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 6 部分阅读

    到了新妓院，手执点燃的捧香下了车，迎她的是一连串的爆竹和喜庆的场面，进门时先要跨过表示兴旺发达的火把。不等她进屋谁也不许说话，屋里点着蜡烛，她进来后放下香把，从佣人手中接过香茗。这套礼节不得有任何差池，否则视作不吉祥，因为“接先生好比接财神”，有先生在，整个妓院就会生意兴隆。当红的妓女接着就会展示自己对于妓院的价值；她事前已同自己的常客们打好招呼，74这时便邀约他们前来设宴，对她表示祝贺。从妓院派车马去接妓女并放鞭炮迎接这点来看，妓女进妓院的规矩颇似新嫁娘进婆家；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很不一样了，并没有婚礼上那种新娘对夫家家族表示敬意的礼仪。这里要强调的是，妓院礼待妓女，将妓女当作宝贵的资源，而不是将她作为家族的一名下属成员接纳进来。 妓女的聘期以“节”为度，一节约四个月左右，分别从阴历的三个节日算起：　五月的端午节，八月的中秋节，阴历新年的春节。这种安排使得为妓院带来很多生意的妓女能讨个更好的价钱，但也使她易遭屈辱，在生意受挫时受到伤害。19世纪后期，高等妓女会用自己的钱参与对妓院的投资，挣来的钱自己能留下将近半数，其余的则归老鸨。20世纪初，老鸨和妓女的钱财安排开始发生变化。妓女受聘拿固定的聘金（“包头钿”），一节度两三百元，一半预付，营业收入一概归老鸨所有。聘金的另一半则每隔一段时间发放一次，同时老鸨将这一节度内的膳宿费用等流水账一应记下。到节度完了时，妓女可有几类情况。做得出名的，别的妓院会派中人来说合，而妓女本人可能早就别有所适。可要是妓女还欠着老鸨的饭钱房钱，那么节度到期时她就得将房间腾出来，让给新聘的妓女，迎接新来者照例又是热闹非凡。被抛弃的妓女不偿还欠债是不准离开妓院的；在这种情形下留在妓院叫做“落账房”，那是极丢脸面的事情。跳槽到别的妓院或做了小老婆的妓女被称作“调头”，因生病或挣不到钱被老鸨赶出妓院的妓女则叫“提轿”（与“踢脚”近音）。有一则笑话嘲笑不懂事的嫖客，说他一脸天真地问妓女打算何时“上轿”，不想却等于骂了人家。 指南书和小报津津乐道于老鸨如何聘请载誉的名妓，在这两种文字体裁中较少见到有关典押或贩卖妇女、少女的隐晦安排。抵押典当是下等妓院（见第七章）里一种普通的安排，讲到上等妓女时较少提及。典押称作“包身体”或做“包账”，即将穷人家的女人包给妓院数年；75另一种情况是上等妓女的生母或养母同老鸨订立契约，基本内容是将女儿包给妓院一节度或一年。 被卖的女人称“讨人”，归老鸨或“讨主”所有。买主目的明确，就是让她当先生。不管是拐卖的、被父母卖掉的，还是自己卖自己，她都无限期地属于老鸨或讨主。讨主严密监视其一举一动，或让年纪大点的佣人监督她。指南书和切口汇编很少谈到长三妓寮中的虐待之事，不过提起买女人的讨主却会带着少有的轻蔑口气形容其如何凶狠。包身的和卖绝的妓女在节度结束时都不会转到别处，因此同“自由身”的先生相比，她们为自己争得好一点的境遇的机会也就少而又少。 高等妓院内形成的家庭关系同购买的做法密切相连，许多讨人就是老鸨从小买来养大的。妓院里的女童并不都是卖绝的，有的是妓女生的女儿，“从生下来起，妓院就是她们的家。”例如，19世纪80年代的名妓李珊珊就是上海一名妓的女儿；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大官李鸿章，但李从未认这个孙女（见第六章）。至少被一种20世纪的资料引用过的一首诗（1876年）就表示了对这些女孩的同情： 鸨母骄人号本家， 黄金不惜买娇娃。 可怜十二三龄女， 演舞教歌到月斜。 学当娼妓的女孩中至少有一些被老鸨称作“养女”或“小本家”，有的史料说买来的女子“将鸨母当作母亲”。一位回忆录作者评论说，这些女孩最是吃苦，奔来跑去替客人上茶点烟。1939年的一部指南书解释道，老鸨收买来的女孩做养女可省下聘金，况且得到了易管教、听使唤的姑娘。当老鸨认为哪个年轻女子养大了，可以接客了，就会收一笔开苞费，也算养育女孩的费用得到了一点补偿。养女在妓院不拿工钱，就像铁匠铺子的男学徒一样；两者都在学会一门手艺，今日的训练为的是准备好来日挣钱。但是讨人和学徒不一样，她们并非只是按契约在一段时期内当学徒。她们被认作亲属，这样即便没有掩盖却也模糊了她们终身受奴役的地位。在这方面她们与“童养媳”的地位更相似：“童养媳”从小过继给未来的夫家，于是夫家现在就可以使唤她们干活，又省了将来讨成年媳妇的开销。 成年的妓女同老鸨之间也有这层家庭关系。76许多成年的妓女称呼老鸨为母亲，史料中往往并不说明老鸨究竟是其生母、养母，抑或“姆妈”只是一种习惯上的客气称呼。例如，1924年时《晶报》刊登了一则“骚姆妈”的短文，写的是上海名妓宝琳的母亲，年纪已有38岁，却仍骚劲十足，像个二十几岁的女人。骚姆妈有可能是宝琳的生母，但也很可能是个妓女，现在年纪大了，所以聘请了或许是过继了甚至是买下了宝琳，继续做她的生意。小报的闲话专栏有时会报道“姆妈”怎样对当先生的“女儿”管头管脚。一位“姆妈”对“女儿”歇了生意同另一个妓女去看戏大为不满，据说母女俩经常吵架。这到底算是妈妈在管教不听话的女儿，还是老鸨逼雇来的妓女多干活，还是两者皆有？总之，家人的称呼使亲属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变得无法区分，抑或这套用语正指明了两者的联系。 老鸨对“她的”妓女有多大的权力？情况可以说差别甚巨。虽说史料很少个别叙述老鸨的生涯，但仅从以上的片断可看出，老鸨既可急切地恳请名妓为之招徕生意，也会为营利目的而买女孩，训练并差遣使唤她们，像个苛求雇工的监工。家庭关系可能使后一层关系看上去有所缓和。如要用亲生亲养的标准看，老鸨姆妈与女儿的这种亲属关系可能是“想像出来的”，但她们毕竟共同生活，彼此有责任义务、亲情联系，也有凌辱伤害，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即使在“血亲”中也同样存在。还有一个因素也会使老鸨与妓女的关系有所改善：　老鸨买女孩是进行长期投资，如对女孩一味打骂，怎能期望日后得到丰厚回报。尽管如此，自19世纪以来呼吁妓院改革的人士往往强调儿童在老鸨控制之下的悲惨处境。对这幅图画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读。也许在高等妓院和别的妓院里，儿童都是最受虐待、最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许改革者发现利用儿童的境遇比较容易唤起公众的义愤，而已成年的高等妓女对生意安排有相当的控制权，所以不易用她们来组织发动公众。也许改革的故事中需要一个坏蛋，而斥责鸨母比斥责嫖客容易些，因为后者中有许多上海的上层人士。鸨母对妓女的生活显然有着重大的而且并非总是仁慈的影响。不过，将鸨母的权力绝对化，那是对妓院里的社会关系看得太简单了，它反映的是很久以前改革派的兴趣、利益所在，而不说明当今历史学者的关注。  
    第三章　妓院规制（四）
    握权的佣仆：妓院里的做手 高等妓女和佣仆之间同老鸨和妓女之间一样，并不存在鲜明的主子和下人的关系。“从属的”妓女对老鸨也有所控制，只不过她们的权力有点被遮掩了；同样，妓院的佣仆杂役对妓女的控制也可达到惊人的程度。从顾客的角度看，妓院的仆役很像政府机关里的办事员和勤务员，尽管地位很低，却把守着通向重要资源的关卡，所以对他们也得恭恭敬敬。 有的女佣人年轻、有点姿色，其称呼五花八门，有“大姐”、“阿姐”、“跟局”、“做手”等等，她们在妓女应召出堂差的时候陪伴前往。有一部指南书解释说，“先生为花，阿姐为叶”；“阿姐”的工作是扶助先生，在先生出堂差时跟局，“以防中途发生意外”，同时也是监视先生的行动，特别是那些还是女儿身的小先生。阿姐同先生一样，也有自己的稔客，阿姐虽然地位不及先生，但据说比先生容易上手。有的自立门户的先生有贴身的阿姐，收入两人拆账。黑幕故事常会影射先生和阿姐与同一嫖客有染。雇佣阿姐并不按节度付一定数目的钱，她们的收入名堂繁多。有的看上去就是低档次的，便按月开支工钱，外加赏钱。还有的和先生一样，也要侑酒主觞、应酬场面的，那就按其办花酒的数目从妓院的盈利中拆份头。 妓院中还有一类年纪大些的女佣，叫“娘姨”。娘姨同先生和狎客没有什么亲密关系，但在妓院内部却颇有权势。本来“娘姨”指的是妓院里结过婚的佣人，不过娘姨同阿姐的区别倒不在于结没结婚，而是看其同妓院财力的关联。犹如先生常被比作官人，娘姨也被比作做官人家雇佣的扈从。1891年的一种史料讲到，专横跋扈的佣人也会叫嫖客受气，文中用讥刺的口气评论说，娘姨就像做官人家的家奴，自己花了钱来当奴才扈从，为的是压榨百姓。年纪轻、品貌好的娘姨也从嫖客那里接赏钱，有时积攒多了，也就自己当起老鸨来。她们还可以动用自己的关系，帮先生借钱，这种做法叫“掮账”。 然而，娘姨最常见的经济角色，是直接为一先生或妓院投资。78在这种称作“带挡”的安排中（“带挡”有携带和抵挡的意思），一帮人——通常是妓院的佣人——斥资数百，相帮一个先生。有时妓女本人也入股。凡投了钱的，都可从先生的酬金和赏钱中拆得份头，而先生则要遵从所有的斥资人的意思。1919年小报上有一则故事，讲有一女佣权力很大，妓院上上下下的事情都捏在她手里，夜里没有客人的时候，她睡在先生的床上，先生倒只好睡地板了。倘若带挡娘姨借了钱给老鸨，老鸨就会给她派发些轻省的管家活计，不敢有所得罪。许多住家妓院是没有老鸨的，那么有可能多数情况下都是带挡娘姨在拿主意。娘姨可能对先生十分严厉，乃至凶狠，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因为带挡交易是有风险的。先生一个节度下来所赚不多，娘姨也就得不到多少投资回报；先生要是跟嫖客跑了，那么带挡也就血本无归了。但另一方面，运气好的或投资管理有方的娘姨则可积累资金，在银行钱庄开户头，老来不愁了。有一则黑幕故事，说是有个外号叫“金牙老三”的25岁上下的娘姨，同很多有钱人都拉上了关系，专门安排摘取小先生童贞的事宜（如此可为妓院大把地赚钱，自己也大捞赏钱），还放印子钱给妓女，一年后她用挣来的钱开了个妓院，自己做起了管事。 或许因为娘姨在妓院里算是有点权势的人物，所以她们像老鸨一样，也受到了谴责和嘲讽。1917年有书形容说，娘姨 通常过了24岁，邋里邋遢，模样凶狠，极遭人嫌。若来刻意奉承，益发令人厌恶。她们来回走动，真是讨厌。一句话不对，就可将你赶出门外。最好离她们远远的。 同乖巧讨喜的阿姐相比，娘姨的名声不好听，当然有时也有人指责这两类人都出口粗鄙，甚至恶言恶语（例如骂那些惹恼了她们的男人“挨千刀的”）。娘姨尤其被描画得面目可憎，是因为评论者不能见容于其所谓泛滥的性欲，暗含的对比是名妓有节制的、通过正当渠道进行的性活动。据说娘姨同妓院的男仆私合（如是老鸨的女儿做此事，那男女相悦就被视为通奸）；娘姨还同客人暗中勾搭。奇怪的是，一则19世纪的史料指责娘姨危害了社会风气，而名妓却从来没有背过这样的罪名；史料说娘姨乱轧姘头的做法流传广泛，“相习成风，几有人尽夫也之意，甚至背夫弃妻、79口角轻生等案层见叠出。”20世纪30年代的黑幕小说中，娘姨是一副贪婪相，漫天地向客人讨赏钱。如若先生抱怨说讨得太凶，客人都赶跑了，那么娘姨就威胁说要先生立即偿还带挡本钱加利息。诸如此类的故事表明，一个“佣人”在性行为和钱财方面所拥有的自主权，那种动摇了社会性别等级和阶级等级的定位，使得观察高等妓院景致的男人感到深深不安。 高等妓院也雇佣男仆，差事是吆喝通报客人到来、上茶、递毛巾、打扫、准备筵席、给客人送请帖、给先生发局票（见本章后面的讨论）、送先生出堂差等。男仆先前叫“外场”或“相帮”，是帮忙的意思，后来也得了些不大好听的称呼，如“龟瓜子”、“乌龟”、“龟奴”等。这一组名称的缘起就像以“鸨”称呼妓院的女业者一样，已无从查考了。不过，“龟”字大多数的含义都是人不爱听的，只看“乌龟”的称呼就明白了。（1919年有文章琢磨说，他们不该叫乌龟啊，妓女又不是他们的老婆和女儿。）龟奴与娘姨不同，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妓院男老板也不一样，他们被刻画为相对无权的甚至地位卑下的人。有劝客人对龟奴客气一点的，说这样他们办差事就不会慢慢吞吞的了，不过他们看来不会像威风凛凛的娘姨那样让人气馁。指南书作者也不觉得当堂差的人有何精明之处。1935年的一部上海俗语汇编解释说，“乡下男子，跟着阿姨婶娘同到上海来吃堂子饭的为数亦颇多，他们的职务也各各不同，识字的可当账房先生，代嫖客记局账，代妓女记夜厢，聪明的能学乌师先生，有气力可拉包车，最无用的便留在客堂里做‘相帮’。” 愉悦妓院规制虽说龟奴也许被人看扁，当成粗笨愚鲁之人，但他们日日亲近唾手可得的美貌女子，还是勾起了一些会意的评说。评论主要围绕着晚清时龟奴肩背先生出堂差的习俗。本来妓女应客人之召到书场演唱是坐轿子去的，但是到了光绪（1875—1908）末年，公共租界开始对轿子纳税了。开始时还只是年纪小（分量也轻）的雏妓坐在龟奴肩上出堂差，她们的服务也只限于歌唱。龟奴在肩上铺一条白手巾，掮着雏妓走路，雏妓就抱着龟奴的头。“后来不限雏妓，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廿二三岁的成熟姑娘等，近一百斤左右的身体，也坐在龟奴肩头，宝塔似的一座。”龟奴在马路上疾步行走，坐着的要想不掉下来，就得紧紧抱着他的头，于是就有了这俏皮话：“小先生夜夜摸gui头。”龟奴背雏妓的做法还引出了史料中很少见的公开提到80妓女行经的段子，那是1905年发表的一首七言诗： 龟背难当代用肩， 时髦出局力能掮。 虚心昨夜经期到， 点滴留心裤后前。 这四句诗有点特别，不仅没有se情内容，还甚为罕见地提到了妓女的身体。一般诗文中摹写妓女的姿色都用比喻手法，而不会直白地写实；无论淫秽猥亵的文章还是科学说理的，总之文字资料中几乎从来不曾直接提到过妓女的身体机能。然而淫秽地影射妓院男堂差的文字一直延续到掮行已被黄包车取代的年代。1935年的一幅漫画中，妓女和阿姐坐在“龟奴”拉的黄包车上出行。画面实在是在糟蹋妓女：　黄包车的背面画着两颗颠倒的黑心，车牌号码606，而治梅毒药（洒尔佛散）的商标名正好也叫六六。说明文字先讲妓女如何不忠不义，又会对身体造成何等危险，接着对拉车的堂子龟奴品头论足，说他正色迷迷地斜睨阿姐，因为堂子里不惟阿姐，就连先生也同龟奴相好哩，此事路人皆知。有的写妓院恩客的文字材料还影射说，真正做“乌龟”的不是“gui头”，倒是这些客人，客人来玩要付钱，堂差则不花一个子就可白相。 堂差不惟能接近先生，还把守着见先生的关卡；找先生陪伴是很花钱的，可谁又不想让先生陪着呢。所以，资料中所表露出来的对堂差的敌意或许与此有关。还有一种情况也可能造成摩擦，那就是妓院里各个层次的佣仆差役都靠赏钱过日子，嫖客每每必须上下通通打点到。客人在妓院里摆台面、同妓女过夜或是替妓女赎身讨来做小，都须付“下脚”给佣仆。有的“下脚”钱不多，几元就可；倘若客人老是到某一妓女处过夜，则价码看涨。过年过节也要给赏钱，那叫“手巾钿”（客人来设宴席或牌局时，堂差要给客人递手巾），也有叫做“吃粢饭团”的。新年里会给常客“开果盘”，客人照例也要出手大方，多多给赏的，赏钱就分发给妓院内所有的佣仆。客人若要讨妓女做小老婆，81那么房侍就会拿了银台面银四喜等各色银器来，客人要么收下（付几百元），要么谢绝（付四五十元）。客人大多无心收受，故银器多半也是房侍从银楼租借来的。1908年时，上海的高等妓院联合涨价，办酒席全都涨了一块钱，这时一家报纸评论说，逛妓寮的真正花销不在于花酒、赌局，而是各种名堂的犒赏，凡摆席、设赌、住夜、吃顿便饭、逢年过节，无不需要给赏。虽说重重犒赏有时令嫖客裹足不前，也使其为逃脱重赏而有意回避在重大节日造访妓院，但是详述妓院礼仪的手册还是奉劝客人不要太过吝啬。一位作者批评说，有的狎客对先生有求必应，慷慨赠赐，可让他掏一个子的手巾钿给“小人”都满心不情愿。作者告诫说，聪明的办法是钱要花在明处，让人人都看得见，最好显得落落大方、通晓人情世故——如此大概可让“小人”也开心了，他们可是能阻止客人去会先生的人啊。  
    第三章　妓院规制（五）
    浓妆艳抹的尤物：　妓院里的先生 高等妓院于上海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妓院直接有关的业主、经营者、妓女、仆人等庞大人群都靠妓院营生。如要说到给妓女梳妆打扮、让她们在陈设精美的场合抛头露面的一套程序，那就会牵扯到更大的供货商网络。妓女身上穿的、戴的衣物饰品是其自我的展示，指南书中对妓女装束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妓女身体的关注。对于嫖客来说，能仔细地区分这些装束服饰，对之如数家珍，就说明他有鉴赏力，有品位，是个行家里手，也等于表明了他的上等人身份。妓女要是没有首饰珠宝，房间布置得不讲究不雅致，便会失去吸引力；而不能鉴赏装饰品的顾客则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1929年时，一位外国的观察者写道：“在妓女的住宅周围有许多做衣裳的、做头发的、做丝绸软缎鞋子的、绣花的店铺，全仗她的光顾，生意很好。”卖珠宝的女商贩每隔一阵就登门妓院，首饰盒里装满了昂贵的玉簪、金钗、珍珠和珊瑚头饰，都做成茉莉花的形状。有位作者写道，妓女从前用鲜花打扮自己：　春天戴菊花，夏天戴香甜的桂花，秋天戴李子花，冬天戴兰花；到了19世纪末，鲜花都换成珍珠做的花了，虽说要花好几百元，但好处是形状色泽保持不变。有个迷恋妓女的外国人看着妓女们在酒宴上唱曲，他注意到“她们满身珠光宝气，82耳朵、手指、颈项、衣服上无不佩戴着各种各样的饰物：　如榛子大小的钻石，形状和大小不一的珍珠，还有说不出名堂的神奇玉石”。妓女手里拿的、用的也都是贵重的物件，如装着镜子和给客人醒酒用的肉豆蔻的银匣子，象牙扇骨、金粉画饰面的折扇等等。纤手轻摇下的折扇成为表达妓女婀娜体态的手段，更增添了她的妩媚。 这些装饰品都很值钱，妓女经常被盗贼偷抢本身就很说明其价值。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主流大报《申报》经常报道妓女出局或甚至在妓院应酬时遭持枪抢劫的消息。有一对很有心计的强盗采取了迂回作案的方式，他们花钱同妓女过夜，然后将妓女麻醉，待其睡过去再偷盗。偷得最多的是金手镯、珍珠头饰和钻石戒指，有时也偷衣服。名妓是城市生活中的公众人物，因此出了事情不怕叫警察，而盗贼如被抓获，一般要判六个月乃至数年的监禁。 举例来说，1920年1月某日深夜，名妓珍珠花应召前往一旅馆侑酒。到了公共租界地的汉口路、西藏路转弯处，包车慢了下来，一个强盗跳上车来，抢走了她那顶镶嵌着51颗钻石、价值3080元的帽子。珍珠花立即向警局报案，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三名华人侦探到3月底就破了案。涉案的两名强盗中有一人的母亲将抢来的帽子上一枚金蝴蝶别针出租给了不知情的妓女，后来两个妓女相遇，珍珠花认出了自己的别针，才使案情有所突破。一个强盗叫冤枉，说他买馄饨回家的路上听见有人大叫，只见一个强盗逃走了，他从地上捡起了这枚蝴蝶形别针。尽管如此，两个男人和那位母亲还是被判了刑。还有一个案子结局可没有那么好。1920年时，名妓莲英被人谋财害命，珠宝被抢，尸身丢弃上海郊外。关于这起谋杀案及其侦破审讯，报纸作了跟踪报道，有人写成了小说，甚至还编成舞台剧上演（见第六章）。 不过，别看妓女穿金戴银、满身珠宝，她们个人却不见得有多阔绰。有时这些珠宝首饰是凑起来给妓女撑门面的，为的是吸引和留住财大气粗的嫖客。妓院会派娘姨到有钱人家的小老婆和大小姐处去租借钻石戒指和珍珠头饰（妓院的娘姨到体面人家去租借之举颇有颠覆性，因为娘姨付的租金成了大户女人的独立经济来源）。83但是，如若心目中那位阔气的客人不显身，或者并不总能大手大脚地花钱，那么妓女和娘姨阿姐就倒霉了，可能连首饰的租金都付不出。还有一种情形正好相反：　客人想讨某妓女欢心的时候会送给她贵重的珠宝首饰，等关系冷却下来又会讨回首饰；此期间如妓女为了应付开支将首饰典当出去了，客人就会威胁告官或以武力相逼。1929年时，《时报》报道说名妓潘阿珍坐舢板跳黄浦江了，其实她就是遇到了这种尴尬。摇舢板的船工将她打捞上来、交给警方后，她解释说，自己为了付医药费，将一个客人的馈赠典出去了，不想他起了疑心，火冒三丈，限时限日要她还东西；现在大限已到，还不出来，便只好一死了之。（负责此案的警探将她交给同一妓院的两名妓女和两名娘姨照看。） 在上海，妓女领时髦之先，成了时尚的风向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其不蒙羞耻、公开参与都市生活的程度。通俗小报经常点评妓女年年更换服装颜色的习惯，例如几十年前不看好的玫瑰色和紫色，现在成了注重时髦的女子的标准色。照相集的流行也表明，到了20世纪初，西式时髦已成为一种自我展示的方式。本是舶来品的照相术已被接受，19世纪末上海名妓更是争相拍照留影。从前妓女对镜作自画像、并将画像赠予相好嫖客的传统，这时恐怕已被照相取代了。她们用自己的肖像照装点房间，或印了自己的相片送给客人。这样的照片还能直接从上海的照相馆里买到。名妓倩影流通量巨大，使高等妓女更加成为显性的存在（但不见得使她们变得更可亲近），照相术也使妓女的形象更准确更多样化。 许多高等妓女试着在不同的背景中、穿戴不同的服饰拍人像照。1917年的一部影集中（见图5—14），兰云阁身着绣花袄，头戴珠宝饰带，端坐在盆花的中央，及地的裙裾下隐隐探出一对金莲。沈宝玉照片的背景也差不多，但手执羽扇。琴寓穿的是中式的绣花丝袍，还镶着珍珠花。有几位全套戏装，摆着戏中人的架势，还有的穿着不过分讲究的中装，不过四周装点着精美的物品：　一本书，一套茶具，一把琴，一副围棋等等。秦楼、花四宝和筱青楼则是维多利亚仕女打扮，戴着饰花的草帽，穿高帮皮鞋，佩网眼花边、蝴蝶结，还有翻毛领子，这样的装束虽不普遍，却也不算罕见。影集中有好几位女子手里拿着西式装帧的书籍，还有一群坐在一辆早年型号的轿车上84（据说妓女还学会了打西式台球，虽说书中没有表现她们玩台球的照片）。许多照片中的衣着配饰可谓中西合璧：　如西式外套罩着高领旗袍；头上是英国工人经常扎眼地戴着的那种鸭舌帽，身披中式的紧身坎肩；戴发套、穿束腰坎肩和宽松长裤的女人坐在琴键前。这一年时兴的冬装是用白狐或雪貂皮滚边的绣花缎面斗篷，下一年就不兴了，代之而起的是西式外套，说是穿了这样的衣服上桌不必脱去。一些上海妓女显然也好女扮男装，虽说这一点在花影中并不突出：　她们偶尔会穿男士戏装（中式）或生活装（较多是西式）；所穿一般是学生装或绅士装，这也是一种自我展示，强调了她们自己的高雅情趣。西式服装并没有取代而是增加了妓女们的选择机会，使她们能按自己认为有吸引力的样式着装；西装等于让她们有了一套新的道具，不仅可展示风雅，还可表明她们有知识，懂现代。 惟一无法跨越中西文化的女性标记就是缠足。许多照片中人是小脚女人，她们只穿中式衣服。1917年的妓女影集中有一篇小传提到，西洋风气传进来后，已不时兴缠足了，现在嫖客讲究的是妓女的腰有多细。小传中又说，尽管如此，有的妓女仍是日日缠足，有的客人要找的仍是缠足的女子。涉及娼妓的资料中不大说起裹脚的事情，这也部分地反映了资料对娼妓的肉体基本不予描述的情形。文字资料中的描写集中在服装、容貌、优雅的步态以及活泼或缄默的脾性。 高等妓女的自我展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取花名。妓女的职业生涯有许多重要关头：　初进妓院，调换地方，自己开业，或做了一段小老婆后重新回来做妓女；这时她们同上流社会的男人一样，会给自己取新的名字。例如20世纪20年代，上海妓女“小玲珑老七”搬到天津去后，改名叫“爱温”；回到上海，又选了“年年红”做名字。有的妓女在使用一个花名时红起来了，有时就会保留这个花名。世纪之交有个名妓给自己取名“林黛玉”，用的是清朝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那柔弱多病、爱使性子的女主人公的名字。1923年有一英文文章解释说，妓女取花名喜用表示细巧、85美丽或香艳之物的字眼，如胭脂、桃花、翡翠、牡丹、明月等等；文章还说，“体面人家的女子是不取这等名字的。”女人也可“选择表明何时入行的字眼，如‘十三旦’。”尽管作者断言，有审美情趣的字眼“用到风尘女子的身上便俗不可耐了”，然而许多名字听上去很像吟诗作画的文人士卿所用的字号。有的用“斋”名，有身处某地方的感觉，如“清香小舍”、“醉花居”等。自己开住家妓院的妓女甚至会学着士大夫的派头起名“吟诗小筑主人”。小报上有一条评论劝人别拿这些地名太当真：　取名“金银楼”的妓女不见得有成堆的金银，叫“花月阁”的未必如鲜花似明月。反之亦然。取名“陋室”的年轻妓女不一定相貌平常、居室简陋，其实这名字反倒衬托出她的风雅。 高等妓女的花名还往往表明她与其他妓女的亲缘关系（血亲或收养）或族谱上的关联。名妓年纪大了，会找一个或收养一个下手，她会给新来的取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个“小”字。如“李双珠”的养女就叫“小双珠老二”，“沈玉英”的新助手名“小沈玉英”。（一篇文章评论说，别看她名小，调情的本事可不小。）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如果几个妓女在同一妓院一呆好几年，那么她们会用同一个名字，只在后面加上排行“老大”、“老二”等等，如此一直可排到“老九”。有时一所妓院的妓女用同一姓氏（如张素云、张宝宝、张老云等），或是共有一个辈分名（如张老云、张素云、张雅云等）。这时小报便以“三陈”、“二凤”（高凤、青凤）称之。一指南书抱怨道，妓女“多有同时同名者，以致寻芳访艳之流辄为之误入桃源”。共同的名字表明生意上的关联，但不一定是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 有关高等妓院的书文通常聚焦于一个有着繁缛社交礼仪的小世界，整个过程由色艺双全的女子引导。但是，当作者们谈到取名问题时，文章便透出了哀其不幸之意。作者们解释说，妓女起了花里胡哨的艺名，其本姓便隐去了；他们猜测说，起名背后可能是不想让人从她现在的生活追寻其身世，或者连她本人都不知道自家身世。861917年的一部指南说， 海上妓女多隐其本姓，于名则随意命之。……歌姬以千万计，而求其标用真名者，百不得一。其意得非谓身既娼矣，亦何必以本姓示人，或以本姓询诸个中人，咸若讳莫如深，不欲泄流。更有自幼为匪人远方拐骗而来，鬻入勾栏，即本人亦实不知其系出何家者。 这些阴郁的评论表明娼妓生涯或许背负耻辱、隐忍失却之苦，这在赞赏性文字中是难得听见的调子。然而，究竟谁是这场痛失本姓戏的主角？痛失姓氏有父慈女孝、悲惨地从家庭的怀抱中被夺走等弦外之音，但是，这出苦戏究竟关乎妓女、还是以诗文对其表示倾慕的人，却实在是不清楚的。同有关娼妓生活的其他许多情形一样，资料中传达出某种情感，却不说明那是谁的情感。 梳妆打扮得体、身着华服、有雅致的花名的妓女在装饰精美的妓院里亮相。大的妓院可有几层楼高，楼下有门廊和摆宴席的厅堂，楼上楼下都是一间间挂着门帘的小屋子。家家妓院都在前门上方的窗上挂一盏灯，客满了就将灯取下。19世纪的游记不光写妓院里的女人，它们几乎同等地关注妓院陈设之富丽堂皇，以及这种优裕的环境所唤起的愉悦之情。1893年时，池志澄写道，青楼 房中陈设，俨若王侯。床榻几案，非云石即楠木。罗帘纱幕以外，着衣镜、银书画灯、百灵台、玻罩花、翡翠画、珠胎钟、高脚盘、银烟筒，红灯影里，烂然闪目，大有金迷纸醉之概。 妓女的房中可能摆着一张藤睡椅（“其上任客小眠最为适意”），或是“罗汉榻”，那是专为吸食鸦片用的、双铺的精致卧榻。房间的陈设风格年年不同，就以灯具来说，“向以玻璃为贵，嗣行羊角灯，旁缀以珠，继又广行书画灯，每房四盏，以白绢上书诗词，间以着色花卉或山水。”西式图案的墙纸也甚为走俏。布置讲究的房间要摆四个果盘，每个妓女有一根金银水烟筒（后来烟筒被价格很贵的卷烟取代）。妓女房间的摆设和她身上的珠宝一样，往往是客人赐予的：　陪他过夜的人以及他过夜的房间都要可心宜人才好。客人不称心了，发怒了，87会叫妓女还回“他的”珠宝；同样，客人发脾气时会将妓院的精美摆设砸个粉碎，或者雇流氓来砸。指南书和主流报纸都提到，客人出于嫉妒或为别的不顺心，会在妓院大打出手，将招牌、家具、花瓶、镜子等统统砸个稀巴烂。老鸨也毫不含糊，一准将动手的客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 高等妓女大多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合活动，如饭馆、书场、戏院和大妓院中的宴会厅等，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空间，那就是她的房间。房间不只是容纳性行为的空间，它也是亲密的社交酬酢的场所。“房间”是妓院生意中进行商谈活动的小单元，指南书中有许多同“房间”相关的切口，就说明其重要性。老练的嫖客应该懂得、并能适当地使用这些切口。住家妓院或大场户的妓女先要“包房间”（租房间），然后要“裱房间”（糊墙纸），并“铺房间”（整理、装潢）。如果妓女房里已有客人，佣人搞错了又要领客人进来，那么妓女就要高叫“领房间”（领到［别的］房间去）。也就是说，后来的先请到别处等候，待她有空了再来迎他。遇到这种情况，客人也可以“借房间”，即到另一妓女的房间去等她。但假如先来的和后来的客人正巧是熟人，便可以“并房间”，两人共与一位妓女说笑。如果好吃醋的客人听到又有客到，或许会叫“病房间”，也就是不到天亮不撤出的意思。精明的妓女会设法避免尴尬的局面：　她会很得体地请走第一位客人，再接待另一个，这就叫“腾房间”。如果她能自如地应付各种场面，有了一班常客，便可“调房间”，也就是到条件更好的妓院去包房间；不过妓女掉价、往下处挪也可叫“调房间”。客人不称心了，可能会来“打房间”。妓院新开张或过年的喜庆活动中会请乐师操弦佐曲，活动完毕(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