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第1章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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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晋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和缔造者，
    司马懿的隐忍功夫堪称一流。
    他能像蛇一样躲藏在草丛中，
    一旦发起攻击，几乎无人能够抵挡。
    魏之亡
    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一般地说都会出现两次，这是黑格尔告诉我们的。而且，正如后来马克思之所补充：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是作为笑剧。[1]
    魏晋的改朝换代就是如此。
    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让位，这是第一次。不到半个世纪，司马炎又逼魏元帝禅让，这是第二次。曹丕当然想不到他的王朝如此短命，故伎重演的司马炎也没想到他的帝国不但年头不长，还荒唐可笑之极。[2]
    司马懿就更想不到。
    后来被追尊为宣皇帝的司马懿，是晋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和缔造者。也许，这应该归结为他特别有心计，也特别有耐心。从进入政界到夺取政权，他前后用了四十三年的时间，历经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君主，终于把曹家的“房产”据为己有，只留下一道过户的手续。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
    司马懿出身于高级士族，高祖是东汉的将军，曾祖和祖父都是郡的太守，父亲司马防则官居京兆尹（首都地区长官）。曹操初入仕途就能出任洛阳北部尉（首都北城区公安局长）一职，便是由于司马防的推荐。
    对此，曹操一直感恩在心。后来，当了魏王的曹操设宴款待司马防，又旧话重提。曹操说：请司马公看看，孤王现在还可以再当一个县尉吗？
    司马防说：老夫推荐时，大王当个县尉正合适。
    曹操哈哈大笑。[3]
    司马防的回答十分得体，也实事求是。四十二年前的曹操年方二十，由于被举为孝廉而任郎官（储备官）。从宫廷外放到地方，当然只能担任副县级的公安局长。
    实际上，直到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六年后，司马家族仍未必看好这位政坛新秀。曹操征召司马懿到府中任职，司马防的这位次子便拒不受聘。他声称自己得了风瘫病，宁肯长期卧床也不就任。[4]
    这样一拖就是七年。到赤壁之战那年，曹操给了司马懿两个选择：要么进朝廷，要么进监狱。司马懿的病装不下去，只好加入曹政府。他不但在曹操那里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在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的时代，更成为皇帝的得力助手，魏帝国独一无二的谋略家。
    因此，当曹叡病重需要托孤时，他想到了司马懿。
    当时司马懿已官居太尉（最高军事长官），刚刚消灭了自称燕王的公孙渊，将辽东收入魏帝国的版图，正准备屯兵镇守关中，曹叡的诏书却三日五至。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与大将军曹爽共受遗命辅佐新帝曹芳。
    曹魏之亡，也开始有了征兆。
    事实上，曹叡的托孤有气无力。孙策托孤于张昭时说得斩钉截铁：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时也说得不留余地：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曹叡呢？眼泪汪汪地看着八岁的曹芳，一句硬话都说不出。[5]
    结果，被授权可以自行其是的忠心耿耿，被当面叮嘱托以后事的夺了政权。
    另一位顾命大臣曹爽也托非其人。此公原本既无才干又无战功，是魏明帝临终前一时糊涂，才突击提拔为大将军的。然而曹爽却自命不凡，一心想要排挤司马懿，办法则是让曹芳下诏将司马懿由太尉转任太傅。[6]
    这是典型的明升暗降。
    没错，太傅地位崇高，却没有实权。
    司马懿当然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与曹爽抗衡，干掉此人只能乘其不备。于是，在周旋了几年以后，司马懿第二次装病。
    装病是有经验的。上一次装风瘫病，曹操派人去假装行刺，司马懿躺在床上纹丝不动。这一回当然是风瘫病顺理成章地复发，司马懿的演技也更上层楼。
    演出是在司马懿的太傅府，观众则是曹爽派去的新任荆州刺史李胜。李胜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司马懿的双手已经接不住婢女递过来的衣服，喝粥的时候粥水全都洒在前胸，还把李胜要去的荆州听成是并州。
    李胜只好纠正说：下属要去的是荆州。
    司马懿却说：去并州委屈你了。并州接近胡地，千万好自为之。今后你我只怕难得一见，如何是好？
    李胜又说：是荆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这才若有所悟地说：是荆州吗？老夫不大听得清楚你的话。很好，很好！在荆州是可以建功立业的。我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就拜托你了。
    说完，泪流满面，声音哽咽。
    李胜回去报告曹爽，曹爽很放心。[7]
    司马懿却在暗中加紧准备。装病两年半以后，他趁曹爽陪同皇帝外出之机突然发动兵变，一举消灭了强大的对手。曹爽先被罢官，后被灭族，兄弟和同党也被一网打尽，其中就有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晏。
    曹爽的无药可救也在此案中暴露无遗。兵变时，司马懿屯兵洛水，曹爽屯兵伊水；司马懿占领了洛阳，皇帝却在曹爽手中。因此有人建议，挟持天子到许县，然后命令各地军队勤王，完全可以对抗司马懿。
    然而曹爽却拒绝了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放弃抵抗向司马懿投降，还把司马懿弹劾自己的奏章交给了皇帝。曹爽说，司马公不过是要夺权而已，给他就是。我做不了大将军，还可以做大富翁嘛！[8]
    志大才疏的曹爽哪里想得到，司马懿的阴险狡猾和心狠手辣举世无双。在曹爽还有抵抗力量时，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处理仅止于罢官。甚至在曹爽被软禁在家时，他还假惺惺地派人送粮送肉。然而，当曹爽等人“谋反”的证据收集齐全以后，又怎么样呢？满门抄斩。[9]
    曹家人，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
    小皇帝曹芳就更是傀儡。
    然而就连这个傀儡，也在司马懿去世三年后被他的儿子司马师废掉，成为魏帝的是十四岁的曹髦。六年后，不甘心做傀儡的曹髦也被杀死，魏帝换成十五岁的曹奂。这就是魏元帝，也是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
    曹芳、曹髦、曹奂，史称“三少帝”。
    司马懿政变成功后，三少帝的时代就变成了司马家族的时代。司马懿，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相继把持朝政十六年。立国总共只有短短四十六年的魏，倒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并不姓曹。
    剩下的事情就是办手续。
    于是，司马昭先是册封晋公，然后升格为晋王。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卒，子司马炎继位。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是为晋武帝。
    所有这些程序都跟曹魏代汉一模一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东汉的傀儡皇帝只有一个，曹魏则有好几个；曹家只用两代人就偷天换日，司马家族则用了三代四人。
    这简直就像是报应。
    历史往往是公平的，报应也接踵而来。司马炎死后仅仅一年，祸乱就迅速爆发。他的儿子被废又被立，被立又被杀，他的王朝则四分五裂万劫不复，而且篡夺皇位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血亲。
    晋之乱
    祸乱的根源是司马炎自己埋下的。
    这个说法，晋武帝的在天之灵恐怕很难接受，因为他的本来愿望是长治久安。他甚至把曹魏的灭亡看作前车之鉴，称帝之初就进行了制度的改革。但可惜他错了。
    司马炎错在哪里？
    恢复封建。
    西周创立的封建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之后，秦汉两代实行的都是郡县制，只有西汉初年实行郡县与封建并存的郡国制。结果，异姓王造反，同姓王叛乱。帝国的统治者从高祖到武帝花了将近百年的工夫，才算摆平江湖消除隐患（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10]
    此后，帝国不再封建。
    当然，封王封侯的事仍然有。不过，汉只封侯，魏才封王。而且即便封王，也是虚封，只有东汉末年曹操的魏公和魏王是实封。结果怎么样呢？代汉自立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此，曹丕称帝之后，所封的国王都只有王爵，没有王土和王臣。或者说，诸王名义上有封国，却没有治权，也没有兵权。他们不能建立自己的政府，统率自己的军队，也不能参与朝政。
    曹魏的国王，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封国。
    结果又怎么样呢？司马家族篡魏的时候，曹家的那些国王们一点忙都帮不上，魏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司马炎认为，这就是魏亡的经验教训。
    因此，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
    就在称帝的当年，司马炎封皇族二十七人为王，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其中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一千五百人。国王不但可以割据一方，还可以入朝执政，成为宰辅。
    异姓的士族则封为公侯，也是实封。他们不但有封国和官属，郡公、郡侯和县侯还有军队。也就是说，国王也好公侯也罢，都是实力派。司马炎认为，只有让他们掌握了实力，才能够担负起保卫中央的责任。而且，既然他们都从帝国那里获得了利益，就应该担负起责任。
    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八王之乱。[11]
    这是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一年后爆发，历时十六年之久的政治动乱和骨肉相残。原本危机四伏的西晋王朝也在这动乱中变得虚弱至极，最后亡于外敌的入侵。不过，引爆这颗炸弹的却不是那些国王，而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贾南风。
    贾南风是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司马集团死党贾充和郭槐的女儿。贾充阴险狡诈，郭槐嫉妒霸道，贾南风则兼而有之。碰巧她的丈夫又忠厚得近乎无能甚至弱智，因此这位贾皇后想不弄出些动静来都难。[12]
    可惜贾皇后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掌握朝政的是杨太后的父亲杨骏。杨骏父女出身于华阴杨氏，祖上是东汉名臣杨震，门第极高。晋武帝司马炎与这样的名门望族联姻，正是为了提高皇家的清望。在他看来，只要皇族和士族同心协力，就能形成辅佐帝室的两翼。[13]
    但是抱歉，他又错了。实际情况是：皇族与士族互不买账，贾皇后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矛盾。晋惠帝继位后第二年三月，她就召司马炎的第五个儿子楚王司马玮（读如伟）入朝，杀了太傅杨骏，废了杨太后，辅政大臣则变成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汝南王司马亮。
    这当然不是贾皇后的本来愿望。于是，三个月后，她就命令杀死了杨骏的楚王司马玮，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又以矫诏的罪名杀了司马玮。司马玮杀了士族又杀皇族，自己也被杀，士族的代表和皇族的代表都变成了冤鬼，借刀杀人的贾皇后则掌握了政权。
    贾南风志得意满。
    然而司马家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更是层出不穷。因此九年后，这个女人也被废被杀，罪名是谋杀太子司马遹（读如遇）。司马遹是惠帝司马衷与谢淑媛的儿子，当然为贾皇后所不能容，于是被罗织罪名，诬为谋反，废为平民。但他后来被杀，则是由于赵王司马伦的密谋。
    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原本是贾皇后的党羽。然而他怂恿贾皇后杀太子，却是为了自己夺权。因此太子一死，他就以复仇的名义起兵进宫废了贾皇后。之后又干脆废了晋惠帝，自己做起皇帝来。
    这下子别人不干了。
    首先发难的是司马炎之侄、齐王司马冏（读如窘）。同时起兵响应的，则有司马炎的第十六个儿子、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的堂弟、河间王司马颙（读如庸之阳平），司马炎的第六个儿子、长沙王司马乂（读如义）。结果，司马伦兵败被杀，晋惠帝司马衷复辟。
    政权，又落到齐王司马冏手里。
    司马冏原本也是司马伦的党羽。司马伦废贾皇后，进宫动手的就是他。当时司马冏带兵百人长驱直入，当着皇帝的面一刀就杀了贾皇后的外甥贾谧（读如密）。
    贾皇后问：你来干什么？
    司马冏答：有诏抓捕皇后。
    贾皇后说：诏书都是我发出的，你奉谁的诏？
    司马冏不回答。
    贾皇后又问：起事的是谁？
    司马冏答：赵王。
    贾皇后说：绳子拴在了狗尾巴上，当然是这结果。
    可惜，她并没有后悔药可吃。
    贾皇后的党羽废了贾皇后，司马伦的党羽杀了司马伦，可见政治斗争中不会有永远的朋友，靠阴谋和杀戮起家的西晋皇室则天性贪婪狠毒。因此，司马冏执政不久便被同伙长沙王司马乂所杀，也不奇怪。
    杀了司马冏的司马乂，同样遭到了讨伐。另外两个当年的同伙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同时起兵并围困洛阳，孤立无援的司马乂则在京师被捕。束手就擒的他被送往对方军中，并被司马颖的部下杀死。
    抓捕司马乂的，是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越是司马炎的堂弟，也是“八王之乱”中的第八个王。前面五个（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都死了，后面就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海王司马越的战争。
    战争几经反复。最后的结果，是司马越反攻胜利，司马颖兵败被杀。战后，司马颙也被谋杀，晋惠帝司马衷则被毒死，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
    五年后，司马越卒，洛阳被外敌攻陷，晋怀帝司马炽被俘。两年后，太子司马业于长安称帝，是为晋愍帝。又过了三年，晋愍帝向入侵的外敌投降，西晋亡。
    从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到西晋灭亡，共五十一年。从八王之乱起，到西晋灭亡，二十五年。从八王之乱终，到西晋灭亡，十年。可见西晋其实亡于内讧，外敌入侵只不过推了一把，这就是司马炎遭到的报应。
    攻陷洛阳和长安，从而宣告西晋王朝灭亡的，是一个匈奴人建立的政权。此后，北部中国就变成了少数民族的天下，晋皇室则偏安江左，是为东晋。
    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开始了。
    五胡入中华
    五胡十六国是一团乱麻。
    乱是肯定的。这个历史时期起于西晋惠帝，止于南朝刘宋，历时一百三十六年。其间建立的政权，则其实有十九到二十个。他们有的先后兴替，有的同时并存。最多的时候，竟有八个政权在中国北方并立了九到十年。
    政权的建立者则多为少数民族，包括匈奴、羯（读如竭）、鲜卑、氐（读如低）、羌，合称“五胡”。其中，鲜卑人建立的政权最多，七个。其次为氐人，四个。再次为匈奴人，三个。羯人和羌人，各一个。另外还有四个小政权是汉人建立的，共二十国。不算仇池和北魏，十八国。称为“十六国”，则是没有计算冉魏和西燕。
    十八国名单如下：
    十八国兴亡表
    国名 创建人 民族 兴亡年代（公元） 灭于何国
    汉（前赵） 刘渊 匈奴 304—329 后赵
    成汉 李雄 巴氐 304—347 东晋
    前凉 张寔 汉 314—376 前秦
    后赵 石勒 羯 319—351 冉魏
    冉魏 冉闵 汉 350—352 前燕
    前燕 慕容皝 鲜卑 337—370 前秦
    前秦 符洪 氐 350—394 西秦
    后秦 姚苌 羌 384—417 东晋
    后燕 慕容垂 鲜卑 384—407 北燕
    西燕 慕容泓 鲜卑 384—394 后燕
    西秦 乞伏国仁 鲜卑 385—431 夏
    后凉 吕光 氐 386—403 后秦
    南凉 秃发乌孤 鲜卑 397—414 西秦
    南燕 慕容德 鲜卑 398—410 东晋
    西凉 李暠 汉 400—421 北凉
    夏 赫连勃勃 匈奴 407—431 吐谷浑
    北燕 冯跋 汉 407—436 北魏
    北凉 沮渠蒙逊 匈奴 401—439 北魏
    引自杜建民《中国历代帝王世系年表》。
    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记住这些国名和人名，但很清楚所谓“十六国”基本上都在北方；而从下面的地图则不难看出，这一现象为什么会被称为“五胡乱华”。
    没错，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然丢失，而且丢得实在“不是地方”：关中地区本为周文明的发祥地，长安和洛阳更是秦、汉、魏、晋四朝帝都所在，不折不扣的华夏正宗。现在统统变成了“胡天胡地”，岂非“乱我中华”？
    这确实让许多人痛心疾首。我们知道，汉民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根据地在中原。周成王时期青铜器何尊上的“中国”甚至指的就是洛阳，这可是“中国”二字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洛阳落入胡族之手，其严重性绝不亚于罗马帝国失去了罗马。
    何况华夏民族一直有一种观念：居中国则为正宗，为正宗则治天下（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夏、商、周、秦、汉、魏、晋，都是。现在胡人“居中国”了，是不是该做天子、治天下？
    胡人认为应该，汉人认为不该。
    持这种观点的汉人代表当数刘琨。刘琨是中原沦陷之际坚持“敌后抗战”的西晋将领，曾试图策反敌方匈奴人的羯族部将石勒，给出的理由居然是：你们胡人反正做不了天子，不如到我们晋朝来做一个名臣。
    石勒用名马和珍宝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使者。他写给刘琨的回信说：将军是汉人，理当效忠于晋朝。我石勒却本是夷狄，贵国的事恐怕爱莫能助。[14]
    刘琨碰了钉子，石勒则做了皇帝。
    石勒并非五胡在中国北方称帝的第一人，第一个是匈奴人刘渊，国号叫汉。他甚至宣称自己就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冒顿单于是刘邦的女婿，后世单于跟汉皇帝就是表兄弟。兄终弟及，大汉帝统当然由他承接。
    可惜刘渊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他的国号后来也被侄儿兼养子改成了赵，史称前赵。羯人石勒建立的国家也叫赵，史称后赵。前赵是被后赵灭的，后赵是被冉魏灭的，冉魏是被前燕灭的，前燕是被前秦灭的。灭了前燕以后，中国北方就暂时是前秦的了。
    前秦是氐人的政权，前燕则是鲜卑人的。因此五胡十六国前半段的主角就是：匈奴（前赵）、羯（后赵）、鲜卑（前燕）、氐（前秦），以及前秦衰落时异军突起的羌（后秦），汉人的冉魏则昙花一现。至于后半段，当然是鲜卑人的，他们建立的北魏甚至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
    谁说“夷狄”不能为王？
    当然能。独霸天下，显然只是汉人的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事实上，自从匈奴刘渊打开了缺口，中国北方在长达两个半世纪内就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舞台。就连最后统一全中国的，也是北方胡汉混血的隋和唐。
    这就是事实，也就是历史。
    事实上，把胡人看做可欺辱的劣等民族，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文化偏见。更何况所谓“五胡”，也并非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突如其来杀进中国的。他们早就居住在中国境内，并与汉人混杂甚至混血。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已是华人（Chinese），奈何以“异类”视之？
    然而汉民族毕竟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于是事情的结果竟是这样：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对汉人的歧视和压迫忍无可忍；另方面，他们对汉文明和汉制度却心悦诚服地敬佩和向往。因此，胡人进入中原地区称王建国之后，并没有打算实施“胡化”，而是反过来将自己“汉化”。
    汉化早就开始了。
    率先汉化的是匈奴。因为从东汉光武帝时代起，他们就开始持续南迁，并在黄河的河套地区沿长城一线扎下了营盘，充当着汉帝国的戍边者和同盟军。这一过程到西晋已历时二百多年，匈奴哪里可能还是胡人？刘渊声称他有权得到汉王朝的祖业，并非全无道理。
    建立后赵的羯，建立前秦的氐，建立后秦的羌，汉化程度深浅不一，对汉文化的热情却不亚于匈奴，前秦皇帝苻坚甚至堪称汉学家。他曾经不无自得地说：朕一月而三临太学，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这里中断。[15]
    但，力度最大的还是鲜卑。
    或者说，鲜卑拓跋氏的北魏。
    北魏的故事已不在魏晋，而在南北朝，因此只能从长计议。可以肯定的是，北魏的汉化彻底而全面。孝文帝拓跋宏甚至下令禁止胡服和鲜卑语，把贵族们的鲜卑姓氏统统改为汉姓（比如拓跋改为元），还命令六位皇弟跟自己一样娶汉族高官之女为妻，堪称“全盘汉化”。
    结果是只用了短短三十年，这个民族就融入了汉族之中；而被南方汉族逐渐淡忘的某些文化传统，则在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那里薪尽火传（以上所述均请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这就不能叫“五胡乱华”，而该叫“五胡入华”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融入，一个以汉民族为多数人的新民族才得以诞生，中华历史上的“第二帝国”（隋唐）也才得以建立。只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当时欧洲也在发生民族大迁徙，大批日耳曼蛮族涌入罗马帝国，罗马文明面临的命运和选择几乎跟中华一模一样。
    当然，这是后话。
    谁的东晋
    公元318年也许是划时代的。前一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被杀。这一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东晋元帝。下一年，匈奴“汉国”皇帝刘曜更改国号，是为前赵；羯族将领石勒称王建国，是为后赵。
    从此，东晋据有江南，前赵据有关中，后赵据有关东，南方和北方都换了主人或主角。
    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当家。
    胡族和士族，是书写这段历史的两支笔。
    南方成为士族的天下并不奇怪，因为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睿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本。他能够建立流亡政府并登上帝位，完全依靠士族的拥戴和支持。更幸运的是，这些士族还有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作为主持人。
    他就是王导。
    王导出身名门望族，琅邪人（琅邪读如郎牙，也写作琅琊，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跟原本是琅邪王的司马睿是老朋友，东晋帝业其实出自他的深谋远虑。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移镇建邺（晋愍帝时改名建康），为将来做准备。[16]
    事实证明王导很有远见。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
    司马睿的称帝，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初来乍到的司马睿却没什么威望。北方士族对他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就连司马睿自己也觉得寄人篱下，颇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导。
    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如此，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华夏文明的薪尽火传。
    这就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后者，新政权才不至于是空中楼阁。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20]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究竟是谁家的，岂非一目了然？
    实际上，君臣共治是东晋一朝的特色，只不过这个王朝只有半壁江山，参与政治的权臣也不仅王导一家。准确地说，东晋政治是高级士族轮流坐庄，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四大家族（以执掌朝政先后为序）：
    王氏：王导；
    庾氏：庾亮；
    桓氏：桓温；
    谢氏：谢安。
    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
    可惜这很难。北方士族视江东为“蛮夷之地”，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孙吴政权的残渣余孽）；南方士族则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们侵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为此，王导殚精竭虑。他甚至学会了说吴语，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样坚持只说洛阳话。他又发明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相当于北方豪门在江东的特区和领地。这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17]
    比如顾荣。
    顾荣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祖父顾雍是孙权的丞相。由于王导的努力，顾荣率先向司马睿表示拥戴和支持，而且两人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18]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19]
    王导成功了。
    的确，对东晋政权贡献最大的，就是王导和谢安。王导开创了基业，谢安则保卫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优势进攻东晋。执政的谢安以弟弟谢石为统帅，侄子谢玄为先锋，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苻坚的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意义非凡。当时，北方沦入胡族之手，南方也并未彻底汉化。汉民族和汉文化以江东为壁垒，可谓命悬一线。因此，谢安、谢石和谢玄的胜利，便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君臣共治，岂非很好？
    可惜，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终于称帝。毕竟，魏晋两朝皆因“禅让”立国，司马家族也没法不让人模仿他们的祖宗。
    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结果是什么呢？
    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当然更在所难免。
    东晋并不安宁。
    最后的结果，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终于在内乱中灭亡，共一百零四年，十一帝。
    刘裕的新王朝国号宋，史称“刘宋”，以区别于后来既有北又有南的“赵宋”。刘裕自己，则为南朝宋武帝。他称帝十九年后，北魏灭亡北凉，魏晋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全线崩溃
    从曹魏代东汉，到北魏灭北凉，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共计二百一十九年。加上董卓入京后、曹丕称帝前的东汉之末，刚好二百五十年。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描述这两个半世纪，那就只有一个字——乱。
    乱的同时，是腐败。
    腐败几乎是两晋王朝的天性。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愿意把朕比作汉代的哪个皇帝？
    刘毅答：桓帝、灵帝。
    晋武帝大惊失色：这也太过分了吧？
    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陛下还不如他们。
    晋武帝只好解嘲说：他们可没有你这样的直臣。[21]
    刘毅说的是实话。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也是腐朽的。史家曾这样描述说：当时的士族，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谋职以不走正道为才能，当官以不负责任为高尚。官场中充满奔走之士，朝廷里不见让贤之人。所有人都只有两个目标：一是名，二是利。[22]
    高级士族如此，寒门庶族亦然。
    比如贾充。
    贾充就是导致“八王之乱”的那位贾皇后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则是贾逵。贾逵是坚决捍卫曹魏政权的。当时甚至有传闻说，司马懿就是因为梦见贾逵变成了厉鬼，才吓得一命呜呼，可见贾逵立场之坚定，之鲜明。[23]
    然而贾充却成为司马家族的帮凶，小皇帝曹髦就死在他的手里。当时曹髦因为不满大权旁落，率领亲兵攻打司马昭的相府，相府的兵丁并无一人胆敢上前。贾充却大喝一声说：相公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用在此时吗？
    于是曹髦被杀。
    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无论儒家伦理和帝国法律都不能容忍。因此，当司马昭召集会议讨论善后时，大臣陈泰就明确表示：只有腰斩贾充，或许还能平息民愤。
    司马昭问：还有第二方案吗？
    陈泰说：这是最好的，没有其次。[24]
    司马昭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办法，是另外找了一个替罪羊。他们父子，对贾充其实感恩戴德，否则贾南风也当不了皇后。实际上，贾充帮了司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马昭想做的事，又让这家伙保住了脸上的假面具。
    没错，忠孝仁义的儒家面具。
    假面具是老早就戴上的。从司马懿到司马炎，这个家族一直都重礼重孝。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甚至不顾大臣劝阻，坚持三年之丧。他说：朕本儒生，以礼传家，岂能因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25]
    这可真是别出心裁。作为国家元首，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行过此礼。司马炎坚持这样做，无非为了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儒家、地道的士族。
    然而这位“纯儒”却十分好色，他后宫的女人甚至多达上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跟谁上床，只好坐一辆羊车在宫里转，羊停在哪儿就进哪间房。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则用竹叶插窗，盐水洒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门。
    不以为然的，只有胡芳。
    胡芳是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被晋武帝司马炎册封为贵嫔。这位将门虎女并不认为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入宫后竟号啕大哭，跟司马炎做游戏也寸步不让。
    司马炎大怒：你真是个将种！
    胡芳却反唇相讥：北伐公孙渊，西拒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据说，司马炎竟满脸惭愧。[26]
    司马炎确实应该惭愧，但不是因为司马懿曾经担任过军职，而是因为他和他王朝的虚伪。这个靠阴谋诡计和巧取豪夺建立的帝国，可谓集贪婪、奢侈、残忍、狡诈、荒淫于一身，高高举起的却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旗帜。
    旗帜是必需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旗帜上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则是为了与曹魏相区别。曹操是坚持“法家寒族路线”的，诸葛亮也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卷《三国纪》）。士族儒家的司马政权当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然而实际上的作为又如何呢？弑君篡位是不忠，废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残是不悌，滥杀无辜是不仁，争权夺利是不义，丧权辱国是无能。请问，儒家伦理安在哉？但只见：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结果又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经成为汉民族的魂魄所系，也维系了两汉三百多年的稳定，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学本身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儒学变成了官学（正式称谓叫经学）。官学是有权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这两条都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变成让人讨厌的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
    两汉经学的特点，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说，咬文嚼字，装神弄鬼。比方说，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话，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义。请问这还是学术、还是思想吗？
    当然不是。
    因此，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比如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更不用说真正有头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于是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家弃章句（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天下。[27]
    首先兴起的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28]
    如此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当然是强烈的冲击，何况还有佛学推波助澜。东汉时传入的佛学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国”，却受到知识界和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岂非改天换地？
    佛学是外来文化，玄学则是内部反对派。儒学遭此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
    没错，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内。
    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其中奥秘，则正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