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圣传说之岳武穆篇》三百六十八章: 两个原因

    形势一片大好之下，为什么高宗皇帝还非要岳飞收兵不可？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说法；而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非“把柄论”莫属。
    “把柄论”的支持者认为，金国的手里拿着南宋高宗皇帝最为担心和致命的一个把柄---高宗皇帝的同父异母大哥，前朝的钦宗皇帝赵桓。
    “把柄论”的说法是，一旦岳飞真的攻入金国，把钦宗皇帝迎接回来；或者岳家军把金国打急了，金国也会把钦宗皇帝给推出前台，让前方将士、南宋朝廷以及高宗皇帝难堪，甚至能够威胁到高宗的皇位，云云。
    “把柄论”的理论根据是：钦宗的帝位是源自于他的父亲徽宗皇帝，而高宗的帝位是源自于张邦昌的赠送，或者说是间接源之于金国。
    也就是说，虽然钦宗已经沦为金人的阶下囚，但只要他一天不宣布放弃帝位，他赵桓依旧是宋朝法统上的正宗皇帝；而在任的高宗皇帝赵构只能算是临时暂代，又或者说是违章撍建。
    “把柄论”最重要的一个论据就是完颜兀术的遗书---《临终遗行府四帅书》，完颜兀术在他的遗书中如此写道：
    “吾天命寿短，恨不能与国同休。少年勇锐，冠绝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讨，为大元帅左都监，行营号太子军，东游海岛，南巡杭越，西过兴元，北至小不到云城。今契丹、汉儿、侍吾岁久。服心于吾。
    吾大虑者。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闻韩、张、岳、杨，各有不协，国朝之幸。吾今危急，虽有其志，命不可保，遗言于汝等：
    吾身后。宋若败盟，任贤用众，大举北来，乘势撼中原之心，复故土如反掌，不为难矣。吾分付汝等，切宜谨守，忽忘吾戒。如宋兵势盛敌强，择用兵马破之；若制御所不能，向与国朝议计。择用为辅，遣天水郡公桓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如尚悖心，可辅天水郡公，并力破敌。如此又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为国朝患害，无虑都一也。
    宋若守吾誓言，奉国朝命令，时通国信，益加和好，悦其心目，不数岁后，供需岁币，色色往来，竭其岁赋，安得不重敛于民，江南人心奸诈，既扰乱非理，其人情必作叛乱，无虑者二也。
    十五年后，南军衰老，纵用贤智，亦无驱使，无虑者三也。”
    这份遗书的重点其实就是一句话---宋若败盟，遣天水郡公桓安坐汴京。
    天水郡公桓指的就是宋钦宗赵桓。
    换而言之，连完颜兀术也都认为，宋钦宗赵桓是制约南宋朝廷和高宗皇帝的最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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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样的一份《临终遗行府四帅书》，只能一笑置之。
    首先，这一份所谓的遗书，他的出处竟然是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而不是宋朝或者是金国的正史记载，岂不怪哉？
    其次，女真金国向来以上邦大国自居，把南宋贬为臣地。他们对于南宋政权的称呼大多是南人或者江南，而绝对不会象这一份“遗嘱”那样以“南宋”相称，更何况是完颜兀术这个好战的激进分子？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完颜兀术是死于公元一一四八年，也就是南宋的绍兴十八年。而在七年之前，岳飞已经屈死于风波亭之中，韩世忠、张俊等人的军权也都先后被收回。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等等，全部都已经销声匿迹，泯然于人间多年了。
    这些情况，身为金**方最高领导人的完颜兀术不可能不知道。既然如此，假如他还说出“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闻韩、张、岳、杨，各有不协”之类的说话，那不是贻笑大方吗？
    因此，这份所谓的《临终遗行府四帅书》即便不是虚拟的，也是经过了某种刻意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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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开完颜兀术这篇遗嘱，先假设钦宗皇帝被迎接回南宋朝廷，从现实的条件中推理一下钦宗皇帝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从名声上：钦宗皇帝是个不折不扣的亡国之君，而高宗皇帝好歹是一个中兴之主；两人的名声好坏，一目了然。
    从根基上看：钦宗皇帝登基只有一年多时间，手下的大臣死的死、老的老、流放的流放，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而高宗皇帝在位已经有十几年，所有的大臣都是他一手任命提拔起来的，可谓是根深蒂固，又岂是钦宗所能比较的。
    最直接的例子，大家所公认的最正直忠诚的大臣岳飞，在他的奏折里头也把钦宗皇帝称呼为天眷，也就是皇帝的亲属而已。
    退一万步说，如果高宗皇帝真的感觉钦宗会威胁到自己的帝位，他只需要像朱元璋谋害小明王韩林儿一样，在大破金国之际，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赵桓给办了，这样，所有问题不是全都解决了吗？
    所以，高宗赵构并不害怕钦宗赵桓回国；相反，为了提高自己在国内的声望，他多次打出“迎回二圣”的旗号。
    很多人以为“迎还二圣”的口号是岳飞的专利，其实不是，赵构才是最早喊出这个口号的人，其即位后的第一封诏书中就有“同徯两宫之复”的言论。
    将赵桓接回，由自己直接控制，显然要比留在金国充当金人的棋子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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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把柄论”的支持者们还不服，不妨推开所有的假设和推理，看看历史上类似的个案。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皇帝被俘虏之后再送回国的，国内已经另立新君的情况也有多个例子---比如唐朝的唐玄宗和明朝的正统皇帝。
    当唐玄宗和正统皇帝回朝的时候。他们在朝中还有一股潜在的政治势力可以倚仗。然而在新君面前。他们只能接受既定事实，俯首称臣。
    所以，“把柄论”的支持者们，大多是对历史泛泛而谈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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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那么高宗皇帝用十二道金牌强行让岳飞班师回朝又是什么原因？
    陈豆认为，有两个因素造成前所未有的十二道金牌的出现：一是秦桧的私欲；而另一个就是高宗皇帝的慵懒。
    秦桧的私欲很容易理解。
    高宗皇帝之所以要委用他，就是因为他秦桧跟女真人谙熟，容易达成协议。一旦高宗皇帝知道南宋的兵力已经超过金国。转而支持主战派，向金国发动讨伐，要收回前朝的失地，他秦桧岂不是马上跌落万丈深渊之中？
    所以，秦桧肯定要千方百计对高宗皇帝隐瞒真相，或者对真相进行扭曲，让高宗皇帝依旧认为金兵势大而不可敌，让高宗坚持与金人议和的政策。
    只有这样，他秦桧才能在朝中保持自己的权势。
    另外一个原因就比较难以理解。凭什么说高宗皇帝慵懒，为什么他的慵懒会导致岳飞在大好形势之下撤兵？
    简单地说。高宗皇帝是一个典型的甩手掌柜式的皇帝，自己不太过问朝政。而把权利更多的交给了宰相的手中。
    从李纲、黄潜善开始，一直到秦桧为止的十任宰相，都无一例外地得到高宗皇帝的绝对信任，都能够实施自己的主张，其中就包括了主战派张浚的把首都从临安府往前推进到建康府的主张。
    事实上，这十任的宰相，除了李纲、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三位是在战火中因为犯错而被贬职外，其余的宰相们大多是因为各种原因自动辞职，而秦桧更是老死在宰相的位置上。
    可以说，秦桧的对事实的极力扭曲和隐瞒，再加上自己的懒惰和不求甚解，让高宗皇帝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发生了严重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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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人的数次入侵和秦桧的刻意恫吓，使高宗皇帝早早早就被吓得患上了严重的“恐金症”。
    在他的心中，金国永远是那样的坚不可摧，北伐根本不可能成功、女真人也根本不可能失败。
    自从得知父亲徽宗皇帝的死讯，每次和议，高宗都不厌其烦地要求金人送还钦宗赵桓。当然，送还赵桓只是和议内容中的一个附带条件，和议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争取到自己的生存权。
    为了和议，高宗皇帝可谓处心积虑，绞尽脑汁。从逃亡的那一天起，他从来都没放弃过对和议的追求。
    也许有人会为他辩护道：南宋初建，基础差，底子薄，又遭受金国连续打击，国民经济严重受创，民生凋敝，高宗既觉得金国过于强大，自己无力收复失地，他通过和议来解除来自金国的威胁，使国家得以生存，又可以休养生息，使国力得到恢复，不也很好吗？
    是的，高宗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实在是太悲观了。
    他没能正确判断出随着抗战的深入，宋金的势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宋军收复中原失地根本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于是乎，在秦桧的刻意引导之下，高宗皇帝选择了卑躬屈膝来保全自己。
    结果是，女真人摧毁了他的故国家园，掳掠走他的臣民，残杀了他的亲人，甚至虐杀了他的父亲，奸淫了他的母亲，奸杀了他的妻女，等等。
    但面对金人，他却能一口一句地自称“臣构”。
    当秦桧和他的党羽们轮番发表着类似“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的言论时，胆小如鼠的高宗皇帝真的害怕了。
    高宗皇帝害怕的是，如果岳飞“稍有挫衄”，让战火引到江南地区，他就全盘皆输了，临安就做不成安乐窝了。
    所以，高宗皇帝最好的选择莫过于见好就收，保持与金国和谈的筹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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