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 4 部分阅读

    娼妓史与士大夫的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当代娼妓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史平行，讲述了从文明到压迫与危险的一部衰落史。 20世纪初上海娼妓行当的术语渗透着早期历史的印迹以及对官场的讽喻。“倌人”是高等妓女的一种称谓，本意“为官之人”。1891年一位游览向导作者说，“倌人”出处无从查考，但认为用“倌人”称妓女或许因妓如官，均可视为“公共之物”。他还提出另一种解释，说该词出自元朝和明朝的“官妓”。另一种说书妓的常用称谓是“先生”。“先生”原是对学者、长者和受尊崇者的尊称，后来演变为说书艺人的行业俗名。英语中往往将这样的艺人译作“说唱女”或“歌姬”（singsong　girl）。1935年有一部《上海俗语图说》词典，编者遍查《礼记》、《论语》等多种儒家经典、搜寻“先生”的意思之后，苦笑着说未见一例称女子为先生的。正如上海妓女自成一统，未有先例一样，“先生”这个用语也没有先例（于是亦暗示其不合常规，甚至不合法）。“倌人”和“先生”两个称谓都挪用自有脸面的男性官僚士大夫阶层，于是产生了一个绵绵不绝的话题，即20世纪士大夫和高等妓女传统的式微。 书寓：从献艺到卖身 20世纪中，几乎所有写到娼门等第的文字都会感伤地从“书寓”说起，那是妓中的最高品格，当时已淘汰无存。19世纪后半叶会弹唱、善说白的妓称书寓，专门接待当地的文人学士。通常亦称她们为“书史”（说书倌人）、“词史”（诗词倌人）和“先生”，其表演的场所为“书楼”（说书的书场），所栖息的寓所便称“书寓”（说书人的寓所）。“书寓”亦指这一等级群体。 指南书的作者将书寓妓的艺涯谱系上推了一千年。在上海，据说男说书人为吸引听众，曾起用女性来说书，到头来女人说书说红了，男人便退居后台，操弦为说唱女伴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书寓风气大盛。说书的女子演出时，其红纸名牌高悬书楼外。男人付一元点唱，便算是熟客了。演出后，有些说书艺妓也在自己的寓所应酬客人。19世纪早期，每年都有一次（也有说一年两次）会唱，相当于考核，来认证书寓资格；彼时书寓妓展示各自的唱、说白和操弦之技艺，通过者方得继续谓之书寓。书寓不独花容玉质，华服美饰，其酬宾的烟枪同样出名，更因工于说唱操弦而蜚声沪上。与等级稍低的长三等不同的是，书寓并不侑酒陪席。书寓的艺名（入行时取的名）不惟赏心悦目，且均有诗画的意韵。 依照书寓销声匿迹后出现的怀旧文字看，书寓等级自视清高，以艺技而非色相谋生，所谓“卖嘴不卖身”。民国时期有文章说，书寓门第管教森严，凡有妓与心上人苟且者，一经发现，必焚其卧具，扫地出门。 另一些文章则说书寓确在住所“卖色”，只不过是陈仓暗度，公开身份仍是说唱艺人。后来，靠艺为生的妓类渐走下坡，史料暗示说，概因此类女子不愿与客有狎昵之举（“过清高拔俗”了）。及至20年代，书寓已全部融入长三等级。长三自不及书寓品格高尚，43多处文章提到长三妓女“对狎客有求必应”。“书寓”一词断断续续一直用到1948年，大多数情况下指长三妓女；长三亦接过了“先生”的尊称。 20世纪的作者叙述书寓之消逝，唱出了往昔的挽歌。从前妓与客之间以艺为纽带，并不靠性。由此，“书寓”等级也成为追本逐原的载体，用来讲述优雅文明的昔日故事。与此相对照，一位指南书作者痛斥他置身其中的30年代，说“现在人欲横流，随潮流的趋向，而娼门中人，遂亦不得不松裤子带，为其招揽生意的不二法门了”。 书寓是否限制与顾客的性关系，毕竟是无法证实的了，至于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技艺、生意与性活动的关系，则更是无从查考。史料中清晰可辨的是男性作者面对变迁的错愕和沮丧：　过去只有饱学优雅之士方可享用的无以言喻的欢乐，现在已变成粗俗的商业买卖，变成任何人只要有钱就可买到的性。文中不只哀悼独特的书寓之退隐，而且还为旧文人曾共享的男性愉悦之消逝而扼腕长叹。 长三与幺二 本书第二部将详述高等妓院的经营方式与各种关系，事实上这部分内容在传统的分类中所占的比重远大于低等妓女的营生。高等妓院既是抒发忆旧情绪的中介，也是生发出男儿气概的场所。“长三”本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老规矩招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后来虽例规早变，称呼却是沿用下来。整个民国时期，长三居于娼妓等级之最。与书寓相仿，长三亦能歌曲，只是节目花样不如书寓繁多。她们服饰豪华，擅长宴席赌局的应酬，周旋于富商达贵之间。先前出租车还不怎么流行时，长三妓出堂差搭乘马车，或坐“肩车”，即由堂子里的仆役扛在肩头上送去，也等于给妓家的生意做了活广告。民国后期，福州路会乐里的长三妓院颇有名气。阔气的可招妓陪同看戏或游玩娱乐。诸如此类的差事，妓院收费均有定规。 长三一般年纪很轻。44许多姑娘进长三妓院时还是孩子，是老鸨买来当“养女”的。过了青春期的女子，上等妓院就不肯收了。老鸨自有理由，一来人大了不好调教，二来在她身上花费不少，能干的年头却不多，不上算。 要结识长三，不靠她的一位常客介绍是很难的。长三姑娘日日接待应酬，不过一般却不能指望她与客人发生性关系，即便完全卖给老鸨的亦然。虽说要得到她的人需煞费苦心，但只要客人苦苦“追求”已久，又在妓与老鸨那里抛掷了千金，那么一亲芳泽也非不能。与书寓不同的是，长三并不避讳与狎客的性关系，民国时她们常与客人同往旅馆开房间过夜。长三妓院一直维持到40年代，为沪上生活一大特色。 再下来就是“二三”和“幺二”妓女了，两种称呼也都来自骨牌名。民国时期，二三逐渐消失，后一律统称长三了，然幺二却仍是分明的等级。民国时她们的资费说是打茶围、招待瓜子水果一元（俗称“干湿盆”），侑酒二元（故以“幺二”即“一二”谓之）。在通货变化的年代，幺二们实际的收费标准如何不清楚，不过民国年间要让妓女晚上陪伴助兴，耗费肯定大大高于“幺二”名字所示。众口一致的是幺二唱功不如长三，卖色费用也低于长三。幺二妓院规模一般较长三妓院大得多，每个妓院还下设许多小的堂子。 幺二妓院对生客熟客一视同仁，来者不拒。一则文字直露地评述道，“只要你袋里有六块大洋钱，便可教她跌倒在你铁蹄之下，元宝翻身，任你摆布。”有一部指南书写到有的女子离开长三队伍去当幺二，或是被管她的人（一般是养父或养母）逼着去当幺二，皆因幺二卖身钱来得快，不似长三堂子名堂繁多，耗时耗力，不容易来快钱。作者评道，长三姑娘去当幺二，弯子不大好转，感情上身体上对于说卖就卖难以适应。 作者们在历数上等妓女类别时，尤突出妓女因经济所迫而不得不多松裤带的时刻，以为那正说明妓业悲惨的滑坡。例如，1922年有一部花界编年史记述道，45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青楼救济团”，观察家想当然认为成立该组织是为给工部局施加压力，使其取消禁娼的决议（详见第十一章），可不久就发现事实不然。该组织其实掩护了一个从事秘密皮肉生意的窝点，狎客经过筛选，价格亦十分昂贵。如今生活费用上涨，只有极少数的妓女能洁身自好，不以身取钱了。报道到此，作者不禁唏嘘慨然。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四）
    韩庄与咸肉庄 如果说在长三妓院，性茭媾只是次要的或偷偷摸摸的勾当，那么针对着阔绰商户的“韩庄”（从“台基”一词演变而来）就是专做私底下男女苟合的生意了。从书写韩庄的回忆录、新闻报道、警世檄文、历史传奇等等看来，其滋味与危险均在于打破了严谨的家庭防守线：　到了庄内，男人可以睡他人的小妾或体面人家的大小姐。这些文字意味着，只有在淫乱迷醉的大都市里，如此不轨才能自树一帜，合法生存下来。 韩庄风气从19世纪中期一直沿袭至20世纪10年代。除了官姨太和大小姐（她们中不乏来韩庄与家里反对的情人幽会者），韩庄也有一定数目的妓女，供客人包夜、包月或更长期的租用。女庄主起劲地罗致女人与狎客，庄花收了费与庄主拆账。写到“新党”男女如“新式学校”安排课程似的给自己的幽会做计划，文章作者不免露出嘲讽的意味。随着旅馆业的兴起，韩庄营生衰落下来。旅馆又提供了一处私会的场所。 20世纪，韩庄渐为更加公开的公娼堂子——“咸肉庄”——所替代。与各等级的高级妓院相仿，民国时期的咸肉庄也是公开的设施，也纳税并领取执照；但与韩庄类似，目的只在让情急的男人立即满足淫欲。客人来了只给上一杯茶，而不是头等妓院里的各色点心，也不讲究交际。1932年的一部指南书写道，咸肉庄 完全以肉欲为前提，所以最受急色儿的欢迎。因为没有妓院的虚伪周折，痛快的纳了相当的代价，46便可满足欲望。 这里的女人是“咸肉”，指南书的作者写她们的时候尽情把玩文字游戏，说什么生意清淡的小肉庄里“未尝没有火腿家乡肉在里面，既可便宜，且招待殷勤”，谈“肉味的美恶”与价格的关系，介绍“斩一刀”的花费（20世纪30年代3元，全夜5—8元）。说起令人谈虎色变的性病，一部30年代的向导书用了“咸肉臭”的字眼，另一位则提醒读者说，“食肉自以新鲜为贵，加过盐的咸肉，非但失却肉的真味，并且多少总还带些臭气，非胃口好的朋友，终有些不敢承教。”咸肉还作为一种转喻，指明了上海作为外埠人聚居地的性质： 咸肉虽不清鲜，却耐贮藏，旅客携作路菜，最为相宜，整块煮熟后带在身旁，随时可以取用，割下一块，送到嘴里就吃，便利极了。上海是活码头，出门人最多，“咸肉庄”就为便利旅客而设。 不讲社交，只管解决性欲，这是咸肉庄的共同点，但别的方面咸肉庄之间却有很大差别，高档的“贵族屠门”装饰华丽，寻常的也就是基本设备。普通肉庄的妓女接客的房间俗称“鸽子棚”，小得只够放一张床。接客时间的长短按付费多少而定，一个完事再接下一个。老鸨们被毫不留情地形容为“一种剽悍凶暴的老妪”或是“一般风骚尖刻的徐娘”，标志着这一类堂子相对属低层次，因为说到高等妓院的业主是从不用如此粗俗的字眼的。 或许因为咸肉庄是在公共租界开始禁娼的时候兴盛起来的，所以大部分都开在法租界的八仙桥附近。到20世纪30年代，指南作者开始评论说“‘咸肉’营业跟着上海旅馆事业，一同突飞猛进，近年来大有压倒长三幺二之势”。这些描述只是沧海一粟，反映了当时弥漫着的情绪，即娼门等级界限打破，原先以书寓长三幺二为中心的妓院文化败落了，直截了当地变成了拿钱换性的生意；随之大滑坡的，是原先那个有序的社会。追忆长三和蔑视“咸肉”在这类文字中总是联系在一起。 雉妓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上海，最大的妓女群体叫做“野鸡”或“雉妓”，其人数远远超过其他等级。文章写到咸肉庄，有关疾病和性的商业化的调子就已很普遍了；写到野鸡，更是有顾客遭遇人身危险的恐怖描叙。那些找马路拉客女的男人被说成“打野鸡”，可事实上在史料中看到的分明是女人在当捕手。每当夜幕降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大马路两边可看到一群群的野鸡，拼命在小商人和走街穿巷的贩夫走卒中拉客。（见图1）那个时期的指南向导书反复告诫来沪旅客千万小心野鸡，她们见路人就上，所做近乎偷盗勾当。最不堪一击的是乡下人： 倘客虽乡愚而似有钱者则以钓鱼之法使其心神迷乱身不由主平日一文如命此时千金不惜。 有一作者错杂地使用了禽鸟的比方，他警告说，野鸡“好像老鹰抓小鸡”似的紧抓捕食对象不放。还有将野鸡的方法形容得如团伙打劫： 上海野鸡拉客人，都半是三个人服侍一个。……在马路上还客气些，若被它们诱进了暗弄堂，那是野鸡老鸨一窝蜂的上前，将他围困垓心，他若还要倔强，那就实行绑票手段，将他像戏台上的活擒张任似地，四脚朝天的抬进鸡窝，乡下人常常被她们摆布得唤救命。 这位作者还说，更糟糕的是野鸡还有一种方法，把客人拉到黑暗弄堂里，“实行抬乡下人的麻糕，以引起男子的性欲狂”（麻糕形似荫茎）。至于野鸡的索费，按1932年来说，所谓“一炮主义”一元，夜度则七元。 与其他的妓女类型相仿，野鸡内部也有种种区别，并非写到野鸡就只有贪婪二字。有的野鸡专门乘坐三轮车在南京路兜风拉客，有的去茶楼戏院，看到有意思的男人装出羞答答的样子。还有的名字听着就怪，叫“住家野鸡”，她们从不外出拉客。20世纪女性的装束有了很大变化，野鸡于是开始学样，脚登皮鞋，戴着金丝边眼镜，修着短发，48打扮成女学生的模样。然而抛头露面乃是野鸡的整体特征；与其他等级的专职妓女相比，野鸡主要是在马路上游荡。 从年龄看，野鸡和下等娼妓总是被程式化地描述为两极，要么十分年轻，“未成年”，要么就是年纪大了，“迟暮佳人”，“营养窳劣”。所谓“年纪大”通常是指20岁到3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高等妓女不多，但野鸡的人数却很多。从支离破碎的史料中可看出，随着下等妓女队伍的扩大，妓女的平均年龄也在往上走。 虽然野鸡的活动范围是马路街道，她们却并未脱离妓院这个制度。雉妓堂子远不如长三幺二妓院那样讲究社交礼仪，不过打茶围的嫖客象征性地付点钱，也会上两盘点心（装干湿），他便可以坐着与妓女打趣说笑。但这只是小插曲，有指南书写道，“不等你坐到一刻钟，她就要求你住夜，你如不允她就要行逐客令，实在没有味道。” 所有有关娼妓的史料都将野鸡写成受老鸨虐待之典型。尽管她们荡马路，站弄堂，并不关在堂子内，而且从整体上说，年纪也长于高等妓女，但这些并没有使得她们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更多的自主权。她们站马路时，娘姨或老鸨就在一旁监视，拉到客人就领回堂子。（见图2）欧内斯特·豪泽在1940年出版的《上海：　待售之城》中回忆了战前的情形： 入夜，电影院散场出来，便可看见穿着蹩脚衣服的年轻中国姑娘同年长的阿妈手挽手的，一对对沿着南京路上闲荡。这些姑娘看上去很不开心，可想而知，若不是因为那些讨厌的阿妈，本来她们中间会有人想方设法回到乡下去的。 1923年一个外国人的改革组织做的调查报告中写得更明白： 不论天冷天热，不论下雨、霜冻还是下雪，只要一到晚上就得扎堆站着招呼男人，路人稍有反应便一拥而上，非哄着他答应了不可。拉不到客人，姑娘就要挨打了。 此类评述不限于主张改革的西洋人。一部指南书写道，迫于老鸨的压力，“在深夜三四点钟尚站在马路上的野鸡，她们不教人去‘住夜’，往往向路人哀告说：　‘对勿住帮帮倪格忙罢！’” 在改革者和社会学者的笔下，49更能说明野鸡的低下境遇的，是她们与客人性茭的频繁程度。1948年对500名各阶层妓女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女人平均每个月性茭活动10次至30次，有的甚至说有60次。改革者的文章中还列举过更高的数字，说有的老鸨逼着雉妓一夜接客4人至20人不等。改革者还将低等妓女视为性病的主要来源，因为同其他人群相比，妓女传播性病更广泛也更迅速。 此外，和其他类型的妓女相比，雉妓至少还有一个方面遭遇更为悲惨：　她们平时不呆在妓院里，而市政法令是禁止街头拉客的，因此她们也就时常与执法的警察发生冲突摩擦。有的指南书给上海游客出主意说，摆脱纠缠不休的雉妓的惟一办法就是把她拉到大街上去，因为她怕巡捕干预，于是乎也就松了劲。到了20世纪3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雉妓的文字（不论何种文类）一概唱起了可怜苦命的调子。一位指南作者写道，野鸡拉客若不够放肆，便要讨鸨母的打骂，“但是一放肆，巡捕的哭丧棒那是毫不留情的赏她几下。”拉来了嫖客固然躲过了毒打，但是觉也睡不成了，因为这些男人会“缠扰一夜”，直到他们的“性欲发泄到无可再发的时候”。用这样的眼光来看问题，野鸡放肆拉客的做法也就不怎么具有威胁性了，1935年一位指南作者已操起了改革者的表述：　野鸡“这副凶如虎狼的状态，实在可恨可怜，因为她们受了环境的支配，生活的逼迫”。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五）
    花烟间和钉棚 最低等级的要数在“花烟间”和“钉棚”卖身的娼妓了。花烟间即客人边吸鸦片烟边嫖妓（“花”）的地方。与高等妓院一样，开始它们也在老城区内（小东门一带），后来迁到了租界，散落在各处。此类堂子淘汰得最迟的是打狗桥附近的三五家。1893年一部回忆录的作者将雉妓堂子和花烟间进行了比较，说前者要花三四元，破衣烂衫的还拦住，花烟间则贩夫走卒都让进，抽烟玩女人两不误，全算上也就一百钿。 指南书一般不描写高等妓院的常客，也许因为这些书好像就是直接为经常光顾那里的人而写的。50对比之下，作者们写到雉妓堂子和花烟间一类的低贱场所，便往往露出鄙夷不屑的样子，不遗余力地将自己同那里的狎客分开。书中描写的花烟间又小又脏，没什么家具，被子臭烘烘的。花烟间同周围房舍的区别在于靠在门口的一张梯子，那是它的“特别标帜”。“花儿”们在门口有坐有立，唱着“十杯酒”之类的淫调，看见有人走过，便叫住他，使个眼色，然后一拥上前，将那人像“俘虏般”擒上楼去。 到花烟间去嫖，俗称“跳老虫”；何以叫做跳老虫，解释也是形形色色。一部指南说“跳”指的是女人见有人过来便从梯子上一跳而下的习惯。另一书则定义得更加直白： 这也是一种象形名词，老虫当然是象征某种器官，此虫无长劲，一跳即完，“跳老虫”者言其特别快也。 白天的买卖俗称“关房间”，1910年以后关房间的价格是两三角，可“住夜厢”即夜度则要二元。有的资料说，1933年禁烟后，花烟间就销声匿迹了，另一些则认为花烟间的名称照常使用，皮肉生意照做，只是不再开灯点烟了。 钉棚散落在城北的闸北、虹口一带，是极其简陋的堂子，嫖客都是些“头脑简单经济力弱的劳工们”。价格也贱，一炮式的一角，夜度也就一元。这种场所的性茭易被赤裸裸地称作“打钉”，顾客全然不必如在高等妓院那样去做花头或懂得开条斧等等的规矩。 洋娼妓与“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妓女，她们由被改革者称为“白奴贩子”的拐卖妇女者贩运来沪。洋妓的客源主要是洋人群体和靠岸的水手，有些也做华人嫖客的生意。上海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至少部分是受了欧洲人写的游记的影响，书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沪上欧美妇女的妓馆中所能享受的声色之娱及其危险性。同中国人写的指南相仿，这些据说是亲历见闻的叙述其实也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每说一遍都会添枝加叶。不少外国作者构造出他们想像中白种女子遭受中国男人摧残的可怕故事： 站在车杠间的黄包车夫听说要拉我们51去施高塔路时便咧开嘴笑了。那是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听说开着三百所妓院，每所约十至十五名女人，各国的都有……这类妓院主要是外籍妓女管理，有俄国和波兰来的犹太女人，还有许多罗马尼亚人。那是罪恶的渊薮，是中国杀人魔王、外国凶手和拉皮条人的围猎场和总部，其中大多是漏网的罪犯。数百个姑娘经他们的手转来转去，从一个妓院到了另一个妓院。妓女中有许多美国姑娘。那些家伙会讲出他们在美国的城市里如何不择手段地引姑娘们上钩，也有女人受了魔鬼操纵，自己愿来，总之将她们弄到手后转口到此挣大钱，因为有东方人情愿出高价玩弄来自遥远国度的白种女人。 有作者认为，在一个危机四伏、毫无人情关爱可言的大都市里，白种女子与东方人的接触必然以女人受伤害告终： 当然，结果就是疾病与死亡；那是无可避免的。再严谨的预防措施也无法保护妓女，使之不染疾；一旦得病，在妓院里就没用了，就必须离开，要么拖着垮掉的身子悲惨地回到远方的故乡，一辈子就这么打发了，要么就是死亡，其惨状无法记录，因为她死在这座对她的命运毫无兴趣的城市中某个阴暗肮脏的角落。 外国人对在沪欧洲妓女的描写侧重于有梅毒的非白种人对白种女人的威胁，但中文资料则比较杂，且很少有将洋妓写成受害者的。1905年的一则叙述对白人妓女毫不客气：“其人大都龋齿蓬头无异药义变相狮王一吼见者寒心。” 后来的报道好得多，或许反映出公众已对卫生和经济问题比较关注了。高等妓院中西洋妓女洁净无毒，工作环境良好，每夜收费50元也能积攒下一大笔钱，对此种种三四十年代的文字都予以肯定。 欧美妓女中人数最众、地位最低的要数俄妓。最早的一批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就来上海了，由此引发了传教士杂志《中国记事录》的愤怒之声。记录者是位洋人，他深恐大批白人妓女的到来会打乱半殖民地上海的社会秩序，还可能有辱所有白人的身份地位： 如果不采取什么行动的话，那么我们的文明的好名声，是的，连我们的家园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自从日本人占了满洲南部的省份、52将这些地方的妓女统统赶出去后，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就充斥着这类劫掠成性的货色。 尽管“出以公心的公民”努力组织“治安维持会”来驱逐这些妇女，以使街道马路不再受到“这些轻佻女郎侮辱性举止”的骚扰，然而俄妓的人数持续增加，十月革命后更是如此。30年代一位观察者估计住在上海的俄国妓女达8000人之多，而其他国籍的白人妓女也就2000人。许多人来自北方城市哈尔滨，她们或公开在法租界和虹口区的“罗宋堂子”卖淫，或在舞厅当舞女兼卖淫赚点外快。有的俄国女人在虹口的酒吧间工作，客人买10元一瓶的酒她们就能得1元，一个外籍观察者这样描写道： 这些女人也许并非娼妓，但与之接触的男人没几个会否认她们中的多数在酒的作用下也很情愿干点卖身的副业，而饮酒是她们的正业。……与其让她们一瓶酒挣一元，毁了身体，最后变得比最低贱的畜生还低下，还不如让这些可怜的女人正经去当妓女（如果可以用这样的字眼的话），钱财上可挣足了买卖的好处。 白俄堂子为招徕顾客，雇用了华人无赖做“领港”，他们给路人赏览“西洋百美图”，并领着穿街走巷至深处的堂子。无论中外作者笔下的这些女子都可怜兮兮；与其他的西洋妓女相比，俄妓更容易成为狠心人口贩子的牺牲品，长相又差（一中文指南形容说“俄妓论姿色臃肿如蠢猪，骚臭不堪向迩”），也更容易染杨梅疮。一位作者规劝道，“不若直截痛快的实行一炮主义”，也不要同俄妓过夜，语言隔膜，终是无趣。 日妓也在虹口一带营业，尤以北四川路居多，20世纪都知道那地方叫“神秘的北四川路”，路两边全是粤妓馆、日妓馆、俄妓馆、赌场和按摩院。日妓中有艺妓，19世纪的资料中形容艺妓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其不易近身这点有时会同长三幺二比较。同一些资料还说要宿日妓相对更容易些。有些日妓兼职做侍女、茶馆招待，或开小饭馆；还有的靠走街穿巷的小贩和黄包车夫为她们拉生意，“一炮”收费几元。 对在沪日妓的描写受到中日之间政治矛盾的影响。53例如，1919年底发表的一篇写艺妓的文章中就提到，《晶报》说自“五四”以来学生一味地“调查死日货”（为了抵制日货），却忽略了活日货。北四川路说得如日本侨居地（原文只说“××侨居地”，因30年代初曾时不时地禁止在可能被解释成抨击性言论的内容中提到日本）。沪上的日本艺妓馆被说成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有以色欲麻醉其他民族的方针”。同时，日妓又被说成“别有风味，因为日本一切倭化”，陈设简单而索酬不菲。30年代的一位作者认为嫖东洋妓院的好处是无染病之虞。未行交媾之前，嫖客必先行淋浴，由日本女佣伺应洗拭并检查有无毒疮溃烂等状。文章告诉华人狎客说，假如因就浴时赤裸裸的与侍女调笑感到不自在，反而会被人家看成“洋盘”。再者，因日俗是席地而坐，进门必须脱鞋，所以应注意不穿有洞的袜子，免得让日本女人诮笑。这些警示性的用语都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于是日妓一方面受到嘲笑，另一方面又被视为洁净和精致的标准。 归根说来，书写娼妓业的中国作者对在华外籍娼妓很少注意，无非是说到有东洋西洋妓女存在，并将她们的状况、地位与其国籍联系起来（如卑贱的俄妓、强大的日妓之说）。令外国作者和读者神往的“冒险家的乐园”故事将上海描写成各色人群汇集的异域大都会，那里有心怀叵测的欧美人，还有不可知的他者。这样的世界对中国作者和读者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详述社会类型并分出等级高下，点出社会问题，建立行为规范等。在中国人为国人所写的文字中，上海再现为巨大、复杂而危机四伏的地方——但并非不可知。在中文语境中，洋娼妓处于娼妓等级之外，不在中国人的思虑之内。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六）
    区分地域及原籍等级 和上海其他经济部门的劳动者一样，大多数娼妓并非上海本地出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海在不断扩大并吸引乡下人到来的现实：　在乡村的危机和战乱逼得农民离乡背井时，很多乡下人怀着找到工作的希望来上海闯荡。54妓女的籍贯构成也映射出沪上商界和官场的强大地方派系势力，如有广东帮、宁波帮和长江下游城市的帮派等，从这些地方来的男人似乎也偏爱来自原籍的娼妓。娼妓的籍贯还反映出这一行当中人口买卖的特殊性质：　买了女人的贩子都情愿在离她们老家很远的地方再卖，如此才可摆脱她们家人要财物回报或分得赚头的纠缠。对于妓院老板来说，买外地女人也意味着对她们更大的控制权，因为“一旦离开了老家的社群，妓女就完全只好任由管她的人去摆布了”。出于同样的理由，如当时有人所说，“给卖掉的或典押的上海女子通常也运往很远的地方。” 和上海大多数行业一样，妓女的原籍也是决定娼妓业等级的重要因素。书寓和长三妓院的妓女据说主要产自江南城镇，尤其是苏州（有名的美人乡）、无锡、南京、杭州、常州等地。长三妓院讲的是酥软的吴语，即使上海本地的土娼也会强效苏白，至少用苏州口音装点门面，冒充苏帮。 苏帮雄视业界，故在作家笔下苏州出身便自然就是天生丽质了。当年会乐里有一家规模不大却生意兴旺的妓院，据曾在附近居住的人回忆说，馆内有两名妓女，分别是苏州和山东人，“那第二位美艳无比，根本看不出是山东人。”自幺二以下便不是清一色的，有长江下游的，有扬州和苏北各地的，还有江西、湖北、天津、广东等省的。雉妓和花烟间据说都是扬州、苏北人，光顾这种堂子的嫖客也是苏北籍的劳工。苏北帮在市场上也有自己的地盘，如有的专门划船到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舢板边，在中国船员中搭客。娼妓中以苏北人为底层的等级与籍贯交叉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的职业结构。 地域的区别还在其他方面影响了上海的娼妓业。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许多有钱的广州人只好移居上海，做起大生意，如开设了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等。由此，粤妓的地位也相应提高。在沪的粤帮有自己的一套复杂用语指涉性活跃女子、童女子、宴请等，有自己的房间装潢习惯，自唱自弹的表演风格，在北四川路也有他们的地盘。 粤妓馆是上海广东帮错综复杂的商业利益的组成部分：55　妓女设宴从粤菜馆点菜，陪伴客人去的也是广东人开的饭馆和旅馆。和苏州妓院的许多女人不同的是，粤妓并没有卖给妓院老板，一般说来她们对自己的工作有自主权。整个民国期间，长三已不是那么难以接近，粤妓亦然，她们接待的圈子已扩大。20世纪之初，顾客要一名粤妓陪坐斟酒必须通过熟客介绍，可到了30年代只需在广东餐馆前的彩牌上点名，随时约她出来便是。 宁波帮也常出现在民国时期的小报和指南中。管理宁波堂子的是宁波老鸨和宁波堂差，宁波娼妓栖息并出没于五马路和大新街一带的旅馆里。尽管宁波堂子公然做生意，但并不纳捐，也不领照会，所以实际应算非法经营的私娼。同长三幺二一样，她们也在住处摆酒待客，欢迎客人去“做花头”，但若客人想同哪个女人销魂，就必须另开房间，因为她们的住处地方小，摆着厨房的家什更是拥挤，还散发着阵阵夜壶的尿臊臭以及给客人当点心用的宁波咸鱼咸螃蟹的浓烈气味。至少有一位上海作者评论说宁波堂子的饭菜闻着刺鼻，音乐听着刺耳。档次高的粤妓和宁波娼妓只认同乡，一般不与其他地方的客人打交道，起码语言不通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据说凡是迷恋苏帮和扬帮高等妓女的人都瞧不起粤帮。指南书中提到广东宁波娼妓必着重于怪异的地域特点，她们的衣饰、饭菜、乐曲、表演都略显古怪离奇。 广东帮里还有原籍广东东部的女人。追溯起来，19世纪初期那里就已有女人来上海谋生了，在虹口一带和法租界专门做外国水手的生意。一则文字写道，在这些地区，“每到薄暮深宵，尝见白衣白冠之水兵，在该处蹀躞徘徊，意有所属。而她们亦浪声秽语，媚眼横飞，以施起勾搭手段。”每月卅号为水手领薪饷的日子，生意便格外火爆。这些女人有个特别的称呼，叫“咸水妹”，对此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说指专接海员，有说她们出身船家，有说是广东话中漂亮妹子的音译。中文材料里有说她们身着奇装的，有说丑陋的，有说打扮精致的，有称道美丽的，真是说什么的都有。晚清时期的一部回忆录中提到咸水妹们“赤头大脚”，与那时穿着讲究、缠足的长三相去甚远。 20世纪30年代以前，咸水妹只接水手。也许正因此，56她们一出现在上海，其传播性病的可能性就引起外国作者的注意。1871年公共租界的卫生官员爱德华·亨德森一面谴责外国水手光顾的妓院肮脏不堪，一面辱骂外籍嫖客中的非白种人。他说这种设施“黑暗、肮脏、简陋，而在一切方面最最蹩脚的恰是马来人和黑人等常去的地方”。后来一则外文材料则与此相反，说是接近（白种）洋人才使她们干净，说咸水妹“比别种娼妓讲卫生，因为广东人爱干净，也因为她们希望招徕外国人”。尽管如此，她们与外籍水手的接触以及由此引起的性病蔓延还是引起了英国海军司令的注意。1877年时他要求上海开设一家性病医院，对广东娼妓进行检查和登记。这些女人没有被吓倒，她们反进一步利用贴着自己照片的医院注册卡当招牌，给自己拉生意。检查持续至1920年，此后持照的娼妓业从公共租界淡出，尽管废娼实际有多大成效很难说。 外国作者认为，如咸水妹不通过卫生检查的话，对外国人是很危险的；话里的意思是，咸水妹正因是华人，才携带病毒。中国作者则有相反的立场，他们认为妓女得性病是因为同太多的外国烂水手睡觉。有指南书说咸水妹一夜接客竟多达二三十人。还有作者将传染一词的词义扩大，不仅用以指传染性病，还指染上了坏作风：“因终日与外国水手交接(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