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全本）》230.十一烈士暮年（一）（15）

    夺权以后，新生的政权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呢这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海夺权以后，在张春桥授意下，于2月5日成立所谓“上海人民公社”这一地方国家机构。但**否定了这一名称。2月12日，**为此事专门召见张春桥、姚文元说：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但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问题很复杂（国家体制的改变，又牵扯到外国是否承认的问题）。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在**和中央指示下，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易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后的其他各省在夺权后就全部以“革命委员会”来命名新的政权机构。1967年《红旗》杂志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这是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根据**的指示精神，“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形式进一步完善。“革命委员会”逐步扩展成为既是省以下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又是各企事业和农村基层单位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并实际取代各级党组织，“以政代党”。从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历时一年八个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夺权任务已基本完成。1968年3月，**总结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认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11］“革命委员会”的产生，既是“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收拾时局，填补政权和各级领导班子空缺的不得已之举；也反映出**变革中国政治体制以防止官僚主义和产生特权阶层的政治思考。
    为稳定日益动荡的局势，**多次批示修改旨在稳定军队、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军委八条”。1967年1月23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后，解放军陆续对一些要紧机关、部门和领域，以及派性武斗严重的地区实行军管。这对控制全国的局势一度产生重大的作用。但也带来不小的副作用。1967年7月中旬至9月下旬，**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三个大区，调查河北、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况，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的这次视察，是在“文化大革命”陷入极度混乱的局面下进行的。7月中旬离京后，**沿途找来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汇报况，了解和考察运动开展况，并表谈话。面对极度混乱的局面，**希望使其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针对当时群众之间的分裂现象，**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认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组织。**提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求：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各自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批评说：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他指出：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针对当时武斗成风的局面，**指出：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针对红卫兵的过火行为，**告诫说：对红卫兵要加强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