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 5 部分阅读

    二三十人。还有作者将传染一词的词义扩大，不仅用以指传染性病，还指染上了坏作风：“因终日与外国水手交接，因此一切都染了洋化。”他告诫问津者说，咸水妹会处处作弄不懂英文和广东话的嫖客，对睡熟的客人会乘机抄靶，偷盗其钱财；还有，她们不说怂恿、至少也坐观外国水手与华人争风打架，于是他规劝去那里玩的客人定要先问明退身之路。从指南书上可看出，咸水妹是陪衬，衬托出中国高等妓女的风雅：　她们有一套套讲究的社交花样，让客人玩得开心；这些客人不只好赌、讲究吃的排场并期待着欢合，他们也爱好戏曲，喜欢清谈说笑。接触外国人并没有提高咸水妹在娼妓等级中的地位。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七）
    门户森严 指南作者在描述娼门等第时并不将这当作自己的创建，而认为那是娼妓本身所懂得并严格实行的一种制度。在许多以上海为背景并拥有本地读者群的娼妓小说中，57作者们所表现的妓女都清醒地认识到门第等级的存在，无不处心积虑地想维持自己的地位。一部研究娼妓小说的著作如此刻画那些虚构的名妓的“等级意识”：　长三瞧不起幺二，谓之“粗俗不堪为伍；……急吼吼，心黑，一副俗相”；幺二回敬长三，称她们“摆噱头，绷空场面，那点礼数不过是掏客人腰包的伎俩而已”。这也是野鸡瞧不起幺二的道理：　她们“一味地虚伪，骗人”。无论长三幺二还是野鸡统统看不起粤妓。 陈定山在回忆战前上海生活的书中讲了一个名叫素珍的雉妓的故事。素珍长得很美，有“野鸡大王”之称。她是“住家”野鸡，有一所独院，外出搭客时乘坐镶银嵌铜的车辆，刻意不走寻常野鸡出没的地段。《晶报》常报道素珍的行踪，给予她往往只有长三们才享有的关注。画家郑曼陀与之过从甚密，用她做模特来画日历牌上用的美人肖像，没想画卖得出奇地好，画家出了大名，公众亦很想探听画上的女子何许人也。从前郑曼陀用的模特大多为高等妓女。等小报将他与素珍的韵事公诸于世，曝露了他使用野鸡做模特的事实，不要说好人家的年轻女子，就连长三幺二也一概不肯再让他画了，他上门也不见，还不买他的日历牌。商人也不从他那里买肖像做日历牌，转而去找他的两个学生。郑曼陀受到如此打击，改画风景，收入急剧下降。按陈定山的说法，长三幺二认为自己的肖像若是与低级得多的妓女的肖像在同一出版物中面世，太有辱自己的身份。那妓女再漂亮、再有钱也不行。 就如讲述妓女生活的其他方面时一样，讲述者所关心的事与故事中人关心的事不可能分开。指南书中的高等妓女之所以有很高的地位，正因为她们懂得如何严把门户。客人是见多识广还是乡巴佬，谈话是妙语连珠、充满机锋还是戆大的闲扯，是精美地展示自己还是俗不可耐的招摇，这些在她们是泾渭分明。书中说她们与低等妓女冰炭不容，她们如此热切地作出这种区分，可能出自内心的忧虑，想保持住已在下滑的地位。但这也可能是缠结着旧时情怀的文人所用的修辞手段，借以道出他们自己的忧虑：　现在的世界上，旧有的界限在松动，再也不稳固，一切等级制度都在摇动。无论妓女是否与嫖客一起把守着娼妓等级的疆界，那等级却已经被流动的摩登的娼妓业冲得摇摇欲坠了。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八）
    零工式卖淫与摩登卖淫 想在一种等级体系内囊括形形色色的上海娼妓业是不大可能的。许多妇女并不在妓院体制内从业。她们是性劳务市场的零散工，按需要在这里进进出出，挣些外快作为工资收入的补贴。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她们没有得到上海市政机关发的执照。所有的观察家一致认为当局对于在妓院内外从事性服务的妇女进行注册登记方面做得很不成功。无照经营的娼妓人数等于或超过了长三幺二雉妓等等有执照的妓女。无照者有种种名称，如“私娼”、“暗娼”、“私窝点子”或“半开门”等。打零散工的妓女如其他的妓女群体一样，成分很复杂。有的差不多可以算小贩，有的是女裁缝，还有韩庄的庄花一类，衣着打扮像体面的上等人家人，在戏院里搭讪男人。此外，一般都知道通过中介人雇来的女佣同东家的关系是“日里主仆，夜里夫妻，一物两用”。 指南书谈到高等妓女时，教顾客如何言行得体，免得出洋相（见第三章和第五章）。说到野鸡和其他低等妓女，重点便挪到如何规避纠缠和预防染病。假如指南的分类中包括兼职的和临工性质的娼妓，那么主题又有所变化。作者会用这些娼妓来告诫人们说，偌大的上海环境复杂，事情往往不是表面所看到的那样。社会地位是模糊不清的，想要在社交场上行为得体，就必须具备都市中人的本事，能透过表象看清实质。指南作者就派发自己充当知情者，传授要紧的知识。 考虑到茶室女招待、舞女、按摩女、向导女、脱衣舞女等附带卖淫的职业激增，就需要对娼妓等级不断进行修订更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必要。（见图3）女招待、舞女等收取费用，做陪伴、娱乐招待及提供性服务；从事这些新兴职业的女子穿着西式衣裙，俨然一副新式的人上人的派头，迥异于旧时的名妓做派。她们做的是“摩登”的娼妓业，强调为工商阶级的人士提供实用的高效的服务。 女茶役又叫“玻璃杯”，因所端饮料而得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她们为下等游艺场的茶客提供陪伴服务。（见图4）当年福州路一家游艺59场的经营者发现雇佣女招待很能招徕顾客，于是这种特殊工种应运而生，对女性开放。互相竞争的游艺场纷纷辞退男招待，雇佣女招待。30年代时，客人要一杯茶，女茶役收取一两角的茶资，外加一角小费。指南作者说大多茶客心思都不在茶上，而女招待也被说成专长于抛媚眼，打情骂俏，“卖春”，给人捏来捏去。一位给妇女杂志撰文的作者间接地道出了这些女子与斥责其处境的改革者之间的隔膜。她说，“午夜，游艺场里的灯火熄了。……被玩弄的女子们终究去被玩弄了，在我们旁观的第三者，当然不明白被玩弄者的心绪的。”一则文字声言大多女茶役有十来个常客，30年代时每月可净收数百元，生意清淡时，还可与客人过夜挣到额外收入。还有些人则没那么高调，他们描述的女茶役不拿薪水，卖出的头六杯茶还需向账房倒贴钱，因工作性质关系，她们必须花钱买衣服和化妆品，经济上不堪重负，因此才同男人睡觉，可从他处“得到几块钱，或丝袜子高跟鞋旗袍料一类的东西的”。关于咖啡馆女招待和酒吧女的报道中也有同样的描述。 好几篇文章特别提到，女茶役不受妓院保护，而在公共场所工作，所以不得不同直接控制她们的营生的地痞或曰“老公”维持良好的关系（包括性关系）。有时女茶役的故事还讲到她们原先是工厂的女工，同日本人关系紧张以后那些雇佣她们的厂子倒了，她们被迫走入现在这个行当，天天同男人打交道，而男人对之不过是始乱终弃。此类故事将个人所受的羞辱与民族的耻辱联系起来，虽说两者究竟是怎样的联系并非总能说得很清楚。 20世纪30年代跳舞场在上海时兴起来，不少妇女也就应运当了计时舞女，其工作就是同买了门票进场的客人跳舞，还要劝客人买昂贵的香槟酒，她们从中可稍稍提点成。自有舞场以来，形形色色的女人都被吸引来做伴舞女郎，其中包括出完夜间的堂差来舞场挣外快的高等妓女，也包括下等娼妓，她们将舞场当作搭客的主要场所。 刻画舞女生活的文字中最常见的是她们的辛酸与卑微。跳舞本身在西欧并没有什么恶劣的意思，“不过一到了我们东方，就给一般se情狂，60或图利的商人，视作一种se情营业。”许多文章提到舞女的家庭往往在风雨飘摇的经济和战乱中备受磨难，她们只好选择此业以养活父母和兄弟姐妹。文中常会提到不时有舞客对她们动手动脚，她们只得忍气吞声；有的拼命想读点书，好离开舞厅；舞女时刻面临直接步入卖淫的危险。书中有时也写她们与其他一些出卖色相的“摩登”女郎一样，捏在老板娘或契约人手里，备受虐待，因此处境同那些有明确的妓女身份者并无二致。有的虽不直言，却用类比的方式委婉地暗示舞女的卑贱地位，如一篇文章就称：“舞女和倒粪夫，在绝不相同的上海环境中求生存，前者结束上海之夜，后者开始上海之晨。”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九）
    一般认为，按摩女系又一类以服务业装点门面的变相娼妓。上海首批按摩院开在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北四川路，请的是法国和俄国的女郎。中国的指南作者告诉读者说，那里所谓的按摩“完全是淫技的一种。所异于操皮肉生涯的，一则以手接触，一则以？接触而已”（问号为原文所有）。按摩院讲究卫生，一尘不染，因为“西人爱洁是天性”。华客或还可盼望“有意外的艳福哩”：“若是长得俊秀翩翩，我们在想尝洋味，她们也未尝不在想尝中味。”然该指南又下结论说，若是沉湎其中，“那无异简直作西洋浪女的玩物”，受她们的欺骗、耻笑，不谙西语者还“处处居于被动地位，活受罪做傀儡”。与“冒险家的乐园”一类作品中谈论洋妓的情形相仿，人们对西方的认识和探讨是通过关注西洋性工作人员的肉体而进行的。书中写到的欧美按摩女既是清洁卫生的典范，又会导致危险和屈辱，与之接触的中国人只有放弃主动性和控制权才有可能享受愉悦。 中国按摩院仿效西式做法，按摩女多在西洋按摩院中做过助手女侍，有过训练。这些按摩院用“晶宫”、“迷宫”等名义在小报上刊登广告，按摩女也同长三们似的，取了香艳的名字。吹捧文字说“按摩女都是国产品，所以最合国人的胃口”。中国按摩院分土耳其派、俄国派、巴黎派和中国派等等不同的按摩方式，然其主业乃是性。据说按摩女为客人提供　“清”或“浊”两类按摩，“浊”也就是“开炮”或“手yin”。61一指南书讥讽地说，“也有几家专门在按摩上用功夫……不过是少数而已。” 按摩院成了激烈的警世言论的议题。一部指南警告说，按摩院只是将客人的病痛转移到身体的另一地方去，害他得了“风流病”；另一作者指责按摩院“挂羊头卖狗肉”。雇佣欧洲人的西洋按摩院公认十分洁净，与之适成对比的是，各大报纸所报道的中国按摩院则是设施肮脏，按摩女的白色工作服已变成了“土灰色”。有一篇妇女杂志上的文章声斥“一个丑陋畸形的社会制度”，说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使按摩女郎成了“变相的娼妓”。文章解释说，在按摩院做的女子生活还不如公开的娼妓，因为她们没有正式的薪金，只靠一点小费。描写她们的文字与描写雉妓类似，说她们也受到狠心的“变相老鸨”的榨取，如果没做到生意或挣不到什么钱，“皮鞭沾水就会光顾到她们头上。”写中国按摩院的文章与描写洋按摩院的文字成为对照，将按摩女和顾客轮替写成受害者。 还有一种打擦边球的卖淫服务，提供者为女向导，她们受雇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兴起的向导社。到了40年代，上海已有好几百家向导社。开始的时候小报的报道还着重描写其“正当”性以及男女向导的斯文体面，但是到了1937年，有的书干脆说向导对上海一无所知，根本不像广告上说的那样漂亮，简直就是变相的娼妓等等。舞厅和妓院的业主视向导女为竞争对象，他们显然向工部局施加了压力，故向导社是不准在报纸上登广告的，于是它们就将自己的名称和电话号码印在餐馆和酒吧的纸巾上。还有一种宣传自己服务范围的方法，那就是雇佣推销员到酒楼和旅馆去，发广告卡，把向导员的照相簿送到客人眼前让他们看。等向导女叫来了，“她正正经经地坐在你的对面，或是坐在你旁边，沉默似地等待着你的举动，你的企求，当然，这门玩意儿总得你自己先开口，先动手，嬉皮笑脸的搭讪上去，甚至无聊的问她几岁？生意好？侬欢喜我！等，她们才会跟着你说笑，跟着你玩……她们也不像红舞女一样的应酬功夫那么好，能够玲珑乖巧的会说会笑。”40年代一名向导女每日可能挣10元，她自己只能留下三分之一左右，其余的要分给跑堂的、推销员和向导社老板。向导女和茶役一样，挣的还不够糊口、买衣服和化妆品的，只好靠同客人睡觉赚些外快。开向导社的许多是小地痞流氓，书中说他们恶待向导女，同老鸨和堂子老板虐待下等娼妓没有什么两样。日本占领以前，62公共租界的向导社必须在工部局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20世纪30年代大量涌向游艺场、电影院和百货公司的有一种叫做“淌排”（“淌牌”）或“淌白”的女人。“上海人谓之‘淌排’，言其在路上淌来淌去，颇像浮于水面之无主木排。……略施勾引，她顺着水势便淌到你身边来了，此之谓‘捞淌排’。”她们与雉妓不同，后者在马路拉客受到市政府种种法令条规的限制，但她们却在新建的公共场所游来荡去，不受官方干涉。指南书告诫说捞淌排有危险，一定要仔细鉴别。她们看上去就像女学生，着装时髦，脚蹬高跟鞋，脸上施着脂粉唇膏。大多淌排自立门户，也有的一望便知有跟包娘姨监视着。不知情者难免搞错，“每有一般急色儿，误捞人家人，吃耳光挨毒打。”指南作者细细教会粗心人识别的招数：　如一个女子独自一人在百货公司或游艺场等公共场所走动，那她多半是单放的淌白了，“因为好好的人家人，决没有单独一人，必有亲属陪同的。”最难辨别的是“双挡”，即成对出行的女人。书中告诫男人要注意她们走路时“是否回眸斜睬”，同她们搭讪时对方有无回应。倘若女人似乎有意，她起身走时就应盯上，到百货公司楼顶花园的僻静处去谈话，将事情定妥。淌排在游艺场游荡，还有的流动卖娼妇女则蹀躞往来于旅馆的走廊，旅馆的茶房会相帮着一起物色嫖客。大旅馆中还有“流动的按摩”，一部指南说她们是“衣衫华美，皮鞋橐橐的摩登女子”，提供全身按摩，发挥手的才艺。旅馆里还可让茶房去叫算命女，来了就算命或当即做皮肉生意。二战以后，还出现了一个所谓“吉普女郎”的新卖淫群体，她们乘坐着美国士兵巡游上海的车辆，专门为盟军提供性服务。 舞场中的脱衣舞表演亦是顺带性服务的新形式。作为戏剧演出剧目的脱衣表演名义上有个故事，一般都发生在诸如向导社之类的地方。例如，有一出戏名叫《洋人查访女向导》，戏中一个讲蹩脚中文的外国人说出了他的愿望，他要检查他雇用的向导女的身体，看看她们是否受到梅毒感染。这就引出了脱衣的需要，于是脱衣舞就在聚光灯下展开。如果说外国观察家将上海写得富有异国情调，那么上海人则以域外风情作为这些表演的背景。例如，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夏威夷群岛；另一个1938年上演的剧目《野人袭击美女》在中文小报上登广告，63称戏里有篝火，并有“红种印地安蛮人和裸露的女郎”。第二年上演的舞剧剧目包括《夏夜露天浴》、《我想干那事》、《沉闷的春日》、《神圣玉体》、《四马乱奔》、《贞女的酥胸》、《桃红色内裤》、《巴黎夜生活》、《她的裤带》和《让我们宽衣吧》等等。这些表演每一个都在各种中文小报上刊登了广告或有报道，这些绘声绘色的故事与报道名妓和著名影星行踪的闲话专栏齐头并肩。故事本身写得十分详尽露骨，形成了黄｜色文学的别类，激怒了公共租界当局，于是当局会周期性地查封此类小报或收回其出版许可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者在详述性服务新形式时对其繁衍迅速无不感到沮丧，这些新的卖淫方式冲击、破坏了原先使性买卖井然有序的等级制度。作者们隐含的意思是，上海生活中性色之泛滥不仅模糊了娼妓与其他妇女的界线，而且威胁到男人和女人的性别属性的稳定性。在少数探讨同性恋的资料中，有人将出现同性恋的原因归结为性的泛滥：“沪市淫风炽盛，以致发生性的变态。”作者争辩说，“若在内地，终可少见。”他看到这股“淫风”随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　20年前，“那时沪上的淫风，不及现在炽盛，卖娼的花样，也不如现在的多。”然而及至30年代，不仅有了名堂繁多的女性卖娼者，而且“男风”也大盛起来。“人兔”者，系投龙阳所好的男妓，“在那游戏场、各公园里蹀躞往来，飞眼媚人”：“他们的装饰，几已完全女化，且也涂脂抹粉，骚形怪状，乍见之下，殊不易辨别雌雄。”讨论用语与主张改革者谈论妇女卖淫的语言惊人地相似，作者的结论也是，男人去做“人兔”，“原因于生活的逼迫，或其它恶劣环境所造成。”作者们越来越多地将卖淫现象，尤其是新式的迅速扩张的卖淫形式，同中国的民族不幸联系起来。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十）
    娼妓的生活艰辛、没有保障，但对于上海的穷苦妇女来说，她们的景况恐怕不是最惨的。20世纪30年代的评论员在调查妇女就业机会的时候发现，展示色相和出卖性普遍提高了收入： 说一句老实话，中国真正的女子职业，惟有工厂女工才是用血汗换饭吃，其它的什么女店员等职业，64已有几分“活招牌”性质，妓女更是挂招牌出卖性欲的，调胡丝的女工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所得的报酬只有几毛钱，最便宜的庄上小姐，陪客一宿，也能获得袁头三五枚。两相比较，工女确比妓女苦得多！ 然而，这位作者继续用典型的30年代谈论娼妓问题时的矛盾态度说，这职业却不能只凭收入多少来评价的： 物质的报酬，工女虽不及妓女，而精神的愉快，妓女却万不及工女，因为工女不必去挨胡椿的刺痛，不必去承受酒气醺天的接吻，不必装了笑脸去应酬她所不愿意见的人，不必去挨老鸨们的毒打，不必去受工部局的检验。 妓女越来越多地从事性的、而不是社交的活动，中国观察者的著述越来越显著地写到性的贬值和堕落；伴随着这样的变化，娼妓业也日益被再现为肉体和精神的苦难。 尽管如此，在困苦之中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最上层的妓女有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掌握自己的工作环境，还往往能嫁给有权势的人，从而走出妓院。自主权则谈不上，从一切方面来说，她们有权力其实只因为她们同有权有势的人相好；然而，凭着技艺和运气，她们的光景以及把握自己人生的灵活度则胜于工厂女工和多数为人妻者。处于社会底层的卖淫业并非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独立职别，而是呈现不固定的流动的形态，可以让经济上处于窘境的妇女找到临时的谋生手段。这时娼妓业往往与其他工种和婚姻形成交叉关系。从社会类别看，娼妓业的人员构成有进有出，并无恒定性。 分类与统计最没有自主权和灵活性的是身陷妓院制度的娼妓，嫖客的阶级地位高下对她们不起作用。她们的工作乃至人身都给妓院的老鸨或老板管着，在一些方面地位同奴隶差不多。但是，我们在看到她们被当作商品一样对待的同时，却也不应忽略另一方面，即她们以各种手段抗争着，对自己的娼妓生涯取得了一定的控制权。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论说。 20世纪上半叶，上海发展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重镇，娼妓业的行市和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前找名妓，主要为精美奢华的享乐，65现在城里经商做工的人群激增，这些人有未婚的，也有离开了乡下的妻子进城的，于是娼妓业也适应市况，为这些人提供性服务。需求刺激供给，出现了供需两旺的局面，越来越多的逃难人、养不活女儿的乡下人，源源不断提供了人员之需。随着卖淫的“普及”，娼妓的处境便也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女人从事各类无执照的地下卖淫或有各种“摩登”职业为掩护的变相卖淫，地位卑贱而且没有任何保障。这种趋向同上海的洋人和华人中发展成长的各类各派改革潮流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治理或取缔娼妓业的呼吁，然见效甚微。娼妓不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已被公认为一种社会类型，也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但是一直到50年代初，市政府才成功地取缔了这一特殊的做妇女生意的市场。 娼妓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在话语层面的变化上，但不能将话语的变化只看作是对马路上、游乐场里下层妓女和变相妓女人数激增的现象所作的简单反应。话语的变化也必须同时看作是一张指路的交通图，它表明社会的上层自身处于变化之中，他们所关心和担忧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正是变化的上层之变化着的思虑在许多方面造成了娼妓每日所面对的有形环境，而且也以多种方式影响了她们作出回应的诸多可能性。以下各章将更充分地探讨这些思虑。  
    第三章　妓院规制（一）
    20世纪早年，高等妓院在上流人士的书文中所得到的关照远非其他各类淫业形式能比。史料将高等妓院置入多重语境之中：　它是维系许多商业利益的生意场，是产生城市男子气概的场所，也是妓女不断周旋于老鸨、佣仆、嫖客之间，争取自己的地位的社会空间。 高等妓院是高度公开的、有复杂的组织系统的生意场，其营生要靠多方提供货源及服务。顾客往往在有其他男士出席的公开场合召妓前来酬酢宴乐，地点可以在妓院里，也可以是妓院外的地方。依红偎翠的男人相互之间结交并加强了生意上的、政治上的联系。这类关系又使娼寮成为权贵名士展示风采学识的场所，这里所要表现的男子气概，主要是社交层面上而非性色意义上的品质。造就这副男子气是危机四伏的冒险事业，于是介绍高等妓院的书文便为新手们指点迷津，告诉他们怎样赢得其他男士的尊敬又不受妓女的奚落。指南书提供了有关妓院生意规矩的详尽知识，一个客人要显示自己很有教养、深谙此道，就必须了解这些知识。指南书还描述了同高等妓女交往中的审美情趣和常规礼节。一个男士为了在光顾欢场的其他男人以及妓院的女人面前摆出温文尔雅、知识渊博、腰缠万贯的架势，那么不论他是否想同某妓女发生肉体上的亲密关系，都必须对她及其所在妓院履行一套复杂精细的社交和出账的规矩。不仅是客人同妓女打交道，而且他同她的鸨母以及妓院上上下下的杂役佣人交往，也都被刻画为一种交易的关系，这就需要客人对妓院的内情多有了解才是。 指南书是一种手册，70对妓女和嫖客双方必须履行的礼仪作了细致的规定。1书中主要介绍铺张的、有相当规模的、十分公开化的妓院，尤着重于其组织形式方面。当时上海的妓院很可能并不像留下来的史料中所描述的那样，或许中档的、不那么正式的妓院更为普遍。高等妓院的冶游指南所开列的，是妓院应有的规矩，或者是怀旧的作者遥想往事时所回忆起来的、妓院曾经有过的规矩；这些指南极少提到在妓院交往中通常发生的变通、谋划或偏离规则等情况。其实它们所说的，只是男人们感到自己应该了解的、处于通商口岸迅速变化的特定环境中的上层社会的习俗，同时它们也透露出这些男士愿意以什么方式整理和回忆这类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世道变了，常常是变得让人扼腕叹息，而指南书的作者和读者企图做的，就是将旨在确立等级流品、确保赋予愉悦感的一整套礼仪规矩固定下来。 愉悦妓院规制指南书不但传达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还因对细节问题不厌其详，而能让我们从中找到对作者不怎么关心的另一些问题的解答，例如老鸨和妓女之间怎样分配权力，又如高等妓女生涯有什么出路、受到哪些限制等等。这样读指南书经常会使我们看到令人惊诧的权力关系布局，从而挫败任何企图用线性方式描述下属群体等级系统的努力。嫖客无论从社会性别还是阶级地位来说都处于优势，但他们却时常受到妓女的捉弄、奚落。老鸨必须很有技巧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中，才能争取到大范围的经营，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她们几乎完全控制了年纪小的妓女，然而，仍然可能有个别妓女会挫败她，挣脱她的控制。妓院里的女佣仆乍一看可能是地位最低的人，但她们有时也会是妓院中有控股权益的人，那些名义上是雇佣者的人反倒要听命于她们。究竟是谁在为妓院立规矩？以上提到的安排尽管没有完全推翻我们凭常识所形成的看法，但却使问题变得复杂了。  
    第三章　妓院规制（二）
    业主和经营者 到了民国后期，特别是1949年后，妓院老鸨已有固定的形象：　残忍，剥削成性，是性劳动领域里的资本家。然而，在历史资料中出现的老鸨却不能归结为如此单一的形象。2警察的注册簿即使存留下来，顶多只能告诉我们几个妓院老板的名字。3指南书和俗语切口词典不讲老鸨个人的故事，而喜欢列出类别，给出专门的名称和所司之职。与此适成对照的是黑幕小说和通俗小报，它们常写老鸨如何贪婪、有手段、会卖弄风情等，细节十分有趣，有时也令人厌恶。从如此混杂的材料中拼凑出连贯的“老鸨肖像”只会模糊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及各自的历史衍化过程。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71这样的拼合也会遮掩20世纪晚期的历史学者感兴趣的问题，即文字体裁对创造“事实”的影响，用更具煽动性的话来说，就是作为文类之效应的事实。 在回忆录、指南书和报纸的报道中，指称老鸨的用语从直截了当的贬称到带嘲讽意味的尊称，什么都有。最常见的一组名称用的是一种捕猎鸟的名字“鸨”：　如“老鸨”、“鸨母”、“鸨妇”等。最近有评论者解释说，“鸨”是一种放肆的、无法无天的禽类，用这个词就是要让人看到妓院女老板的“贪婪和无情”4。但是如此刻画可能只是后来人的回溯性联想，中国的史料中并没有作如此明确的联系。还有一些经常用来指称妓院女业主的说法听上去比较客气一点。“铺房间者”作为一种类别指任何一个新立艳帜的妓女或老鸨。5在其他情形中指家庭或氏族成员的“本家”这个词则比较中性。6“主政”一词看来很像舞文弄墨的恩客给起的名字，称开妓院的为“主政”可以解释为对业主的美化，或是一种挖苦：　在与官僚机构完全无涉的领域中借用这样一个官场的称呼，既取笑了老鸨，也嘲弄了政府。7 管理妓院确实需要一定的行政才干和政治技巧。老鸨要挑选风水好的营业地点，租房子、家具，搞室内装修，雇用（有时也买下）妓女、娘姨和佣仆，（在实施有照经营的地方和时期）要取得执照，挂招牌，满足对生意的各种要求。8到了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老鸨还必须有结交权势的本事，以应付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晶报》解释说，地痞流氓查到哪家妓院有赢利，便会上那里滋事。几天后，他们会派自己的人假装嫖客，来到该妓院，大把花钱，还声称喜欢上了某妓女。这时那帮滋事的流氓又打上门来，那假扮嫖客的同伙便像个英雄似的将他们赶走了，这一来老鸨对他感激不尽，说不定还委身于他。他呢，为了报答妓院在性和金钱方面所作的补偿，也就同意做妓院的长期庇护人。9另一种情况是老鸨找出在场面上吃得开的“白相人”或“靠山”，有了这样的关系，地痞就不敢随意来犯，即便有了麻烦，也好帮忙过难关。这种靠山俗称“娼门撑头”。不管妓院有没有撑头，老练的鸨母也必须同各方拉关系，如菜馆、她的姑娘演唱的戏院、72替她拉客源的旅社以及其他各种生意场所。开办、管理和保护妓院，尤其是生意红火的妓院，既费金钱也需要社会经验。于是，如一部指南书所说，鸨母一般都是“饱尝风尘滋味的半老徐娘”，也就是说，一般都是先前的妓女或妓院的仆佣。（现在的读者应了解所谓“半老徐娘”通常是指三十来岁的女人。）成功的鸨母是这样的生意人，其掌管的行当之经营收入“足以向官府交纳巨额花捐，付得起比其他产业更高的地租，并仍有盈余可在行内分配”。 为了让有可能成为嫖客的人通晓内情，指南书很详细地勾勒出妓院的组织形式。20世纪早年的高等妓院一般有两类，一称“大场户”，另一类称“住家”。相比之下，大场户大一些，也比较复杂，但即便如此，它们一般顶多只有四个妓女。开大场户的老鸨（有时是在妓院做女佣的几个合伙投资人，见本章稍后部分）会向男性房产主承租整座房子、房子的一厢或楼房中的一部分。如老鸨给他送去一桌四样小菜，那么租约就算敲定了。他若收下了，就不能再转租他人，否则要退还定金，如果“老鸨厉害”，还得搭上一大笔罚金。租房后，老鸨就当起了二房东，把房间出租给妓女，妓女吃饭、使唤佣人、使用房里的家具都要向老鸨交钱。电是老鸨管的，但规定妓女只能点多少灯头，有时超过规定数字，就向妓女多收费。老鸨提供家具（按一部指南书的说法，老鸨给的家具总是那么难看，所以妓女往往也自购一点家具），还雇佣一个厨子，妓院要摆花酒，饭菜都是在公用的厨房里做的。1922年时，妓女据说每个月要为这些服务交纳60到70元。在妓院摆花酒的收益有一部分交还给账房间，每隔一段时间再作为份子钱分给妓女、佣人和老鸨。 “住家”是小规模的妓院。有些是名妓独立开设的，有一班常客，都是达官富豪。名妓亲自动手，将住家妓院布置得富丽堂皇，还带来她的贴身娘姨、仆人一干人给妓院做事。还有的住家妓院由老鸨管理，老鸨将房间包租给妓女，但（在20世纪10年代末之前）除了电话以外，不提供其他服务。虽说住家妓院比大场户的组织形式简单，但据说客人还是情愿来住家妓院，那样一来不必为如此繁多的宴席或各种名堂的开销掏腰包，二来从馆子里叫来的饭菜也好吃些。 高等妓院是公开的经营机构，不必偷偷摸摸，也不是什么耻辱。每当有新的妓院开张，或有高等妓女转到别的妓家或是更换花名（见本章下面的讨论），73都会在小报上登出消息。1919年时，《晶报》连续登载高等妓女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报纸对此解释说，尽管上海的华阳德律风公司列了妓女的电话号码，但那是列在妓院名下的，为了查到某妓女在哪家妓院地址下，就必须去查很复杂又残缺不全的索引。到1929年时，已有有心人专门编了一小本妓院电话号码簿，在妓院和香烟店里出售。妓院也在报上做广告，给自己及管下的妓女起了很雅致的名字。  
    第三章　妓院规制（三）
    高等妓女：　聘用、典押、卖绝 史料中的高等妓女不以受害者面目出现，而是十分能干的女人。老鸨要想生意做得红火，最重要的决定莫过于聘请妓女了。一个已经有了名气的妓女将她的一帮熟客带过来，搞得好，还可以稳稳地靠她招徕更多的客人。一部1939年的指南书说，“先生既为妓院里的主要人物，则其色艺，自非有相当的程度，不足以号召狎客，尤须温柔和媚，应酬周到，才能使狎客拜倒于旗袍之下。”妓院为载誉的妓女争来夺去，把她们当作“钱树子”。想将这样的红人搞来，不但财务上要安排周详，还要摆场面表示欢迎和尊重。老鸨聘用妓女的做法，同包办婚姻差不多：　她找一个中人去同妓女的中人谈条件，两边的介绍人都要付费。 按指南书的说法，妓女来到妓院时很讲究排场，妓院要举办仪式表示对她本人及其招财进宝能力的尊敬，她本人对于妓院的价值也在此时展露无遗。梳妆打扮好了的妓女在自己的私宅“端严以待”，等妓院派车来接她。到了新妓院，手执点燃的捧香下了车，迎她的是一连串的爆竹和喜庆的场面，进门时先要跨过表示兴旺发达的火把(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