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全本）》229.十一烈士暮年（一）（14）

    **在8月18日的庆祝大会上讲话，号召红卫兵“打倒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此后，红卫兵先在北京继而在全国搞起“破四旧”运动。他们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散传单，表演说，号召群众起来砸烂所谓封、资、修的东西，掀起一股打、砸、抢、抄的浪潮。对于“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历来是不赞成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出于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需要，却一度实际上容忍了这个错误的方针。在1966年10月召开的以批判所谓“资反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那些都不同程度也受到冲击的高级干部们说：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运动才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也不能完全怪**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他还亲自审改了**、邓小平拟在这次会议检讨的稿。他在**的稿子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并建议将稿子以草案形式印下去征求意见，修改后再讲，以求稳妥。**对邓小平的稿子，则是更明确地表示：可以照此去讲。并建议删去题目中“初步”二字，还亲自为他加写了一段积极振奋之类的话。从这些况可以看出，**在思想上是矛盾的。他既认为中央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认为**和许多干部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却又肯定红卫兵的冲击，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刹车。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着重指责**、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在会议的“批判”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行动竭力加以吹捧，却指责人们对社会乱的担心和防范是什么害怕群众、怕革命，甚至是镇压群众和反对革命。在**等的煽动下，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便在全国掀起。此时，在1966年9月间成立的“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小组”的煽动下，公然喊出“打倒**”的口号。聂元梓等人在大字报中提出：“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澜铺天盖地而来，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很快陷于瘫痪或濒于瘫痪。
    “斗、批、改”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这篇社论实际是阐述了1966年12月26日**对“文化大革命”在下一阶段走向，所提出的要求。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下，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对上海全面夺权给予充分肯定。1月8日，**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的这番讲话，吹响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角。11日，根据**的指示，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派团体”出贺电。贺电说：“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上海造反夺权的影响下和**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各地的夺权风暴席卷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