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第2章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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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败名裂的王敦是东晋第一叛臣，
    也是东晋第一英雄。
    他的气焰嚣张，他的飞扬跋扈，
    他的镇定自若，他的睥睨一切，
    都让后人极为向往。
    英雄与奸贼
    沉默良久之后，许劭回答了曹操的问题。
    这时的曹操还是年轻人，许劭则早已是东汉末年著名的评论家，每个月的初一都会对当时的人物发表评论，叫“月旦评”（大年初一叫元旦，每月初一叫月旦）。被许劭点评过的立即名闻天下，难怪曹操要去见他。
    然而身为名士的许劭，却看不起这个出身宦官家庭的小伙子。曹操则使出浑身解数，用近乎耍无赖的办法逼许劭表态。万般无奈之下，许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据说，曹操竟欢天喜地而去。[1]
    曹操当然要高兴的。因为这时他还寂寂无名，甚至被人鄙视，只有太尉桥玄对他另眼相看，认定他是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就连曹操去见许劭，也是桥玄的建议。[2]
    其实桥玄也有点评，而且与许劭相似：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3]
    这个故事在当时肯定广为流传，而且有各种版本。但最为后世认同的，是这样十个字：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4]
    从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标签。
    标签显然从桥玄和许劭的说法演变而来。他们都使用了两个词：奸贼，英雄，合起来就是奸雄。
    然而三个版本的意思却不相同。按照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曹操活在治世就会害人，活在乱世反倒对了。第三种说法则相反，尽管这个说法据说也是许劭的。
    没必要弄清楚哪一个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为无论哪种都承认曹操不是寻常人等。实际上在汉末魏晋时期，英雄与奸雄或者枭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英雄”这个词也是有明确定义的：
    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5]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回事，即卓异突出，只不过植物中最优秀的叫英，动物中最杰出的叫雄。这就像群和众是一回事，只不过动物叫群，人类叫众。所以一个人，像花儿一样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样强劲就叫雄姿。
    于是，人们便把原本用于动植物的“英雄”一词挪用到人物，并给出以下定义：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显然，英，就是才华出众（如英才），或天赋过人（如英气），或青春焕发（如英年）；雄，则是大无畏的（如雄霸），或强有力的（如雄风），或极威武的（如雄赳赳）。据此，曹操当然是英雄。他自己这么认为，别人也这样看。
    有一次，匈奴派使节来华。
    这时曹操已是魏王，却因其貌不扬而自惭形秽，便让崔琰代为接见，自己扮作卫士握刀站在一旁。事后，曹操派人去问使节：你对魏王的印象怎么样？
    使节说：魏王（指崔琰）仪表堂堂。但他坐榻旁边那个“捉刀人”（指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
    曹操听说，便把那使节暗杀了。[6]
    此事的可靠性不妨存疑，体现出的观念却无疑属于那个时代。第一，英雄是引人注目的。第二，一个人是不是英雄，无关乎外貌，也无关乎道德，只关乎气质。
    曹操当然有此气质。
    实际上，东汉魏晋所谓“英雄”并非道德评价，而是气质判断，或事实判断。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禀赋非凡英气逼人，哪怕只不过能把事情闹大，就是英雄。
    所以，董卓也是英雄，刘备就更是。[7]
    刘备是被诸葛亮和曹操都认作英雄的，曹操甚至认为天下英雄只有他们哥俩。据说，曹操说这话时，刘备正跟他一起吃饭，竟当场吓得掉了汤勺和筷子。[8]
    鲁肃则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其实在汉末和魏晋人的眼里，枭雄、奸雄都是英雄。他们在意的不是前面那个字，而是后面这个非常男性的字—没错，英雄也可以简称为雄。
    谁是英杰谁为雄？这是汉末魏晋时期人们十分关注的，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只有英雄，才能在乱世一显身手，大展宏图。
    关注的背后，是社会的认可与尊崇。[10]
    这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两汉推崇的是功业，汉代风云人物也都是与功业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张骞通西域，卫青平匈奴，司马迁写《史记》，公孙弘设博士。没有这些功业，他们就没有价值，也不被世俗所承认。
    魏晋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有英雄之志，哪怕未能如愿或功败垂成，也照样能得到人们的敬重。
    比如祖逖（读如替）和刘琨。
    祖逖和刘琨都是在西晋覆灭之际挺身而出的，也都以驱除胡族兴复神州为己任。祖逖甚至在北渡长江船至中流之时，豪气干云地敲着船楫朗声发誓：我祖逖如不能收复中原，那就让我有如这滚滚东去的江水，不再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击楫中流”。
    同样广为流传的是“闻鸡起舞”的故事。有一次，二十四岁的祖逖半夜听到鸡叫，便叫醒同样年轻的刘琨：这是上天在激励我们呀！于是一起到屋外舞剑。[11]
    闻鸡起舞和击楫中流的故事，后来成为中国人励志的常规教材，祖逖和刘琨的事业反倒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他们俩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祖逖忧愤而死，刘琨被人冤杀，却像出师未捷的诸葛亮一样让人怀念。
    人物比功业更重要，这是一个转变。
    与此同时，对人物的追捧也由圣贤而英雄。圣贤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则未必。董卓不用说，曹操和袁绍年轻时也近乎无恶不作。他们俩甚至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故意制造混乱，趁机去偷人家的新娘子。然而这样的故事却被人们津津乐道，并没有人因此而认为他们不是英雄。[12]
    实际上魏晋时期英雄的概念与道德无关。刘琨便原本是风流才子，喜欢声色犬马，祖逖的行为则几近劫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忠君爱国和建功立业。同样，他们把天下大乱看作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因半夜鸡叫而惊喜，也不奇怪，尽管这惊喜难免“幸灾乐祸”之嫌。[13]
    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了：道德评判退隐，个人价值彰显。吸引眼球颠倒众生的，不再是功业、节操、学问，而是气质、才情、风神。或者说，正因为怀疑和否定了外在权威，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14]
    所以，英雄可以同时是奸贼。
    比如王敦。
    叛臣王敦
    王敦最后是身败名裂了的。
    跟堂弟王导一样，王敦也是东晋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和保卫者。想当年，司马睿初到建康毫无威望，是王导设计让他在三月三日上巳节坐轿子出行，自己和王敦等文武百官骑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一下子就镇住了持观望态度的江东大族，司马睿后来的称帝也才有了社会基础。[15]
    此后，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行政权和军事权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里，晋元帝司马睿不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
    这就是王导创立的君臣共治模式。
    可惜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满意的只有王导，王敦和司马睿都不满意。王敦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司马睿则不甘大权旁落，试图利用他人的力量来钳制王家，结果是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的王敦不想谋反也得谋反。
    于是，司马睿称帝四年后，王敦便反于武昌（今湖北鄂州），并很快攻入建康。司马睿重用的人死的死，降的降，逃亡的逃亡，朝政完全落入王敦之手。元帝本人则几至皇位不保，并在当年忧愤而死。
    据正史记载，司马睿在一败涂地之后，根本就不敢以君臣大义谴责王敦，只能一面脱下戎装，一面嘀嘀咕咕地说：想要位子，我回琅邪就是，何必让老百姓受苦？
    东晋皇帝之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晋元帝死后，继位的是晋明帝司马绍。明帝和王敦都磨刀霍霍，必欲置对方于死地。最后，王敦之乱因其病逝而告终。他的势力被东晋王朝的政府军剿灭，本人的尸体也被挖出，脑袋还被砍下来挂在浮桥上示众。[16]
    王敦岂非不得善终？
    当然是。而且按照儒家伦理，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然而在魏晋，王敦受到的却是由衷的敬佩。
    王敦死后二十三年，征西大将军桓温攻进成都，灭亡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成汉。这位胜利者在成汉宫中大宴宾客，蜀中士绅也悉数到场。桓温为人原本豪爽，此刻更是雄姿英发语惊四座，以至于散席之后众人还回味无穷。
    大家都说：桓大将军真是当代英雄！
    一位王敦过去的部下却不以为然。他说：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王大将军！[17]
    实际上就连桓温对王敦也钦佩有加，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在王敦之下。但当他路过王敦墓前时，仍充满崇敬发自内心地大声呼喊：可儿！可儿！
    可儿，就是称心如意之人。
    很难想象这是对一个“逆贼”的评价，而且据说这评价在王敦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流行。[18]
    那么，王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大丈夫。
    后来执掌了东晋军事大权的王敦，出道似乎比堂弟王导要早。他很早就来到了西晋的首都洛阳，并成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在“八王之乱”中，王敦散尽家财，还把公主的婢女配给将士，从而深受爱戴。王导为司马睿经营帝业时要拉王敦入伙，并非没有道理。[19]
    不过谁都想不到，出身名门望族的王敦在京城却被看作乡巴佬。因为他不会说洛阳话，也不懂豪门的规矩，更不擅长琴棋书画。他甚至闹了不少笑话，其中之一，是在公主那里上厕所时，把塞鼻子用的干枣和洗手用的澡豆都吃了，结果公主的婢女无不掩口而笑。[20]
    王敦却既在意也不在意。
    有一次，晋武帝与社会贤达聚会讨论音乐，王敦坐在旁边一句话也插不上，便自告奋勇要求击鼓。晋武帝见他脸色难看，也就下令将鼓和鼓槌放在他的面前。
    王敦一甩袖子站了起来。
    这一通鼓打得漂亮至极。那急速和谐的音节，那豪迈激越的气势，那旁若无人的神情，都让人叹为观止。乡巴佬所受的窝囊气，也在这敲击中宣泄一尽。
    听众给出的评价则是两个字：雄爽。[21]
    雄爽即大气。
    王敦确实是大气的。正是这种雄霸之气，使他虽被看作乡巴佬，却出入豪门而无愧色。当时，洛阳最富的人是石崇，石崇家的厕所里常常站着十几个婢女，客人上厕所都要由她们伺候着换衣服，许多害羞的人只好憋着。只有王敦不但照去，换衣服时还一脸的傲慢。
    于是婢女们交头接耳说：此人必能做贼！[22]
    婢女们的直觉并没错。事实上，石崇的排场是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也是有震慑力的，但这种炫耀却因为王敦的泰然处之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比在皇帝的宴会上表演鼓乐还要震撼，因为镇定自若比一显身手难得多。
    炫富的暴发户，也永远比不上能做贼的英雄。
    前面两个故事都发生在西晋时期，也就是王敦刚出道的时候。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他就获得了“可儿”的称号。至于王敦的自我评价，则是“高朗疏率”，也就是高尚、爽朗、疏放、率真，可谓自视甚高。[23]
    然而王敦的个人魅力，似乎也正在于此。他确实是睥睨一切的，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恋恋不舍。有人曾经对他说，过于频繁的性生活不利于健康，你现在身体就很虚弱。王敦说：是这样吗？很容易的啦！于是打开后门让那些女人统统出走，爱上哪儿就上哪儿。[24]
    这其实也够狠。
    对自己都能下手的，对别人也不会有同情心。有一次洛阳巨富王恺（一说石崇）宴请王敦和王导兄弟，特地安排了美女敬酒。客人如果不能一饮而尽，就杀了那敬酒的美人。因此王导虽不胜酒力，也只好勉为其难。王敦却在连杀三人之后，依然滴酒不沾，而且泰然自若。
    王导实在看不下去，便责备王敦。王敦却满不在乎地回答：他杀自家人，关你什么事！[25]
    这样的人，当然能做贼，而且是窃国大盗。
    实际上王敦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君临天下，最大的遗憾则是未能称帝，因此临终前特地交代嗣子：我死之后你先即位，设置了朝廷和百官之后再给我发丧。
    可惜王敦的这位嗣子并不中用也无主见。他听从谋士的建议，把王敦的尸体席裹涂蜡埋在议事厅中，然后日夜纵酒淫乐，以为这样就能稳定军心，可以坐等前方传来的好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全军覆没。嗣子和他的生父被沉入长江，王敦则被开棺戮尸，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26]
    一代英雄或枭雄或奸雄，就落得这个下场。
    这，大概是王敦始料未及的吧？
    事实上，王敦的理想至少是做曹操。他担任东晋大将军时最喜欢的诗，就是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据说，他在吟诵这诗时，会用玉如意去敲击玉唾壶，以至于壶口都被敲破。[27]
    王敦没想到的，王导也想不到。王导大约是想做周公或者诸葛亮的，尽管他的抱负要小得多。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有谋逆之心。然而王敦却闹出了惊天大案，而王导与王敦的关系则无论如何都无法撇清。
    那么，此刻的王导又在哪里？
    政客王导
    王导带领子弟族人在宫门外待罪。
    这是永昌元年（322年）的正月，王敦以讨伐奸臣的名义反于武昌，晋元帝司马睿也针锋相对地下诏要御驾亲征讨伐王敦。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里外不是人的王导除了待罪宫门也别无选择。
    不少人都替他捏把汗。
    司马睿却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接见了王导，并让他穿上朝服。诚惶诚恐的王导跪下来磕头谢罪说：乱臣贼子历代都有，没想到竟出在臣的家族。
    元帝则以最高礼遇回答王导。他光着脚走下御座，握着王导的手叫着他的字说：茂弘，这是什么话！朕还要把千里江山都托付给你呢！[28]
    王导渡过了难关。
    从此，他成为东晋官场的不倒翁。元帝驾崩后，王导又辅佐了明帝和成帝，是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
    原因当然首先是政治上的。两晋原本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偏安江左的东晋更必须依靠世家大族，王导代表的琅邪王氏当然不容小看。但王导的稳坐钓台，却不能不归结为他特别会做人，也特别会做官。
    与王敦的跋扈相反，王导的为人要随和得多，也周全得多。有一次，他同时接待数百客人，却很快就发现一位临海来的和几个胡人由于没人搭理而落落寡欢。于是王导走到临海那人跟前说：您一出来，临海可就没人了。
    那人很高兴。
    王导又走到胡人跟前，用他们信仰的佛教礼仪弹着手指打招呼说：兰阇（阇读如舌，兰阇为梵语音译，意为清静无烦恼）！兰阇！胡人都笑了起来。
    结果，四座皆欢。
    后来甚至有人说，任何人与王导交往，哪怕只是初次见面，感觉也像老朋友。[29]
    这样的公关大师，自然也是调和矛盾的高手。王敦第二次作乱时，明帝曾下令拆除朱雀门外的浮桥。然而负责此事的丹阳尹温峤（读如叫）不但没有执行，上殿以后也不谢罪，还索要酒肉。明帝龙颜大怒，殿堂之上气氛非常紧张，所有人都战战兢兢，不敢多说一句。
    打圆场的又是王导。
    王导是最后上殿的。他一进来就发现事情不对，也立即就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于是便光着脚下地请罪说：天威有如雷霆，竟然使得温峤没有机会谢罪了。
    这个说法让温峤和明帝都有了台阶。温峤立即乘势下拜谢罪，明帝的脸上也多云转晴。局面如此得到扭转，实在是只有王导才能做到的。[30]
    事实上，善于化解矛盾，也是东晋皇帝不得不倚重王导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那个半身不遂的帝国实在是矛盾重重。权臣与权臣，士族与士族，都不消停。没有王导这样一个和事佬从中斡旋，他们的皇位其实坐不稳。
    王导也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因此把政权的稳定放到了第一位。他在以丞相之职兼任扬州刺史时，曾经派人到各郡督察。这些按察官员回到建康后，便集体向王导汇报各处郡守的优劣短长，只有顾和一言不发。
    顾和是顾荣的族子，他的意见王导当然很重视。
    王导问：老弟听说了些什么？
    顾和说：明公身为首辅，应该网漏吞舟，怎么能靠收集风言风语和小道消息而行明察之政呢？
    王导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江东世家大族的心里话和政治诉求。他也很明白，作为外来政权，对江东本土的事情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他对顾和连连称善，弄得那些认真负责的官员甚感无趣。[31]
    此后王导秉承的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在晚年甚至什么都不过问，只管画诺。王导这样叹息说：大家都说我糊涂，总有一天你们会怀念这糊涂。[32]
    这就不是政治家，只能叫政客了。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前者多少有些理想，后者却只有现实。那么请问：王导有理想吗？没有。
    但，王导大事不糊涂。
    有一次，北方名士在长江边聚会。当时风和日丽，江水滔滔，天地之间充满诗情画意。这时，座中一人却喟然叹息说：风景还是一样的好，只是黄河换成了长江。
    所有人都哭了起来。
    王导却沉下脸来义正词严地说：我等正当同心协力报效朝廷收复中原，岂能像囚徒一样哭哭啼啼！
    此言一出，所有人又都收泪道歉。[33]
    这事往往被看作王导光彩夺目的一笔，却其实同样出于现实的考虑。事实上，北方士族刚刚南下时，既没有信心也没有信念；而稳定人心鼓舞士气的唯一办法，是高举政治正确的旗帜。所以，王导必须喊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至于中原能否收复，却未必是他真正想知道的。
    他只知道，东晋王朝必须保住。
    因此，当司马睿要动摇国本时，他不能不管。
    国本就是太子，这时的太子是司马绍。司马睿由于宠爱郑妃，便想废掉司马绍，改立郑妃的儿子司马昱（读如玉）。他甚至把诏书都写好了，却不知道如何才能万无一失地昭告天下，因为赞成这方案的只有一个人。
    孤独的皇帝甚至没有勇气面对强大的反对派。他想出的办法，居然是让王导等人先到东厢配殿休息，然后偷偷摸摸把诏书交给那个赞成者，再让群臣接受既成事实。
    然而王导一眼就看穿了司马睿的如意算盘。他一把拨开引导他去东厢配殿的人，径直走到皇帝御座前，恭敬而强硬地问道：不知陛下为何要召见臣等？
    司马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一声不吭从怀里掏出更换太子的诏书，撕得粉碎后扔向王导。
    皇储的人选，就这样定了下来。[34]
    后来，司马绍继承了皇位，是为晋明帝。
    司马绍这皇位来得并不容易，因为当年王敦也曾经想要废掉他。因此，司马绍对王家人难免有戒备、有警惕甚至有怨恨，尽管阻止了王敦的仍然是王导。
    也因此，当司马绍接见王导和温峤时，便非常蹊跷地向温峤提问：我们家何以能够得天下？
    温峤没想到会有此一问，当场愣在那里。
    王导却一点都不温良恭俭让了。他毫不客气地说：温峤少不更事，还是让老臣来为陛下陈述。
    于是王导掰起指头，从司马懿开始，将司马家族如何排除异己，威逼皇室，结党营私，篡位夺权，一五一十从容道来。一身冷汗的司马绍魂飞魄散，他把脸贴在御床上弱弱地说：诚如相公所言，国运岂能长久？[35]
    呵呵，和事佬王导也有枭雄的一面。
    王导的这堂历史课，自然有倚老卖老，教训晋明帝不可胡来的意味。但晋明帝悟出的问题，却恐怕是连王导也想不到的。是啊，东晋这个先天不足来历不明又偏安一隅的脆弱王朝，国运能够长久吗？[36]
    抱歉，这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东晋王朝的那些权臣和勋贵，几乎没谁是寺庙里的菩提树。
    比如桓温。
    枭雄桓温
    无论如何，桓温都是不可不说也值得一说的。这不仅因为他的权势和功业，更因为他那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就算不能流芳百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37]
    这是怎样的人物！
    桓温是两晋名臣桓彝的儿子，据说生下来不满周岁便被温峤一眼看出非同寻常，因此以温峤之姓命名为温。后来，又因为庾亮之弟庾翼的推荐成为晋明帝的女婿，从此扶摇直上，简直就是王敦的翻版。
    然而桓温对人们把他比作王敦是不满意的，他更欣赏的是刘琨。北伐前秦时，桓温偶遇当年刘琨府上的歌女，这个老女人一见桓温就眼泪夺眶而出。桓温问她为什么，老女人答：看见将军就像看见了刘司空（刘琨）。
    桓温非常高兴，便重整衣冠，让老女人再看。
    这下子老女人看出差别来了。她说：脸皮像，可惜薄了点；眼睛像，可惜小了点；胡须像，可惜红了点；身材像，可惜短了点；声音像，可惜有点娘娘腔。
    据说，桓温因此郁闷了好几天。[38]
    此事虽然见于正史，却其实可疑。因为桓温的长相是胡须像刺猬毛，眉骨像紫石棱，属于孙权和司马懿一类的人物。这样的人，说起话来怎么会是娘娘腔？
    那么，桓温的这一相貌特征可靠吗？
    可靠。因为作此描述的是刘惔（读如谈）。[39]
    刘惔也是晋明帝的女婿，而且跟桓温是好朋友，他的描述应该不会错。更何况刘惔虽然是清谈家，基本上不务正业，看人却是极其准确的，看问题也相当透彻。桓温西征讨伐成汉，朝中大臣都不看好，只有刘惔认定必胜。给出的理由是：此人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哪怕是游戏。[40]
    桓温后来的尾大不掉，当然也在刘惔意料之中。
    这是晋穆帝时期的事。此刻的东晋王朝，早已不是王导时代的样子。晋明帝司马绍去世后，五岁的晋成帝司马衍继位，朝政实际上落入庾太后哥哥庾亮之手。庾亮是要加强中央集权的，因此与地方势力冲突严重，终于酿成苏峻之乱，东晋王朝也差一点就万劫不复。
    更麻烦的是，苏峻之乱虽然被平定，庾亮却从中央变成了地方。他和他的弟弟庾翼先后担任荆州刺史达十一年之久，等于占有了东晋的半壁江山。因此，庾翼去世后谁来接替这个职位，就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
    三岁的晋穆帝当然回答不了，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也是清谈家，何况这事本来就是难题。荆州北面是强胡，西边是劲蜀，派个忠厚老实能力差的去当刺史，抵挡不住那些蛮族；继续交给庾家人，又不放心。
    最后，朝廷选择了桓温。[41]
    刘惔却说：有了桓温，荆州倒是不会沦入敌手；但是有了荆州，桓温可就没人管得住了。[42]
    结果，不幸而言中。
    事实上，桓温的野心就是从担任荆州刺史之后开始膨胀的，只不过这野心也可以说是雄心。因为桓温的矛头并不像王敦那样指向建康，而是指向胡人。灭亡成汉后，他又征前秦、败姚襄、伐前燕，兵临长安，军进洛阳，取得了东晋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
    对此，朝廷的态度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实际上，自从成汉被灭，朝廷就起了戒心。桓温的军事行动每每不被批准，无能之辈则一再被启用。结果这些家伙兵败如山倒，收复中原的大业就这样坐失良机。
    桓温后来的北伐，其实是孤军作战。
    想当时桓温心里一定充满悲愤。军进洛阳时，他站在旗舰的船楼上眺望北国，曾非常感慨地说：中原沦陷，大好河山丢失，某些人是应该负责任的！[43]
    这恐怕是话里有话。
    然而东晋朝廷宁可不要中原，也不愿意桓温成功，这就注定了他的事业只能功败垂成。伐前燕时，桓温的部队高歌挺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枋头（今河南浚县），结果却铩羽而归，还差一点就全军覆没。
    枋头之败让桓温威名顿挫，六十之年更让他感到时不我待。宁可遗臭万年也要功成名就的桓温，决定把一肚子气都出到天子身上，并借此机会震慑天下。
    没错，桓温要废立皇帝。
    当时的皇帝是司马奕。此公即位十年谨言慎行，并无过错，便只能在私生活方面做文章。桓温的办法是指控司马奕性无能，所生三子都是野种。无法做亲子鉴定的皇帝百口莫辩，只能由着他以太后的名义把自己废掉。[44]
    新皇帝是会稽王司马昱，是为简文帝。
    简文帝就是差一点被司马睿立为太子的那个人。他也是清谈家，而且学识渊博，气度非凡，口碑极佳，就连桓温都每每感叹：朝廷中竟有这样的人物！[45]
    可惜桓温废立皇帝并不是为了讨论哲学，简文帝也只好打起精神与之周旋。好在桓温虽然跋扈，却总算知书达理恪守礼节，简文帝也就多少能够维持皇帝的尊严。
    其实，桓温对简文帝也是有所忌惮的。毕竟，简文帝是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儿子，又历任穆帝、哀帝和废帝三朝宰辅，何况之前两人的关系也不错。有一次，官职还是抚军将军的简文帝与桓温一起上朝，竟执意要让桓温走在前面。桓温只好说：伯也执殳（读如书），为王前驱。
    简文帝则说：无小无大，从公于迈。[46]
    两句话都出自《诗经》。桓温比简文帝年长一些，因此以“伯”（哥哥）自称，但表示仍不过是王的马前卒。简文帝则暗示无论官职年龄是大是小，大家都会追随桓公。
    不难想象，当时两人定是会心一笑。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再无可能，只不过内心深处的剑拔弩张仍必须表现为温文尔雅，否则就不是魏晋风度。因此平时不善言辞的桓温为了对废立一事进行解释，竟精心准备了数百字的发言稿，然后才去见简文帝。
    简文帝却不听他解释，只管流泪。
    桓温也居然乱了方寸，一句话都说不出。[47]
    然而枭雄并不会因为别人的眼泪就停止行动。为了排除异己夺取军权，桓温仍然提出要废掉担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马晞（读如希），后来又要杀了他们全家。简文帝批准了前一项要求，却无论如何不肯杀人。他的批文说：此言已为朕所不忍，又岂能再付诸行动？
    桓温又上表坚持。
    简文帝再次批复：如果桓公认为晋的国运还久，请奉前诏执行。如果认为我朝气数已尽，朕逊位让贤就是。
    据说，桓温接诏，竟汗流浃背。[48]
    如此这般地相持七八个月后，简文帝驾崩，时年五十三岁。晋人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庙号太宗。
    一年后，桓温也驾鹤西去，享年六十二岁。他被追赠为丞相，谥号宣武。但他盼望已久的九锡，却依然没能在临终前等来。九锡是皇帝赐给权臣的九种器物，王莽、曹操和司马昭都是加了九锡的，桓温则未能如愿。
    东晋王朝却转危为安，后来还出现了一派新气象。淝水之战的胜利，就是在桓温去世十年后取得的。但这并不是因为简文帝，而是因为谢安。
    宰相谢安
    谢安是东晋的救星。
    桓温废立皇帝以后，也像当年的王敦一样回到了自己的军事基地。这些枭雄是绝不会待在京城的。辅佐简文帝并料理后事的，便主要是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桓温如果想发动政变，就得先拿下他们两个。
    于是，桓温设下了鸿门宴。
    桓温是在简文帝去世后半年来建康的。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只知道他原本希望简文帝临终前禅让皇位，而且认为这一愿望落空是谢安和王坦之从中作梗。[49]
    因此，当桓温召见他俩时，京城里便人心惶惶，王坦之更是心惊胆战不知所措。谢安却镇定自若地对他说：我们去！我朝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行！[50]
    桓温与谢安终于相见。
    实际上桓温一直都很欣赏谢安。谢安二次出山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桓温手下的司马（中下级军官）。桓温甚至曾这样评价谢安：安石（谢安字）是不可以轻贱和凌辱的，因为他的自处之道无人能及。[51]
    这一次，谢安也没有让桓温失望。他一步一步走上台阶趋前就席，从容不迫地将帐下的卫士看了一遍，然后不慌不忙地问桓温：谢安听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不知明公为什么要在墙壁间埋伏这么些人？
    桓温笑了。他说：那也是不得已。
    说完，桓温下令撤走了甲兵，然后跟谢安开怀畅饮高谈阔论。这样住了几天以后，他又回到了驻地。
    谢安和东晋，也都躲过一劫。[52]
    其实桓温的野心不能实现，谢安是做了手脚的。后来桓温病重时，曾再三催促朝廷给他加九锡，朝廷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然而文秘起草的诏书，谢安总是不满意。结果改了又改，写了又写，拖到桓温去世也没能发出。[53]
    改朝换代的事，就这样泡了汤。
    那么，谢安是什么来历，他又何以能够如此？
    在南下的士人中，谢家并非一流的大族，然而谢安的名气却很大。他四岁时就被桓温的父亲桓彝视为神童，后来也深受王导的赏识。只不过他对政治似乎没有兴趣，当了一个小官后，很快就称病辞职隐居东山，与王羲之等名流来来往往，游山玩水时还不忘带着妓女。[54]
    对此，当时还是宰相的简文帝曾发表评论说：安石既然与民同乐，那就必须与民同忧，不怕他不出山。[55]
    不出简文帝所料，谢安终于再次出仕，从此留下“东山再起”的成语。不过他的东山再起，是在社会各界呼声很高以后，因此有人不无嘲讽地问他：老兄高卧东山不肯出仕，弄得人们都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现在安石出山了，请问苍生又该拿安石怎么办？
    谢安笑而不答。[56]
    然而舆论却似乎并不肯放过谢安。当时有人送给桓温一些草药，其中一种根名远志，叶名小草。桓温就拿起来问谢安：为什么它会有两个名字呢？
    谢安愣住。
    座中一人却应声而答：待在地下（隐居）的时候就叫远志，出头露面（做官）了就叫小草呗！
    谢安很狼狈。
    桓温却看着谢安笑。他说：这个解释不错，而且很有意思！嗯，嗯，很有意思！[57]
    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其中有时代精神。
    实际上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装。所以，像桓温那样公然宣称宁可遗臭万年，也不虚度一生，是真实可爱的。像谢安这样硬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反倒有装模作样、沽名钓誉、待价而沽之嫌。
    于是就连谢安的雅量，也被怀疑为做秀。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性优势进攻东晋，与谢安的弟弟谢石、侄子谢玄大战于淝水。谁都知道，这是决定东晋王朝命运和前途的战争。然而捷报传来时，谢安却在下棋。而且看了一眼后，继续下棋。
    客人沉不住气了，问谢安出了什么事。
    谢安这才淡淡地说：小儿辈大破贼。
    这当然是雅量非凡，然而正史却另有记载：客人走了以后，谢安狂奔进屋，结果连鞋跟都折断了。[58]
    后面这一幕，才是真实的。
    事实上雅量并非谢安的本色。小时候，他曾经去找名士王蒙辩论，王蒙对他的评价就是“咄咄逼人”。可见谢安骨子里其实跋扈，超凡脱俗和淡泊宁静是装出来的。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后天的修养或修为。[59]
    但即便如此，却仍然可贵，因为当时的天下需要这样一位人物来做政治领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像当年的王导一样，让面临倾覆的王朝转危为安。
    这样看，王导和谢安，又堪称政治家。
    至少，也是高明的政客。
    的确，谢安和王导不乏相通之处，他们也都懂得“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道理。谢安执政时，正遇到士兵和奴仆因不堪压迫剥削大量逃亡，而且大多就近逃到南塘一带的船中。谢安却否决了大搜捕的提议。他说：如果连这些人都不能包容，那么京都还叫京都吗？[60]
    有此一说，谢安便堪称真宰相。
    这也是王导和谢安执政时，矛盾重重的东晋政界相对和睦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谢安是懂政治的，也是很会做人的。有一次，谢家人聚会，正好天上下起了大雪。谢安便兴致勃勃地问：白雪纷纷何所似？
    侄儿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
    侄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安哈哈大笑。[61]
    谁都看得出，谢道韫的回答远胜于谢朗，然而谢安却只是开怀大笑，并不加以点评。这就既表示了对侄女道韫的由衷赞赏，又给侄儿谢朗留足了面子。
    家为国之本。能齐家的，也会治国。
    实际上，谢安被公认为做宰相的材料，正是从一件小事看出。隐居东山时，他和朋友们一起出海，海上却突然起了风浪。船夫见谢安神情闲适，便继续前进，结果风浪越来越大而众人喧哗不安。直到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要不然我们回去？
    大家都说：回去！回去！
    谢安这才让船夫掉头。
    于是舆论认为，如此器量，足以镇安朝野。[62]
    镇安朝野，正是公众对谢安的期许，也是时代对他的要求。谢安则不负众望，以他镇定从容甚至不失安闲的精神风貌，让东晋这只大船躲过了风浪。
    显然，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器量。器量，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在东汉末年开始流行的新词。它甚至比纯洁更重要。一个人，如果器量不足，再纯洁也只是清澈的山泉。相反，哪怕污浊一点，也是汪洋大海。[63]
    谢安也许就是这样。或者说，他希望能够这样。至少在这个时期的政治人物中，他最能代表魏晋风度，尽管真正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另有其人。
    那就让我们再回到汉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