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 3 部分阅读

    说的“抵抗的浪漫传奇”。这些行为很容易被读作颠覆性举动，但也可以将它们当作是“使体制得以运转”的表现，那样最终还是证明了统治规范的合法性。它们不仅没有质疑、实际上反而再度肯定了将妓女约束在多重隶属关系中的总体社会安排。例如，高等妓女为了收取小费和私下里得到馈赠，就要设法让客人养成恩赐的习惯，但这样做会使她越来越离不开客人，也使她更容易受到客人的伤害。当妓女以被迫非法卖淫为由获准脱离妓院的时候，她其实也在做着使法庭的权威合法化的事情：　法庭有权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妇女可以被依法安置在妓院中，或更普通的情况是，法庭有权确认妇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转移性服务。再者，为了离开妓院，许多女人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希望被送回到父权家庭中去；她们心里也许根本不这么想（考虑到其家庭条件），28但表达回家的愿望表明这是让法庭看到其为受害人而非犯法者的最佳机会。当然，和“雄赳赳气昂昂”的大规模工人起义、农民造反的宏图相比较，这样的抵抗行动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也必须抵挡为女性反抗行为建立“单独领域”的诱惑。重要的在于能识别妇女能动性的事例，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事例，既不夸大也不加浪漫化，也应该承认，历史记载中有太多的静默无声，有太多的无法解决的含混和暧昧，因此我们对能动性事例的阐释最终仍会受到根本的制约。 套中人下属群体：　半殖民主义问题 “下属群体”不是一个固定的单一的范畴。在半殖民地的上海，几乎每个中国人在同另一人的关系中都可成为下级、从属者。就连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军阀也在地盘问题上和政治上受到后来的殖民势力的挤压打击；同完全的殖民地中相对稳定的外国势力相比，这种后到的殖民势力时不时地变得更具侵扰性和破坏性。如果不去考虑直接执掌国家政权的人，那么下属群体身份的广泛性就更清楚了。一个群体可以既享有特权又从属他人（如半殖民地上海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地位更低下的下属群体（如娼妓）为隐喻，来表达自己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时，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此虚弱的根源；他们往往探讨国内的文化成因，其中包括普遍的狎妓行为。二三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经常以替工农、妓女和其他位卑者申冤诉苦为己任（同时也为其福利和对之的管理出谋划策）。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在西方政府和西方知识分子面前，自己只是人下人（他们确实也被看作人下人）；因此，必须牢记他们是在对这样一个世界说话，他们的文章针对着这个世界而写。对自己从属地位的体悟形成了他们利用下属群体做文章的修辞手段。他们并不承认自己享有社会权力、处于下属群体的上方并参与对它们的压迫，而是以下属群体受到的压迫作为证据，来讨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他们还利用妇女、尤其是妓女作为隐喻，表现自己在军阀社会中受到的压迫和中国在世界等级体系中经受的苦难。甚至就连1949年以后成为社会话语主要塑造者的中国共产党也多次处于下属群体地位：　先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从属单位，作为中国政体中一个小小的、濒临危亡的小团体；取得政权后，它仍然（即使现在也仍时不时地）认为自己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是受到逼迫的下属群体。 如果凭着知识分子言说、写作、刊印、29传播的能力为其归类，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生成话语印痕的能力，以及他们通过代表下属群体发言从而与之拉开距离的行为来看，他们似应属于上层精英。如果将他们置入半殖民地的社会架构（这也是他们中许多人理解自己处境的方式），则其地位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中国的大多数群体都可能具有多重的、某种关联意义上的从属性，牢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此可用“套中人”下属群体身份命名之，意思是说有些群体煞费苦心，既要替“下面的”人说话、又要表示出自己有别于“下面”，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同“上面的”人搞联合并面对后者说话。当然，“套中人”的说法也有问题，它唤起的形象过于呈序列状，而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场合中，从属地位的构成和消亡的方式则多有交叉、重叠和不稳定性，故“套中人”的比喻无法全部传达其中的复杂情形。但这样说至少可以不再将“下属群体”当作大一统的单一范畴。 对下属群体作如此包罗万象的定义也有其危险性。下属群体的范畴可以扩大到大而无当的地步，因而也失去效用（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这个范畴还有什么用？）或失去政治意义（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探讨政治问题的历史学者如何评估联合、同盟和解放行动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这不又像是身处宗主国著书立说的历史学者在轻巧地声明，自己同经受了帝国主义肆虐的人们休戚与共（“我们大家都是从属者”）？我承认一个概念包容太多会削弱其意义，但我仍主张使用涵盖面广的下属群体概念。 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关联程度，是人们只有在同其他人（有时是好几类人）的关系中才构成下属群体身份，那会是什么情形呢？首先，跨越阶级图谱的社会性别的运作比较容易描述了。我并不是假设所有妇女不分阶级都属一个统一体。相反，我要说的是社会性别有各种不同的用法。就以娼妓来说，意识到社会性别有等级差异的上层妇女改革者可以利用娼妓问题，坚持自己对各阶级姐妹们所负有的责任；半殖民地的本土男性上层人士也可利用娼妓问题，用以表明自己在国际上恰如“他们的”女人在国内一样，都处于从属地位。其二，中国的半殖民主义的运作显化了。本土阶级结构造成的压迫并未消失，但是在殖民制度下，当地的上层本身处于俯首听命的从属位置，这一情况使得阶级压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下属群体作如此宽泛的定义显然不是要说所有的压迫（或抵抗）都是同等的，或人人都是同一意义上的从属者。我希望勾画出压迫可能呈现的层压、折叠或相缠绕的状态，而不是将压迫描绘得无差异、清一色，于是压迫好像也不大沉重了。  
    第一章　导言（七）
    讲故事 任何关于过去的书都会有一种分量和沉甸甸的质感，使之显得充实而具权威性。这样的书无论在组织结构上做了什么试验，总少不了开头和结尾。选择在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一段历史，其实仅仅是选择而已，记住这点是很有用的。作者所作的决定可能大不同于在过去的日子里那些制造了事件、观察事件或评论事件的人心目中的合理决定。 这个故事的疆界就像所有的边界一样，是人为设定的，但也并不完全是任意的。《危险的愉悦》从19世纪后期大量的殖民备忘录、上层人士的回忆录以及游记开始写起。之所以从这里开头，是因为此处的文字痕迹变得浓重起来了，有关性和社会性别同中国现代性问题之纠缠的争鸣也变得清晰可辨了，至少在我这样的现代人耳中听来如此。其实故事的起点也可以再往前推半个世纪，那时上海刚刚开埠。主要使用19世纪材料的叙述会有不同的重心。 本书的下限设在20世纪的后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娼妓问题再次引起论战；二来当代的议题及其历史的回声正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再者也因我不具备超人的洞察力，又非决策者，所以我在提供预见或推荐政令方面无能为力。我与少数探讨娼妓问题的中国学者不同，我不打算将娼妓业的起源定在中国历史早期，虽说我认识到久远年代的回声造就了许多中国人理解近现代娼妓问题的语境。我与现在中国的官员和社会工作者也不同，我不以20世纪50年代取缔娼妓业的运动为结束点，尽管我会讨论这次禁娼运动，那是国家对城市社会和家庭关系管起来的重要时刻。然而，我仍十分留意中国人在参与讨论和评论娼妓问题时，如何在变动的历史过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我密切地注意他们吸取了什么教训或向别人推荐什么经验，以及这些经验教训后来怎样被一再重复或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虽有明确的开头和结尾，却也意在表明，就这个特定的题目还能锻造出别的故事来，而别的故事的可能性本身又同别的历史密不可分。 本项研究跨越（通常是严加把守的）虚构与非虚构文字的界限。文学资料是正当的丰饶的领地，可供历史在其中爬梳翻找，尤其是追溯对名妓的讨论，因为许多指南书和回忆录的作者也是报纸的编辑，他们又以高等妓院为背景创作小说，有些作品还指名道姓地描写了名花。张春帆、毕倚虹、孙玉声、周瘦鹃、包天笑等作家自由地穿行于不同的文类之间，他们的作品正可用来审视不同的体裁程31式如何使名妓与客人的故事有不同的再现，也就是说，可以审视历史记载如何被文类的规范所塑造。我的研究作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主要是在各种非虚构性文字体裁的领域，虚构文字方面也断断续续地用了一些，但说不上是全面的检查。我依靠的是短篇小说和黑幕小说，对主要的名妓小说只是一带而过，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熟练的技巧，能对这样的文学作品作有力的阐释。但是文学学者对名妓文学、对写爱情、犯罪和黑幕之类的“鸳鸯蝴蝶派”通俗故事的研究，对我很有帮助，我也从阅读这些学者的著作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 我的研究只限于上海，只是在追溯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关于改革问题的全国性争鸣时才会提到其他地方。抬高或贬低上海的人士都喜欢唱上海特殊的调子；确实，上海并不是中国，我写的娼妓史是地方的、有限的历史。人们可以写其他地方的历史，如北京的、广州的、天津的以及许多其他城市的历史。在这项花了将近十年时间的研究完成之际，我如释重负却也不无依恋地将这些城市托付给别的研究者。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　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愉悦、危险、干预以及当代的对话。读者看到这里时，第一部分便已读了一半了，下面还有一章“分类与统计”，谈上海娼妓业等级制的创建，将会剖析各种类型的娼妓，并探讨对于构成这样一个等级体系并厕身其间的人来说，特别是在娼妓业变得“摩登”起来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里，出现了什么关系到危急存亡的问题。 第二部分“愉悦”谈男人笔下讲述的高等妓女生活，写名妓的男性最在意的，是展示自己的风流文雅。下面各章分别从几个侧面讨论高等妓女、佣仆、嫖客和鸨母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妓院规制”视高等妓院为复杂的社会与商业机构，在此地，男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受到一整套繁琐的礼仪、规矩的制约，而男人的行为是否得体合宜，要由名妓来仲裁。第四章“情感事务”讨论名妓与客人在性茭往中的交涉和感情问题，其结果往往是妓女被纳妾、离婚、回头做妓女、再次当妾。第五章“花招与伎俩”突出了在指点恰当的行止的书中所透露的劝诫意味，对不够老练不够世故的客人而言，等待他的是重重险境。第六章“职业生涯”审视作为公众人物的名妓，她们的故事在都市各阶级中流传；这一章还追溯了名妓之间的关系网络。总的说来，这部分描画的是造就社会上层愉悦感的体系，其中有许多情景是以怀旧的心境记录下来的；我试图从那样一种体系安排中考量名妓，她们既是实力派演员，也是从属他人的戏子。 第三部分“危险”转向另一类文字，其中娼妓（通常是位于高等妓女之下的娼妓）既被描绘成牺牲品，32也被说成是危险的化身。第七章“人口买卖”描述有关绑架、买卖妇女问题的文字记载；这一章要问的是，在有大量的证据说明许多娼妓同自己的娘家和夫家保持着密切关系、其实还帮助支撑了娘家和夫家的情形下，为什么在有关上海娼妓的故事中，拐卖成了最常见的主题。第八章“法律与混乱”追溯日常的管理制度（与之相对的是提倡妓女登记注册或主张废娼的短暂运动），并注意到娼妓如何利用法庭。第九章“性病”审视作者们如何越来越强调淫业、性病和中华民族的健康之间的联系。 第四部分“干预”检查20世纪的改革者和管理者如何力图将娼妓问题同国家实力的衰退联系起来，又怎样努力振兴国力。 第十章“改革者”讨论从清末到日本占领期间出现的种种改良理论，其中有些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但所有的理论都持民族主义的主张。这一章还简要地审视了改革社团的活动，它们做的事情也预示了后来国家对娼妓进行的再教育。第十一章“管理者”所描述的，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里的各种运动，如提倡对娼妓发营业许可，主张废娼并推行检查制度。第十二章“革命者”检查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发起的运动，它的成功致使上海公开活动的娼妓销声匿迹近30年。这三方面的努力中都能看到两种愿望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想通过教育和就业等手段提高妇女地位，从而增强国家民族的实力，另一方面则想让妇女回到（被认定具有保护作用的）一家之主身边去，从而使国家安定。 第五部分是“当代的对话”，讨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卖淫嫖娼在中国卷土重来所引发的激烈争辩。第十三章“命名”、第十四章“解释”追溯了娼妓业新形式的激增，同时还要从两个方面考察这个时期如何形成对娼妓问题的表述：　它同解放前和毛泽东时期的历史的关系，以及同人们心目中现代化的未来的关系。最后一章“历史、记忆与怀旧”将娼妓问题的再度出现视为一个历史话题，一个关于解放前的记忆的会聚点，也是一个文学艺术再现的问题。 历史学者总是要将事情缕出条理、头绪来（这与我们那些文学近亲兴高采烈地打乱秩序的做法恰成对照），因此我在这里试图讲述一个井然有序的故事。有条理有顺序，并不等于就是讲一个直线行进的故事，如何从黑暗大踏步走向光明（甚或是倒退，再次回到社会主义革命后的黑暗）。我没有这样做，而是要鼓励读者翻越过这些资料，回头想想有什么其他可能的解释，去想像一下史料中的知识是怎样获得、怎样纳入记忆、怎样被重新创造、又怎样被讲述出来的这样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过程。我们要学会在几种不同的语域中阅读和聆听，如此或许就能开始懂得娼妓的声音和行为，当然那是在同那些更显见的、更清晰可辨的力量之关联中方可加以识别的声音和行为。我们也许能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33在娼妓业的外形和构造不断变化的情形下，我们能识别妓女的声音在哪里形成合唱，哪里形成对位，哪里又出现了显著的不和谐音。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追寻其他人的文字、言谈的轨迹，看他们怎样在话语层面上使用娼妓一词。在都市的上层和普通居民想了解自己的位置、想理解身为20世纪中国的城市居民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们对文雅举止、体面正派、政府、甚至是国民性等不断变化的意义进行了论辩，其中就突出地使用了娼妓这个符号。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一）
    上海妓女多为贫寒的做工人家和家道中落的中上等人家的妻女，虽说其境况不一定太差，可无论在当时还是从前，她们基本上总是处于阶级等级和社会性别等级的底层。1然而要论她们的从业条件、生活境遇以及个人在上海风流场中的地位和名声，其间的差异甚巨，乃至用“妓女”一言概之显得有失妥切。上海的娼门依嫖客的阶级地位、买卖双方的原籍以及妓女的品貌年龄等，分出了高下档次。旅游指南和改革者都描述了妇女从事娼妓业的一系列安排：　女人可以被卖给或抵押给开妓院的业主，可以事先讲好怎样与老鸨拆账，或者自己行业。2同“自由”经营自家身体的私娼相比，卖给妓院或典押给妓院的女人自然是不大好拒绝接客的。3高等妓女提供陪伴侑酒、歌舞表演等社交服务，虽说也有卖身之事，但并非总是以性服务直接取酬。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居于行业下段的妇女，她们的主要服务内容便是经常的不讲究形式的性茭了。20世纪上半叶，行内等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档的长三妓院也好，街头拉客的也好，都面对着向导社、按摩院和舞厅等诸多新建场馆的竞争。要谈这一阶段的娼妓业，必须跨等级、跨时段地探究各种不同的从业环境才是。 娼门并无清晰可见、各有确定地界的等次之分。如有等级，不如说那是一系列作者共同的或交叉重叠的想像性描绘之产物，是男人（或以男人为主）的认识、回忆、分类、统计的结果。对许多作者、35尤其对书写名妓者而言，划分等级的举动本身就是一种怀旧，就是分门别类地记载他们感到业已消逝或已岌岌可危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感怀旧时、历数上层妓女生活的同时，也透出对数量激增的下层卖淫女的鄙弃或惊恐的态度。对另一些作者、尤其是书写马路拉客女的人而言，分类行动本身便成了揭露丑恶的手段，用来警醒市民，令其关注并采取行动解决社会问题。 说娼妓业的分类存在于人们共同的想像之中，并不等于否定高级妓女“真的”分出过清晰的等次。她们确有等次，而且有许多证据表明她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有时相互之间门户森严。当我说分类是想像性的产物时，我想指出的是，那些书写娼妓业的男子在描述业内情况的同时也就为之设定了等级。对他们来说，等级就是次第排序，这不光是给不同的类型命名的问题，而且还必须阐明高等与低等的关系。作者们正是通过建立等级范畴、确定各类别的重要程度、构筑不同等级之间的边界并以话语形式巡视把守这边界，才使不同的等级得以凸现，并使之成为上海生活的一大特色。等级的构建又是通过一些现成的叙述步骤实现的，作家之间亦步亦趋，互相印证，反复叙说，往往一字不差。有四个步骤最为重要，即划分地界、统计数字、区别类型、区分地域。然而，即使最详尽的分类也无法穷尽五花八门的上海性劳务状况。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妇女在性劳务市场进进出出，形成了非正式的临短工队伍，而新形式的se情服务则在按摩院和舞厅等场所迅速扩展。因等级遭到破坏而产生的焦虑沮丧始终是民国晚期文字中的一个主题。等级制度虽不是稳定的范畴，但已成为人们的一套共识，并对上海妓女的生活产生了实在的社会影响；本章要探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等级制度。 这里出现了我们能否听到下属群体说话的问题。人们其实不可能脱离开等级所划定的范畴来揭示妓女平时“真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因为这样的条件本身几乎总是被说成为等级的注定结果。例如，虽然在有关高等妓院的描写中有时也会出现严厉的或霸道的鸨母，但“恶老鸨”在有关下等妓女的文字中出现得频繁得多。老鸨狠毒多与贪婪有关；妓女拉不到足够的生意或不肯多拉客便遭老鸨殴打摧残的事例，在回忆录、俗语切口汇编、新闻报道、旅游指南、黑幕故事等中多有描述。4下等娼妓被逼迫着时常卖淫，加上受虐待，无怪一位指南书作者想像她们是层层压在地狱中了。5 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分类与统计娼妓的身心健康，无疑依情形不同而有别，如老鸨狠毒还是好心，她们是否要多接客，是否生病或者怀孕等。36不过，但凡提到娼妓身心状况的，却几乎总是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或悲叹十里洋场淫风日炽。有社会工作者报道说，一些妓女说出了抑郁的心情，感到自己低贱，心中疑惑。6做救援工作的在访谈报道中，亦称她们“已经失足而至麻醉……灵魂麻醉”7。一位指南书作者在评论下等妓女的处境时感到震惊，说“这般人工泄欲器，也已成了日常功课，已由苦而乐了”8。如果说，文章中描写的妓女接客愈频繁，地位便愈低下，那就意味着，在许多观察者的眼中，衡量堕落的最终标准是看女人对卖身变得麻木不仁了，还是看上去甚至当作乐事。然此种种说法所揭示的，其实是推进现代化的改革人士及怀旧文人的心声，而远非妓女的真实生活。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二）
    划分地界：“此地风光不再” 妓女的等级部分地通过地界的区划表现出来，什么样的地段就有什么样的等级。民国期间出版的大多数欢场指南以及同时期的小报文字，都以大量篇幅关注娼妓业的空间分布。作者们开列马路街道、巷子里弄的翔实名单，指明各种等级的妓院的位置，还有的记载了一些等级的妓女从一处搬迁到另一处的情形。9对这些作者来说，登录场所的乐趣看来并不只在收集和重现地名，而是在诵念地名的过程中唤起那已经消逝的世界。 写于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作品中，作者回忆起19世纪初叶的情形。那时黄浦江上有船舶载妓应客；妓艘游弋于停泊在港口的汽船间，舟子高声唤客，有意的商贾便请上船来。描写妓艘的文字总会提到女人之美艳，衣衫之讲究，以及江面上飘过的悠扬笙笛。到了19世纪中叶，不知何因，船妓登岸，群居于老城区的虹桥一带，所应的嫖客为广东福建的商贾。1860年间，太平军围城，许多妓女因迁出老城区，搬到了租界（公共租界始建于1845年，37法租界建于1849年）。百年间长三、幺二妓院等不停地迁徙租界，有些资料称这种现象与西洋人来后上海日胜一日的繁华有关。 在民国作家的忆旧文字中，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一般被标以上海名妓的“黄金时代”。1917年时有位作者写道，从前富豪们在青楼挥金如土，故市面兴旺；对比之下，他生活的时代虽说妓院和妓女的数量大增，光景却是大不如先前，按他的说法，是白银外流的缘故。往日里，男宾云集青楼，据称只为笙箫欢歌，名流聚首；性事不说没有，却非采撷之重，倘使发生，也说成是一桩柔乡韵事，而非赤裸裸的钱性茭易。19世纪后期，上海老城区内挨着北墙的里坊为妓院麇集之所。文人们笔下收进了那里的花园、围篱、竹帘掩映中的“红衫绿袖”，还有那顾盼之间的万种风情。最高档的长三妓院亦荟萃于公共租界的四马路（现福州路）和宝善街（现广东路）上的弄堂街坊，许多文章怀着深情历数了这些里弄的名字。民国时期，那一带是公共租界的商业中心，就在青楼近处，绸布庄、服装店、药房、报亭书店、戏馆、影院、酒楼和旅社鳞次栉比，沿街排开。隔了几个街区的妓院，就低了一档了，也是几经迁徙过来的：　先是从老城区搬到小东门，后来一场大火烧了许多堂子，再后来搬到公共租界，在河南路、北京路、东西棋盘街和鸡鸭弄（老北门外）等处安顿下来。1920年后，公共租界开始禁娼，妓院遂逐渐移向法租界，沿着爱多亚路（即“爱德华七世路”，现名延安东路）两侧开设起来。作者们以诱人的笔墨勾画海上风月场，只道那是僻静、雅致、隐蔽的去处，富绅巨贾会粉黛，丝竹袅袅，绕室盘桓。描写的青楼女子，无不衣着得体，颇懂自爱，全然没有暴露在人们视线下的一般娼妓行径。 自19世纪末，属于公共租界的南京路一带便聚合着拼命拉客的马路娼妓（一则文字痛斥“冶叶倡条”，称之为“鸠盘荼不足当雅人一盼”），而城外临河一带，“亦多娼家，编竹为篱，抟泥成壁，湫隘殊甚。稍自爱者每不屑处。”公共租界北面虹口区内的北四川路，则集中了广州、东洋、韩国和（十月革命后的）白俄妓院，厕足其间的还有舞厅、影院、茶室、餐馆、澡堂、美容院和按摩院，38其中自有许多打临工性质的娼妓。到了20世纪，“大世界”（1917年开张）一类的游乐场和永安公司等百货公司的屋顶花园开始有女子弹奏琵琶，演唱戏段子，而端茶送水的女招待也兼做陪伴女郎出卖色相，收取一份额外的报酬。 据说高级妓女十分注意身份，与野鸡掰扯得一清二楚，为此不惜迁徙搬家，“以示不与同流合污，以为区别”。无论长三、幺二们本人是否真的以门户决定栖息地，几代作者所作的地界区划却表明，曾是高等妓院渊薮的福州路（四马路）到了30年代已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等次的堂子都有了。甚至在书场中，倡优在台上弹奏说唱，台下就有娼妓巡游于听众间拉客。时光流逝，旧时的高级青楼区衰败下来，档次一降再降，由此指南书中便常能听到“此地风光不再”的喟叹。当作者们说起浙江路上原先是青楼胜地的迎春坊现在却为“三等野鸡的窝场”，曾经赫赫有名的虹桥也变成“担菜负薪者的征逐场所”，无不唏嘘黯然。“花底沧桑”、“陵谷变迁”之评说，确立起书写高等妓女文字的一大主题：　怀恋逝去的风光。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三）
    统计数字 上海娼妓业于史学家之所以重要，所涉妇女的人数之众至少是部分原因。然而要说出上海卖淫女子的确切数目是不可能的。公共租界对娼妓时禁时容，而在法租界，妓院则有营业许可证。各种市政府态度不一，这意味着没有系统地收集统计资料。妓院老板哪怕只为省下贿赂官员的费用，往往也会有意隐瞒生意的性质和规模。计数一事，和分类、管理一样，并非中性的活动。在上海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创建统计资料是国家政体法度建设过程的有机部分，体现了现代性工程所具有的侵扰特征，常受到被调查人群的抵制。统计数字貌似准确，然其搜集者为各种不同的团体，之所以要搞统计的理由也时时在变，至于统计对象，更是有十足的理由不说实话。 现能找到的残缺不全的统计资料表明，社会上的卖淫队伍呈不稳定增长的态势。据公共租界一位西洋卫生检查官1871年的统计，租界内有1632名中国妓女，而法租界公董局估计在法租界内有2600名。39两处的青楼据说多为国人而非洋人所设。1908年的一部指南列了1219名妓女（其中最高档的969人，次之146人，广州妓女42人，东洋妓女62人）。低等的妓女未列入，或许因为作者是在指点冶游高档青楼的门径，而非监测公共卫生情况。到了20世纪10年代后期，公共租界当局对卖淫比较关注了，遂发现妓女人数在增长，恐慌心理和勤勉的统计互推互动，两者都在升温。上海市工部局正俗科在191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妓女总数已达7791人，其中差不多五分之四是马路拉客的野鸡。1920年间，租界任命的淫风调查会的一项报告中提到，仅在公共租界就有4522名中国妓女，也就是说租界中每147个中国居民中就有一个妓女。报告还指出，若大上海以150万人口计，并算上在法租界活动的妓女，则上海每300个中国居民中就有一个女人以卖身为生。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报告中所说的“偷偷摸摸的”妓女。事实上另外一组差不多同时进行的统计显示，在两个租界有六万多名娼妓，其中多数是被称为“雉妓”的街头拉客女，或更低等的卖淫者。 实际上每一个观察过上海滩景象的人都会说到，没有营业许可的娼妓以及有其他职业掩护的卖淫人数大大超过了有营业执照的妓院。20世纪，舞场内计时付费的职业舞女、按摩院里的按摩女郎、歌舞杂耍场里的女招待、旅行社的向导女、卖报纸香烟和水果的小商贩、巡回为水手织补衣服的补衣女等等——或是因职业需要，或是因收入微薄需要补贴，这些女人实际上都在从事卖淫活动。虽然当时的调查统计很少将她们计入妓女队伍，但在估算提供性服务部门的规模和理解妇女的从业选择时，必须考虑这些兼职的或“有伪装”的妓女。 20世纪20和30年代发表的数字与其说是统计的结果，不如说是社会科学学者和改革家所提出的粗略见解。他们拿出来的往往是大数，约数，是有伸缩性的数字；它们引导读者，使他们去想像有越来越多的、根本无以计数的妓女活跃在上海的大街小巷。1927年的一项估算称有执照的和无执照的娼妓数字为120000人，到了1935年，估计达100000人，增加的部分主要归因于农村的自然灾害和萧条时期工厂的倒闭。1937年，在日本入侵前夕发表的一份英文报告称公共租界有25000名妇女从事卖淫活动，也就是说，租界的每14名妇女中就有一个妓女。妓女中有五分之一是“已知的职业卖淫者”，40但作者们最忧虑的是百分之八十的非正式从事卖淫活动的人，她们在百货公司的屋顶庭院，在旅馆、公园、电车、影院以及在街头拉客。战后的一项研究将专职妓女的数字定在50000人，但也指出这数字应增加一倍，以包括“行为接近娼妓”的妇女。 这些数字意味着，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一些时段，妓女的人数超过了棉纺女工数。按照1935年公布的10万妓女的数字推算，大约每13名妇女中就有一个妓女；按照战后的数字看，则是每15至20名妇女中有一个；如果只考虑年轻的成年妇女，则比例还要提高。调查报告的作者在探讨娼妓数字上升的原因时，最经常提到的是上海人口的增加，大量流动人口（贫富都有）从其他地区进入上海，以及男女人口比例不均。1910年到1930年间，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内的上海人口增长了将近两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人口与1930年大体持平，可1945年至1947年，人口再次增长了三分之一。1910年时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82％以上，到1930年时已超过90％。流入上海的女性人口在工厂、尤其是纺织厂找到工作；有的当了佣人或奶妈，还有的进入娱乐行业，或当了娼妓。 但是流入上海的男人数目大大超过女人。30年代初，在租界以外华人管辖的城区里，男女性别比一般是135∶100，到了二战以后的三年间，这比例已下降到124∶100。而在租界，中国成年男女的人口比例更加失调，1930年公共租界的男女之比为156∶100，法租界是164∶100。民国时期的社会改革家总爱指出，城市人口中婚姻无着的男性过多造成了性茭易需求的增长。虽说可能情况属实，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年份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成年男女性别比却稳步趋向比较均衡。正是在这同一期间，报告出来的娼妓数目却在稳步上升。 归根到底，数字的意义不在于准确指示娼妓业的增长情况，而是引导人们看到变化着的统计方法和统计目的。要对什么进行统计，为何统计，由谁来作统计，这些在上海是经常发生变化的。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继回忆录之后成为书写娼妓业的主要文类，改革代替了原先的赞赏而成为作家的主要议题，这时调查报告也就置换了原先的登记造册而成为娼妓业统计的主要手段。看似确凿的调查数字很快就过时，41代之而起的是援用模糊的大数字的做法，所传达的意思是，卖淫已成为无法控制的、五花八门的并日益具有危险性的现象。当国家和改革者坚持实行对娼妓的监控时，统计成为大家都使用的一种手段。如此产生的统计数字与其说明对娼妓业的限制已见成效，不如看作是表现了上层人士越来越强烈的忧虑。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三）
    区分类型 从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上海娼妓业的长篇描述，诸如冶游见闻、指南向导、通俗小报以及宣传改革的出版物等，无不详述娼妓门户及与此行业有关的匪夷所思的名称和名堂。嫖界也是从知书识礼的名门之后到暂靠码头的外国水手，无所不包。这些妓女的名目中许多是上海特有的。别的城市同样也有当地的各种类型，也以差不多的方式作了分组归类，列数详述。但这些叙述并不仅仅在搞妓女分类，而是作为历史讲叙出来。历史的叙述通常隐指三种主题：　一是娼妓在中国源远流长，二是娼妓史与士大夫的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当代娼妓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史平行，讲述了从文明到压迫与危险(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