情上，都被描绘为主动的行为者，而不是受害人。例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城市居民都在进行抗议活动，反对凡尔赛谈判将德国在中国的租界让给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高等妓院宣布停业一天，抗议“国耻”，散发传单支持全市罢工罢市，设立茶点站慰问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并加入了抵制日货的行动。简而言之，妓女没有被写成牺牲品，而是以正当演员的身份加入了上海和全国的这台大戏中。阅读指南书和小报时，读者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幅毋庸置疑的图画，那是个女人的世界，女人在其中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她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伴侣，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环境，当然她们也明显地受到种种约束，偶尔也不免手头拮据，不过并无真正的冻馁之虞。这样的女人或许会让上海大亨的公子少爷伤心，然而却不会真正给他造成道德的、政治的或是法律上的麻烦。高等妓女很少成为怜悯的对象。 然而，上海最早的也是最受尊重的一家中文报纸《申报》却刊登了一份调查报告，唤起了全然不同的画面。不错，《申报》的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有修养的、自主的、在上层活动、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妓有过一些报道，也刊印过一些写妓女的应景诗。但是其大量的篇幅却用于报道穷苦的、受压迫剥削、还时常挨打骂受虐待的妓女。这些不是高等妓女，她们通常是“雉妓”，即在街头拉客的妓女。“雉妓”或“野鸡”的说法在上海很普通，用以指任何出行无常的人或物，如黄包车和无固定航程的轮船等。“雉妓”的名称不仅描绘出街头拉客女的俗艳打扮，也道出了她们“如野鸟般飞来飞去”的习性。18她们往往还是孩子，虽说间或也有已婚妇女。报上写到野鸡，总是强调她们的乡下出身，以及她们被诱拐后卖入娼门或被贫苦无奈的父母典押给妓院的事实。她们身上毫无文雅可言。无论是被贩卖还是典押，报道总是强调本人不愿意当妓女，在标准化的问答中，受欺压的调子一唱再唱，读者心目中关于她们被迫当妓女的看法更得到了强化。她们往往出现在下面两种场景中：　从凶恶的老鸨那里逃出来，被市政当局送往救援组织；或是在街上拼命拉客时被警察抓住，罚款5至10元，放出来，多半还是接着干那营生。对野鸡的报道不会像写名妓那样，情意绵绵，精雕细刻。典型的报道全文读下来不过如此：“常州雉妓戴阿缓，在南京路，被老闸捕房318号华捕带入捕房。存洋五元保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类型的史料——指南书、蚊虫报和纪实的报纸等——继续报道娼妓业的情况，但报道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声音越来越响，有的声音则听不到了。虽然名妓没有完全销声匿迹，直到40年代，她仍出现在忆旧文字和分类编目中，但已不再是se情业的象征了。代替名妓的是携带病毒、在大街上抛头露面、妨害治安、备受迫害的“雉妓”。 五四运动期间及以后，人们日益关注性病及其对“中华民族”健康的影响，有关娼妓问题的讨论也随之成为医疗卫生方面的讨论，娼妓业的延续越来越被形容为公共卫生的问题。除了以医学眼光看待娼妓业外，当时还出现了一种法律话语，它不认为娼妓业非法，但是对之实施管理和限制，以保护“良家妇女”。从法律上讲，良家妇女指的是其家人并没有打算卖她、而本人在没有合法契约的情况下进了妓院的妇女。报上经常报道这样的案例，女人本人、其娘家或夫家的人出庭声明，她是违背意愿被卖了做妓女的。女人只有拿得出被迫卖淫的证据，才有希望得到法律的帮助而脱离妓院系统。无论什么等级的妓女都可以起诉，要求解除非法的契约或改变身份；事实上妓女也是这么做的。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时候，无论高等还是低等的娼妓业界都成了官司不断的地方，娼妓业已不再是获得愉悦或挥霍金钱的地方，而成了争议合约义务以及合法管理的问题。 这一类报道除了表明在娼妓问题上已开始出现司法话语外，也将娼妓（无论是高等妓女还是野鸡）为一方、鸨母或人贩子为另一方的关系表述为矛盾、冲突关系，妓女几乎总是被刻画为这些关系中的受害人。19从更大的范围说来，史料记载中的妓女越来越受到各种势力的压迫，其中有老鸨、出尔反尔的嫖客、背信弃义的相好、劳务市场、重男轻女的社会，有时还有国家。 还有一类主题也日益显著。改革者和政府部门都在说有必要将性行业整个地、不分等级地管起来。民国时期的妓女问题引起了国家的强烈关注，这是因为妓女危及公众健康和社会秩序，但无疑也是因为妓女的人数越来越多，她们创造税收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可观。这个时期，国家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好管事、爱扮演监护人的角色。“国家”——这里指上海的几重市政府——开始对娼妓业实行管理，向业主定期收税，或者试图取缔娼妓业。早在1920年，公共租界政府迫于外国传教团体要求取缔“淫乱买卖”的压力，先是给所有的妓院发营业执照，然后逐步收回执照。这场由洋人搞起来的运动，就像对立面所预言的那样，其结果是无照经营者激增。此后经常有禁娼运动，同样不成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的共产党政府发动广泛的运动，才取缔了娼妓业。20世纪8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卖淫活动卷土重来，再次引发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动用以及怎样运用国家权力，来架构和调节性活动与社会秩序的关系。 蚊虫报和指南书主要描写处于娼妓业等级上层的妇女，《申报》和其他报纸则主要报道处于等级制底层的妇女。两类娼妓都出售性服务，但其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街头拉客女不像高等妓女，她们在恶劣肮脏的环境中工作，受到胁迫，干活拿钱，在工作中既妨害了社会秩序（这是警察管的范畴），也危及大众的身体健康（关于性病传播的报告就透露了这样的担忧）。如果我们只从字面意思看这些大相径庭的陈述，一定会质疑作为单一范畴的“妓女”是否真的具有它实际上不应有的同一性。我们会想，是否不应再用“娼妓业”来表示一个清一色的行业，而应改用像“高等妓女”和“野鸡”这样的分类范畴。 但是我最终认为应放弃调和的努力，转而关注不和谐与嘈杂之音。娼妓业是个极其灵活的能指，可以指称许多不同的对话场合中许多不同类型的中国人。这种种不同所产生的不和谐合唱，提出了“娼妓业”在那个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也提出了嫖客和更广大的城市人口究竟关心什么、忧虑什么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这样一个观念，即以为我们能从历史中撷取惟一的、整套的描述或说明娼妓问题的“事实”。 有关上海娼妓业的话语在不断变化更新，20这当然反映出上海娼妓行业结构方面的变化。随着乡村衰败的加剧，上海的商业和工业一前一后地发展起来，促使乡下的妇女和姑娘或自愿或被迫来到上海谋生。这些相互关联的现象导致下层娼妓业的膨胀，改变了性服务行业的结构，乃至引起改革者的恐慌。他们现在认识到娼妓对社会秩序有相当大的破坏性，对社会的、人身的健康有相当大的危害。 然而，娼妓业之表征中的变化并不只是简单明了地反映了se情行业中的社会变化。考虑到以下种种情况——城市上层人士在自我认识、自我界定方面的变化，五四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及革命运动的壮大，改革派发动的对妇女地位乃至娼妓地位的论辩，不仅是中国的激进政治中、而且还有西方传教团的资料中所使用的语言和范畴的效应等等——如考虑到这些情况，那么我们还必须注视那观看者看问题的眼光。有关娼妓问题的讨论还应同关于婚姻问题的论争对照起来看，两者是平行的，有时也相互交叉。例如，起初人们心目中的名妓不只是性伴侣，而更是社交陪伴，于是，提供包办婚姻中所没有的各类伴侣关系和选择，也就成了名妓生涯的写照。但是，五四运动引发了社会生活的激荡，有识之士开始谈论新的婚姻观；他们尽管不见得身体力行，却主张婚姻应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同道同伴关系。如果婚姻是志同道合的，如果人们将志同道合视为婚姻的理想，那么名妓原先的作用——作为有修养、有技艺的女性，替男人解除包办婚姻的郁闷无趣，或为男性提供娱乐——就不再重要。如此，留给娼妓的便只有性了。与此同时，娼妓业也被重新定义为剥削性质的交易，其主要的关系方已不再是妓女与嫖客，而是妓女与老鸨，这种关系还具有压迫的性质。鉴于上述各种关联，我们应将娼妓业看作是集中了一系列话题的行业，讨论的焦点是何为现代的、因而也是可取的社会性别关系和性关系。  
    第一章　导言（五）
    记忆 从事“了解”有关娼妓业“知识”的许多作者，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自觉回忆的产物，这好像在证明历史学者设定界限的做法徒劳无益。如前所述，大部分指南书都属于忆旧文字。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指南书都说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世纪之交为娼妓业的黄金时代。一些主要的指南书作者公开在序言题词中说，在改革运动提出废娼之际，他们在为一个行将消逝的世界作最后的、可靠的历史记录。好几位作家甚至自比著名的汉朝史家班固和司马迁。与汉朝及后来的史家相仿，21许多作者几乎逐字（不加引注地）照搬先前指南书中的材料。 指南书作者的序言不乏时代的忧思。1907年时詹垲忧心忡忡地写道：“内地民穷财匮……而沪上青楼之盛，乃倍乎从前。贵游豪客之征逐于烟花场中者……一岁所糜金钱难以数计也。”他谴责富有的国人无心肝、无爱国心，接着声明自己有心“乃就见闻所及，萃为兹编，不徒以海上群芳足供采录，亦以见中国外强中干之势”。15年后，清帝国消亡，各式白话运动兴起，无论从政治的还是文学的眼光看去，都是世道大变，但汪了翁依然表示了上述情怀。他在冗长的《上海六十年花界史》（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自序中哀叹道，如今有学识的学子不认真钻研学问，偏去读些通俗的刊物白白浪费时间。他接着说道，尽管如此，他认为将自己几十年间搜集的材料加以整理，出版一部名妓的史书，仍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他以为，与其直接着手禁绝淫业，不如好好调查娼妓业变成了什么样。为此目的，他先确定哪些名妓故事合乎事实真相，严格地拣选材料，以使这部书具有定版史籍的准确性。 指南书的作者虽然也谈论国力和真实性等时代所关注的问题，但他们和中国的经典史家一样，总的说来都唱今不如昔的调子。史家通常会悲叹现在的统治者大不如先王贤明，指南书的作者也同样为高等妓女酬宾技艺的衰退而唏嘘，认为她们已失去了从前的那等风雅和文采。张春帆于1919年在报上连载回忆世纪之交名妓的文章，文中用警示的口吻说，最近妓女的美色和技艺大有被淫乱所代替的倾向，但淫乱的表象背后却掩藏着悲苦的生涯。 这类忆旧和哀叹娼妓业败落的文字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那时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上海正在经历迅速的、令人不安的变化。自约瑟夫·利文森起，许多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都注意到，对中国上层人士来说，19世纪西方入侵以来，“何谓中国的中国特性”已成为十分严重而棘手的问题。宏扬中华文化习俗成了对这问题的部分回应（此时中华文化习俗已被视为特殊的习俗，而不再具有普适性），所要宏扬的内容就包括翔实地阐述高等妓女精致高雅的社会交往习俗（所谓“西方有娼妓，我们则有名妓”）。22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此后数年是这类忆旧文学的高峰期。那个时候，不只是上层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就连上层阶级的成分也在变。忆旧文字中不大提到西方，但作者们嘴上不说，当他们讲述失去的世界时，心目中却仍是以西方为尺度的。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搜集整理了1949年前娼妓业的故事，这里涉及记忆行为的另一类问题。中国的主导性史学（其实是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惟一的史学方法）以阐述和大力捍卫下属群体的利益为首要任务。“下属群体”（subltern）是从南亚历史学者拉纳吉·古哈的著作中借用的一个术语。古哈说这个词的内涵有“等级低下”者的意思，并界定说，这样的人“无论从阶级、种姓、年龄、社会性别、职务还是任何别的意义上说，都具有南亚社会中处于从属、下等、次要地位的一般特性”。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社群中，在历史仍由上层的正史主宰的情况下，从事下属群体研究的历史学者自觉地努力将卑贱者群体写进历史，让“人民”回到历史中去。这些南亚的学者与在中国境内写作的中国历史学者之间，他们与在北美、欧洲、日本和其他各地参与各种“人民历史”运动的人之间，有着共同的旨趣，尽管互相之间的史学实践不一定相同。我之所以用“下属群体”这个词，而不是在近期中国史学著作中更常用的“被压迫阶级”，是因为“下属群体”包含了社会性别和其他诸多因素，实际上更确切地反映了中国官方发起的修史运动所规定的目标：　历史就是要“说出”这些群体的故事。 1949年以后，一队队的历史学者跑遍了中国，坚持不懈地搜集并发表工人和农民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口述历史。他们搞来了大批的素材——歌曲，罢工和暴动的故事，斗争中或斗争间歇中的寻常生活等等；若不是因为他们的勤勉搜集，这些东西本来根本不可能用文字的形式“讲述”出来。在中国，让下属群体开口说话的进程显然得到国家的支持。1949年后的中国，当下属群体（通常是工人和农民）开口发言时，他们所使用的是国家在革命进程中所提供的词语。用这套词汇发言并与其他类似（虽不尽相同）的声音汇合成合唱的过程，反过来也塑造了发言人，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定国民类型。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不能将它当作不怀好意的宣传活动而不加理睬。1949年后的修史工作产生了新的情况，这里不仅是国家创造了一套语言的问题，而更是“人民”如何利用这样的语言去言说从前无法说清的“压迫”。记录片《小喜》中的农妇说她丈夫是“老封建”，她其实就是接过了国家政治话语中的词汇，用它来命名愤怒的情绪，并使之合情合理，可从前这股怒火却找不到表达的语言，23因此也不具有谴责的力量。表达愤怒的能力造就了显而易见的政治力量，人们很容易对此拍手称快。然而，官方的造反话语根本不关注官方所定的阶级结构之外的任何范畴，所以它充其量只是做了均衡、拉直、找平等等整齐划一的事情。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文化革命”时所修的历史中，造反的话语大大膨胀，简直将反抗之英勇夸大到滑稽可笑的地步，甚至干脆就是一派胡言。对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来说，因为有了官方留下的这笔下属群体话语的遗产，所以寻找颠覆声音的工作大大地复杂化了，这是因为我们可以称为下属群体的人在使用官方的语言说话（并已习惯用官方的语言理解自己的经验），而这套话语既确认他们所吃的苦，又赞扬他们的反抗行为，与此同时却也抹去了他们的历史中任何不符合苦难与反抗两大范畴的方面。 于是，对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而言，恢复下属群体经验的努力总是跟随在极其强大的国家工程之后，此项工程已经横贯了下属群体的大部分领地，并已无可挽回地在大片领地上打下了标记（穿越领地的旅程本身也成了这项工程的标记）。这就要求我们至少应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语言在好几代中国人身上引起的巨大反响，而同时又要求我们质疑那种语言的措辞方式和用法。上述程序再清晰不过地体现在对20世纪早期上海娼妓史的研究工作中。1949年以后收集的几乎所有陈述，都是使用阶级压迫的语言讲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用这套语言回忆出来的）。尽管阶级压迫的语言无处不在，历史学者却也不能因此认定下属群体对革命利益有“天然的”认同感。至少在中国，无论1949年以前还是以后，为了将下属群体的利益和革命利益等同起来，就必须在组织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甚至是语言层面上作出巨大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的一位市政府高级官员谈到政府送妓女去改造的情况时，曾这样描述妓女们疯狂的、充满敌意的反应：“她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认为共产党是来解救她的。” 对历史学者说来，毛泽东时代之后娼妓问题的重新抬头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20世纪90年代初，娼妓问题在中国已经被当作有历史渊源的、可以正当地开展研究的课题。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研究上海民国时期的娼妓业。那时我向中国的研究机构提出要求帮助，他们很礼貌地答应了，对外国历史学者的奇怪癖好也甚为宽容，但是对娼妓业这个题目本身却很尴尬地三缄其口。到了1995年，当我完成这项研究时，我已能同许多人直接交谈，并有各种机会倾听政府的、学者的和一般百姓的谈话。这些谈话关心的主要是当代问题，但各类评论者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在自觉地回溯过去，将过去当作可以提供信息、从中汲取教训和提供决策参考的宝库。但是，如果说我在为这部书做研究的多年中学到了什么的话，24那就是回溯过去实际上是个互动的过程，它恰恰是在声称要复原历史真实的时候，却做着创构性的工作。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记忆”娼妓问题的近况及历史的活动涵盖了众说纷纭、相互抵牾的主题，例如追怀理想化的50年代，当时政府和人民一条心，都主张禁娼；例如论证名妓对中国文学艺术做出了历史贡献，应予以承认；又如通俗小报在饥渴地搜寻革命前高等妓院里的劲爆故事。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回到这些主题。 重构难以分辨的下属群体声音在国家的领导监督下进行的复杂的记忆活动只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寻找娼妓这一下属群体的声音的活动。更广义地说来，对娼妓业的研究提出了我们怎样一边对过去进行历史的复原，而同时又在创造性地建构历史的问题。有关娼妓问题的资料是那么完全彻底地嵌入了愉悦、改革和管理的话语之中，所以不可能凭借这些资料，以任何直截了当的形式重构这些妇女的生活经验。资料中各种男人的声音——嫖客的、改革者的、律师的、医生的等等——远比妓女的声音清晰得多。男人的声音提供了一套与社会性别密切相关的、关于（男性的）愉悦和（对男人的）危险的话语。在女性改革者的文章中，一方面有女性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则是阶级差异，两者的扭结形成了她们对娼妓问题的表述。文章唱出纯洁社会和怜悯失足姐妹的调子，这些姐妹据称受到了所有阶级的男性的极度欺压（后来这类评述得到进一步充实，但去掉了女性团结的说法，并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认可）。与此同时，女性改革家的声音也提供了一套与阶级密切相关的、关于拯救的话语（娼妓是拯救的对象，是其上层阶级的姐妹挽救了她们）。在所有这些声音中，妓女本人的声音仍始终难以辨认。妇女在各种不同的安排中出售性服务，所以即使能听到她们的声音，那也不可能是单一的声音；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她们的声音听上去一定不同于被历史隔绝的我们今天所能听到的声音。 写娼妓的原始资料产生于对娼妓问题之“大”意义的激烈的公开争鸣；如何阅读这些跨多重语域的资料，才能从中找到线索，认识娼妓实在的生活经历以及经过干预的生活经验呢？况且不论历史学者将轴线设定在哪一域，妓女都是下层、从属、相对失声的群体？文学理论家葛雅特里·斯皮瓦克有一番话既是说给下属群体研究组织听的，也针对着欧美知识界；她提出，“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后殖民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为下属群体的经验“赋予”声音的时候，25可能无意中复制了帝国主义的权力关系。她写道，“下属群体意识” 受到上层集团精神能量之集中投射的冲击。……绝不可能充分恢复。……［下属群体意识］总是偏离其通常被广泛认可的能指，确实……就在它被揭示出来的时候就已被抹去了。……它根本无法脱离话语。 由于这种理不清的纠结，斯皮瓦克干脆认为下属群体没有任何自主独立叙述历史的可能性。她单刀直入地问：“下属群体会说话吗？”又直言不讳地答道：“下属群体不能说话。”在能否“听到”女性下属群体说话的问题上，斯皮瓦克尤其悲观： 在下属群体主体被抹去的行程记录中，性差别的痕迹更是加倍地消泯了。问题不在于女性参与了反叛，或存在着性别分工的准则，这两点都是有“证据”的。问题其实是，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无论是作为殖民主义史学撰写的对象，还是作为反叛的主体，都保持了男性的主宰地位。如果说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中，下属群体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女性下属群体就更是处在浓重的暗影中。  
    第一章　导言（六）
    在斯皮瓦克看来，通过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获得她所谓的下属群体“信息复原”这件工作，既是一件好事，又是一件靠不住的事。从事复原工作的人绝不只是不失真的信息传送带，他们作出了自己的认识预设（如下属群体意识是存在的，下属群体是主体等），而这些认识的根子深深扎在当代的权力关系之中。她告诫说，在最坏的情形下，如此复原会“同帝国主义的主体建构活动一致起来”，而“下属群体女性仍会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 考虑到殖民者在构造“他者”——作为知识和分类之对象的“他者”——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先前的被殖民（“第三”）世界的沉默就显得格外深沉了。斯皮瓦克声称“在下属群体是妇女的情形中，不可能收集到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成分，以确定其撒播的可能”。她的用语甚至使最积极用功的历史学者都陷入绝望。 斯皮瓦克断言，我所听到的下属群体的任何声音，部分说来是我选择在什么地方倾听的结果；我的当代的、女性主义的、“第一世界”的、嵌入自己的历史时期的特权与政治信仰的结合使我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并受命作出这样的选择。对此我不会提出异议。尽管如此，我仍要反驳她对“下属群体会说话吗？”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否定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下属群体既实实在在地开口说话（发出的声音被他人记录下来，作为文本而进入历史记载），也能表现自我（就是说，很有技巧地以特有的方式解说自己的经验和活动，为的是尽量从中获取自身的利益）。 历史学者从能找到的历史记载中看到、听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运动痕迹。在此我要提出，26我们应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言说”。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个知识人士慷慨陈词，力主废娼，这当然是以后世的历史学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在发言；我在本书中将证明，在半殖民地中国的语境中，这样的人士应被视为下属群体成员。那一位下属群体成员确实在言说。然而，当我们考虑妓女本身在生成话语印迹的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些了。就说一个高等妓女吧，她从不动笔写字，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劝戒文字告诉客人不上她当的种种方法，那么我们从中也就可以推断她的谋略和操纵手段。又如以违背个人意愿被卖到妓院为理由上法庭诉讼、要求脱离妓院的高等妓女和野鸡；或如上海报纸报道的好几百名遭拘捕并在法庭上作简短证词的马路拉客女。人们或许会以为，鉴于街头拉客的野鸡人穷又不识字，加之同一人一般最多提到一次，在这样的情形中，“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便更难以确认。但是，诸如此类的记载不仅使我们窥见将妇女带入娼妓行业的环境条件，也使我们看到当地政府的管理制度以及妓女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使自己能从司法制度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这些妓女虽然并没有直接言说，却仍是留下了可以辨认的痕迹。 历史记载中下属群体所占有的主体位置，并非只是作记载的上层人士指派给他们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下属群体本身进行干预才形成了这样的位置。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下属群体的成员——也可以说是任何人——有没有始终如一的、独立自主的主体性。我们要追溯的，是一种关系，我们确实希望能从这样一种关系中看到“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 假如我们不用斯皮瓦克的命题——“下属群体不能说话”（我以为“下属群体不能在社会话语中表述自身”更接近斯皮瓦克的实际论点），假如我们这样说：“许多下属群体成员发出刺耳的杂声，有的把持着话筒，许多人则断断续续地说话，所说更不见得是心里话，而所有的人多少都意识到在那一历史时刻他们的表述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那么我们可能会更贴近历史学者面对的实际情况。此外，所谓下属群体一旦开口说话便自然失去下属群体的地位的说法也是一条死胡同；假如我们运气好，便能钻出这个“消失的下属群体”的死胡同。最后，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种居高临下、把持一切的话语所生成的图像，即下属群体只出现在其上层发言人为其指定的位置上；现在我们也有机会使这幅图像变得复杂起来。我们不是要用“相互竞争的话语”这样一个概念替代原先的图像（“话语竞争”有自由市场十分繁荣、最佳话语有望胜出的意味）；富有成果的提法应该是承认有些话语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看到其意义。在上海娼妓的问题上，27想调和不同的话语以产生惟一的、浑然一体的叙述不仅绝无可能，而且也是有害无益的。可能正是在不协调的嘈杂话语之间才会产生最有意思的绘图。 堂吉诃德式地寻找能动性和反抗行为 在20世纪后期北美史学界的妇女史一隅中，寻找女性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活计；这样的寻觅渗透在本书的研究中。上海娼妓的圈子处在法律、医学、道德和政治制度的重重约束包围之中；妓女如何看待自身，她们在妓院内外应寻找什么样的关系，她们有哪些选择的可能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必然受到她们身处环境的影响。看来妓女利用平常的手段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安排自己当妾以换取大量的金钱财富，又如到法院告鸨母等。这些做法使所谓妓女是牺牲品或危害了社会秩序的说法捉襟见肘。 这两种对妓女的再现中，一种是透过指南书的警世眼光所看到的情形，一种是直接听到妓女对法官说的话（当然已是经过中介处理的）；对于想寻觅女性能动性和反抗行为的历史学者来说，这里正可找到能动性、甚至是反抗行为的例子。一个干活后直接收取小费和礼品、而不是将酬金如数上缴妓院的高等妓女，是在质疑老鸨的权威，反抗老鸨对她的收入并在某种意义上对她身体的支配权。跟着迷人的、却囊中羞涩的年轻人离开妓院的高等妓女，或者选择英俊的戏子和车夫当伴侣而不要鸨母选定的阔商人的高等妓女，也同样在向老鸨叫板。上法庭、自述深受人贩子之苦的街头拉客妓女则是在抵制将她划入坏女人、妨害社会治安、传播疾病之列的做法。 对诸如此类的行为不应求意过深是十分重要的。不应参与莱拉·阿卜卢格霍德所说的“抵抗的浪漫传奇”。这些行为很容易被读作颠覆性举动，但也可以将它们当作是“使体制得以运转”的表现(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