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 20 部分阅读

    我的母亲在她最得意弟子的心里曾经是一尊神,一尊洁白无瑕的神,一尊散发着天国芬芳的神,就如同她曾经供奉过的观音大士。顾咪咪从得意弟子到锒铛入狱,中间发生了多少故事,是不是与母亲也有关联?惊讶逗拨我疑惑,我再次登门,单刀直入,提出质疑:“我母亲身亡与顾咪咪有没有关系?” 也许问题太突兀,太刺激,她微微发怔,久久无语。突然她眼中一道寒光,锋利地反诘:“侬晓不晓得,侬写了一封信,害了老师?” 什么信?一种不详的预感钳住了我的唇舌,吐不出一个字,只会像拨浪鼓似的摇头。史织狠狠地挖了我一眼,挖走了我的心:“侬读侬的书,写啥个信!寄给上海监委。侬晓得不,老师是我偶像,我一向崇拜她。拜师的时候,邻居就讲冲着她人好,戏好,以后,就能学好。在老师身边,一直觉着她人正戏正有威信,我当然要保老师。有人劝我这样做要头破血流,我回答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啥人晓得刚刚批判工作组,剧团立刻贴满了揭发顾月珍和孙绍策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大字报。我不相信,偷偷摸摸去问老师,老师老老实实讲:事情是真的,有过三次,第三次我催孙绍策快点离婚,好去办结婚手续。他讲:老婆有神经病,离婚办不成。我就请他以后不要再来。我问老师:这种事人家哪能会晓得?老师讲,‘文革’以前,区里找我谈话。解波写了一封信给市里,市里转到区里。领导以为我唆使解波写的。其实我一点也不晓得。我想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就向组织交待了这件事,要求接受党内处分。希望不要向党外宣布,否则就自杀。” 史织的凤眼里闪烁出星星点点的光,她痛心疾首地回忆:“顾月珍的金字招牌果然被人家敲掉了敲碎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别人专门揪斗这个问题,我哪能好保?哪能好阻拦?……” 沉闷的滚雷碾过大地,笼罩在记忆中的迷雾在闪电中廓清。1961年炎夏孙绍策借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不是心怀叵测?这一年,小阿婆去世,女儿负笈京华,儿子幼小贪玩,正是给他提供大好时机。我那可怜的母亲,涉足演艺万花筒,苦苦地守身如玉,当初父亲的一念之差,险送了她年轻的性命,新中国成立后,她把共产党视为再生父母,择偶的第一条标准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何慢伯伯曾经走进了母亲的心里,是不懂事的女儿毁了她的个人幸福;女儿长大后又振翅飞去,撇下她孤孤单单,冷冷清清。我只知道母亲一度对她的入党介绍人孙绍策言听计从,后来又深恶痛绝。很久很久,我朦胧地觉得,母亲前后态度的迥异,并不仅仅是艺术观点相左,而是心灵受到了伤害。 做人难,难做人。葆一份清纯不易,学一份狡诈不屑,练一份老辣不能。即使是饱经沧桑的史织不也在情动之下,显示了爽脆直率的真性情。 面对史织的怨恼我无地自容。可是在那个单纯得像真空保险柜一样的年代里,一个二十出头本该成年、成熟的女孩,她的社会智商还不及21世纪十来岁的花季少女。但在那个年代,哪怕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想到,由于我发自内心的一封向组织求救的单纯的信,导致了母亲发自真诚的单纯把本可以不说的说了! 党啊,母亲!我们自小就是接受这样的教育。 说了,本没有罪过;过失,也不会致命。旧社会有一句话:“演艺圈是一锅烂污三鲜汤。”母亲自从艺的那一天起就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回击它,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一辈子坚守纯洁和真情,谁知守住了从前守不住当下,生活就这样无情地报复了她的单纯,亵渎了她的清白,戏弄了她的一腔真诚。没有了父亲的爱,又错过了何慢伯伯的爱,母亲一度心如死灰,但母亲毕竟还年轻,心底里自然存有一份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暗存一份对于真正爱情的企盼。这时候,才华横溢的孙绍策撞进了她的生活。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她演现代戏,细致入微地关心她的健康和单身女人的困难。长期缺乏男性关爱的母亲被深深地打动了,自以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母亲付出了真情,也付出了贞洁,本以为孙会与他并不相爱的妻子离婚,与自己堂堂正正地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他总是推诿,总是搪塞,她忽然觉得他是那样的陌生,她不了解他,也看不懂、看不清他。孙绍策总是高高凌驾于她之上,有一种国王与臣民的落差,一种精神上的不平等。终于有一天意识到被欺骗的时候,母亲的内心波澜可想而知。孙绍策无情地践踏了她的真情,亵渎了她的做人准则。在令人窒息的漫漫长夜里,她从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从不肯承认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行,坚强地带着伤痛,带着耻辱,日日翘望,苦苦等待,企盼最终会给她一份公正,然而波窜浪跌,风撕云裂,看不到点点光明,日趋衰弱的她就像一抹将要消失的晚霞,一束将要枯萎的残红,为了保持自己一份最后的尊严,纵身一跃大约是最好的归宿了。“史无前例”啊,拿捏了母亲的七寸!卡耐基说过“要研究人性的弱点”,只要是人,谁都有弱点。这种弱点就像蛇之七寸,我那可怜的母亲把女子的贞洁和尊严看得太重太重…… 多少年我无法面对母亲的离去,哪怕是暌隔三十四年的今天我仍不能释怀。我不想宽宥自己,也不想宽宥孙绍策,我要找他,我想在朗朗乾坤下剥掉他的麒麟皮。当年我追寻事实的足迹,想去了解孙绍策。 史织淡淡地说:“孙绍策死了好几年啦!生肺癌。” “恶有恶报,走得早!”我冲口泄出愤怒。 “啥人讲?他的追悼会我是没资格参加的,去的人多得不得了,许许多多人落眼泪。”史织冷冷地反驳。 我愣愣地望着她,像望着一个陌生人。她笑笑,笑得那样怪异,也许这就是生活残酷的另一面。 孙绍策何许人?孙绍策,浙江安吉人。比我母亲小六岁。他早年投身革命,新四军时期已是宣传干部,抗美援朝不幸成为二等残废的荣誉军人,子弹残留体内,依靠钢丝马甲支撑身躯。转业地方后不计名利,有口皆碑。顾咪咪主演的《红莲告状》参加了1959年上海市戏曲会演,获得好评。这是孙绍策推荐的题材,并亲自参与了创作,但执意不让添上自己的名字。他关心麾下的人和事,生活简朴,情系桑梓,不铺张,不摆谱,乐于助人,甚至会卷起裤腿帮普通干部搬运办公用品,也会未放下裤管就踏入锦江饭店参加会议,差一点被认为是误闯会场的老农。三年自然灾害,他把全部的转业费寄给故乡,使家乡父老无一人饿馁身亡;1958年领导努力沪剧团整风,自己差一点被划为右派,最后还是戴上了一顶右倾言论的帽子……一桩桩,一件件,越了解他,我越觉得仿佛人们在给一个英雄立传。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带头贴孙绍策大字报的顾咪咪,内心依然保存着一份对他的崇拜,听说他肺癌住院,想吃生煎馒头、油豆腐粉丝,居然破了不与往昔熟人来往的戒律,趁着工休拎了食物去探视。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6)
    至于那件暧昧的事,人们说得似是而非,“十年动乱”期间不实之事多着呢。那个一直紧跟孙绍策的努力沪剧团派团干部、党小组长金志耕,也在歉意之下回答得掷地有声:“不要相信别人的胡言乱语,孙部长是好人,否则官复原职后怎么还能升了半级呢?” 我完全没有料到,孙绍策会有这么好的口碑。口碑与石碑不同,石碑可以凭着旨意乱凿一气,口碑却是民间版本,是活在人世间的精灵。 莫非,我和我母亲对孙绍策有误解,有偏见?困惑与迷茫像丝线,千绕万绕,把我裹成了蚕蛹,我如何能咬破绵厚的外壳,飞出去寻找真实的答案?天哪 ,谁能助我?偌大的上海能以真情相告,并能使我信服的大约只有我那病榻上的父亲了。父亲在医院里,正被喉间创口的绿脓杆菌折磨着,每一天都过得十分艰难。最后一次探望父亲是和外子一起去的,他摸出一个小黑本子,翻开一页递给我,上面是歪斜不齐而又力求工整的两行字:“健康的老人皆大欢喜,痛苦的老年连累少年。”显然父亲已料定我的归期临近,以这两句千难万难挣扎着画下的字,表达对我们酷暑南下的歉意。心酸痛,泪盈眶,老父朝不保夕,我安能再给他添累? 父亲以旁人难以察觉的转动,一星星地蹭近了我的身边,父女俩几乎鬓发相磨,他合着眼,鼻翼一鼓一鼓,仿佛是贪婪地捕捉我身上的汗味。我言语哽噎,试图喝口水润润枯涩的心灵,微微抬身,发现衣角被老父紧紧攥住,我的动作惊动了他,他猛睁双眼,因瘦削那眼睛显得特别大,亮亮地射出一种非人间的灼灼光彩,旋即,层层雾霭冲散了神光,携带着惊惧抓住了孤独无助的老人,如同当年苏州河的水黑黝黝黏稠稠,流向病室的地板,沾湿了我的双脚,淹没了我的膝盖,壅塞了我的胸腔,我听到了一句熟悉又陌生的声音:“阿波囡,我们三个一道回去!” 久违了,亲切熟稔的||乳|名!一行泪珠应声而出,泪线再难掐断。我仿佛重又回到从前,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父亲身穿运动衣,手抓网球拍,一身的汗一身的朝气…… 哪怕是1989年我回沪探望,父亲也已住在医院里,告别之时,父亲变戏法似的捧出一方火腿相赠,说是趁医生护士不备,偷偷换掉病号服去静安寺买的。这就是我的充满爱心的父亲,爱心中带有几分孩子式的顽皮。而眼前我的父亲只剩下芦苇般的轻脆,几处骨节岩角般突出的嶙峋……我还能说什么,还能问什么?但我的心底依然有一份渴望,渴望他能消我迷惑,洗却我母亲的冤屈。然而,我哪能再去打扰父亲最后的安宁。我没能开口,但我没想到这是我见到父亲最后的一面。1990年12月17日凌晨6时半,我接到惠儿电话,父亲因颈部动脉大出血于零点25分在华东医院去世。弟弟于17日抵沪,我作为父亲的长女,要去执掌遗产的分割。 父亲的遗体告别平和而宁静,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孙滨出席了追悼会,主持者是他的学生上海沪剧院院长陈剑云。这里没有丁阿姨去世时的那份喧闹、火红和繁华。1989年父亲曾写下一首诗:“来去匆匆如一梦,生前无就平又庸,我若一旦别离时,草草收殓莫惊动。”1990年6月又在《我的遗嘱》中表示:“坚决不要烧香点烛,择地安葬,骨灰撒于黄浦江。” 原来,父亲早就安排了自己的后事,第一不要“香烛”迷信,第二不与前妻“择地安葬”,第三不去革命公墓,不愿作为丁阿姨的家属附骥。死了,了了,随水而逝,随风而去…… 父亲遗嘱的那种大化境界让我的心酸楚不已,滋生出从未有过的对父亲的依恋,在灵柩缓缓推走的时刻,我忍不住裂帛似的呼号:“侬跟我回北京!” 一只手牵动我的衣袂,一位似曾相识的老太太,把一只白色的赙金袋塞入了我的衣兜。猛然间我记起了她,在丁阿姨的追悼会上,也是她塞给我九十九元赙金后无言地离去。父亲说她是小阿婆干女儿豆芽阿毛。小阿婆去世后就一直没有来往。这次,我握住她的手腕拉她回华亭路吃了一碗豆腐饭。我原以为她的外号叫“豆芽阿毛”,询问之下,才知道她和小阿婆一样,本无名,登记户口时随意地在朱姓后添上了“阿毛”。两个阿毛结成了干母女,情似亲生。小阿婆去世整整二十九年,她和顾宅、丁宅没有往来,但仍然年年祭奠小阿婆,仍然参加干娘子媳的葬礼。尽管没有人通知她,尽管她是从报纸上获知噩耗,尽管在葬礼上她普通得如同一滴水,然而我无法不感动。望着这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奢望无要求的老太,我内心开启了一扇亮堂的窗户。最善良、最纯朴、生活在最底层的平民,拥有普泽众生的大爱…… 父亲走了,母亲的死因仍是我心灵的盲点。在我的再三叩问下,弟弟出示了长宁区委1972、1973、1978年的三次结论。其中:“顾月珍同志历史是清楚的,解放后积极演出现代戏,总的是好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生活上犯有错误是事实……” 顾咪咪所言非虚。 非常奇怪的是,当我证实了母亲曾被孙绍策玷污,我内心突然丧失了对孙绍策的复仇意识。他的妻子原本是护理过他的护士,后来神经失常,道义上他们不能离异。孙绍策独居于办公室,长年累月也会有男人的需求。据说孙绍策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孙绍策不是何慢伯伯,他一眼就认定母亲是个“简单的人”,利用了母亲的单纯和对党的报恩思想,在不经意间践踏了母亲心灵的芳草地。这是男子中心社会的悲剧。人无完人,金无足金,我父亲不也有过类似的寻欢作乐吗?差别在于父亲还承担一份永不推卸的责任和坦诚的勇敢。 “你母亲看起来很柔弱,内心很坚强。”这是何慢伯伯说的,儒雅的何慢伯伯不会欺侮我母亲,会给我母亲一份真正的尊重与平等,然而却无缘在一起。我母亲这辈子曾收过许多学生,有像顾咪咪一样的相知,也有运动来时朝母亲抡巴掌的“革命者“,现实生活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我曾试图追随逝者的足迹一路寻去,然而有什么意义?死者已矣,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还能去怪罪谁呢?最后,我为母亲选择了长城脚下的“华人怀思堂”作为她的安息之地,那里有名动文坛的冰心、老舍等人的墓地。 12月28日清晨,我们包租的运输船缓缓行驶,雾锁淞江苍茫一片。船舱内回荡起沪剧院同仁演唱的解派唱段,弟弟将红布包解开,打开了骨灰盒盖子,我的手猛地一颤:骨灰并不是寒灰,而是细碎的石膏状块,硬硬的冷冷的,白灰灰的有一份质的沉重。 我抓起一把撒向大海,海浪很快就接纳了我的父亲,浪一涌就瞬间消失。一把又一把地撒下,泪水一次又一次模糊我的视线,心儿像被虫儿蛀空了似的虚无,有好多双手在我眼前晃动,江水滔滔,依稀记起一则传说:公元313年,印度洋漂来两尊绢丝般光润的石佛,轰动了荒凉的渔村。奇迹代代相传,梁简文帝作《浮海石像碑记》,敦煌莫高窟就留存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的壁画。那壁画成了上海历史的一部分。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7)
    一个没有传奇的城市,再大也只能是大城市,不可能成为大都会。大上海每天都承载传奇,一百年二百年有谁说得清有多少个?帝国主义的乐园,冒险家的乐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是酝酿传奇的年代,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都融入其间,成为上海滩传奇的一部分。海船还在慢慢行驶,船舷下的水急急地流淌,和着这起伏的水的节拍飘出我父亲黄钟大吕般的唱腔,那是《芦荡火种》中他饰演陈天民时在“开方”一折的一段唱:“壶中悬日月,笔下传奇方,赛华佗家住常熟迎春堂。三代祖传名儿扬,风痨痼疾疑难杂症,妙手回春指日可望。” 天边闪亮起一坨朝霞,它是海的尽头,是波涛的镶边,有谁在问“要不要留一点”?不要不要,父亲不要和任何人合茔!父亲要回归大海。弟弟手一松,江风将他手中最后的红绸一并带走了,我的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
    尾声 荏苒盈虚育古今
    清明上坟的时候,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是那样喧闹,我的丁是娥阿姨和打下江山的英雄一起长眠于那里,上海的亲人每年都去祭奠;我父亲呢,魂追大江而去;我那可怜的母亲安葬在她曾经神往的首都。那个曾经是很亲切很有记忆的时代就这么一晃而过了,那些曾经追求的荣誉、曾经历经的苦难,还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皆已成为过眼烟云,爱么,恨么?以至于重新想起来也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模糊,如果以今天的眼去看昨天的事甚至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都走了,但依然是妈妈一个“家”,爸爸一个“家”,阿姨另一个“家”,他们仨魂各一方…… 《沪剧志》和《新编沪剧小戏考》里有他们的名字,大街上的光碟商店里,还能找到我丁阿姨的演唱专辑,曾经辉煌的他们渐渐沉寂。漫步南京路福建路一带,曾记得旧上海和他们有过“亲密接触”的大大小小的戏院和茶楼书场少说也有二三十家,而今浅浅地作一番盘点,仅能找到戏院三两家…… 我们家的莉莉早已退休,星儿依然飘泊在澳洲,惠儿正面临事业单位的改制,小海仍在国营企业奋斗;我的珊珊姐呢,独子娶了洋媳妇,年年月月等到的只有电话,在繁华的大上海形孤影单,还有我爸爸、妈妈和阿姨的那么多弟子呢,天各一方,从事着各自该做的事。今天的大街上到处飘着染出来的金发红发和黄毛,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们从电视剧里理解旧上海的故事,连我也坐在家里,时不时地与电视、vcd及dvd结缘,只有在祭奠的时候,才放一段沪剧,让父亲金属般的嗓门亮起来,让母亲温宛的唱腔陪伴我,我也听阿姨的,我佩服我的丁阿姨,作为一个女人,能把自身的生命潜力挥洒得淋漓尽致,绝非凡人俗辈;我父母的生存活力和苦斗,也使吾辈难望其项背。 长期以来,我的偏见,我的幼稚和疏忽,给他们平添了许多烦恼和伤痛。大梦初觉,他们和我天人永隔,我连一声“对不起”都无处诉说…… 思前想后,依稀觉得莫非人之初清亮之目光,极易受阻于五彩缤纷的花花世界。历史像一部循环往复、陈陈相因又代代出新的大戏;现实世界变幻莫测又一脉相承,每代人、每个人各有自己的迷惘和顿悟,而今我只需捧出我的痛,那像弹片一样深嵌于心房中的往事…… 当我为了搜集资料走进天平路上海沪剧院院部的时候,美丽的小院安安静静,剧团的小金书记说,“上沪”已归属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下一步将面临改制,这让我想起母亲为之奋斗一生的三大目标:入党、进“国营”和演戏给毛主席看…… 当初改制,为了改进国营去,今天改制是为了改变国有体制,此一时彼一时也,都一样是为了发展。戏曲从属于上个世纪的主要娱乐方式,市民通过戏曲认识社会,认知人生,并松松紧紧地与政治相连;而这个世纪却从属于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拉近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也拉近了与作为一个社会人生存的基本渴求。华亭路依稀还是旧时光景,丁阿姨小楼外墙上的爬山虎仿佛感知了春天的气息,正一层一层地泛出新绿,在薄薄的夕阳里被和风吹得一闪一闪,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高高大大的外籍女士,惠儿说她认领了一个孤儿,刚刚办妥手续。我去时她正忙于搬家:要去北京发展了! 从前华亭路是好地方,现在更是好地段,因而也许还会再搬进一个洋人……
    后记
    这本书几乎夭折,这本书几乎使我魂归离恨天。这不是夸大之词,而是事实。 写书之念,始于1982年。那时,我去上海探亲,看到丁阿姨的书稿迟迟不能结尾,就帮她完成余下的章节,这就是那本《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我萌生了一个念头,也为我屈死的母亲写一本书。恰好,大学同窗正在策划一套《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约我写写自己的父母,于是我开始了采访和搜集素材。不久,两篇稿件完成,获得了同窗的肯定和赞许,我就想把文章扩充成书。与出版社联系,得到的答复是:每个剧种只出一个代表人物的传记。我的愿望受到了挫折。1988年,丁是娥阿姨遽然谢世,报章上铺天盖地的追念文章,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丁阿姨?我自己是不是了解丁阿姨?因为我的内心一直拒绝她,而报章上却对她好评如潮。巨大的反差促使我去追寻丁阿姨的人生轨迹。我渐渐发现,我父亲、母亲和阿姨之间,居然有那么多使我怦然心动的故事。我生活在北京,他们的生活圈子局限于江南,搜集事实真相的工作极其艰难。我利用一切机会,采访了许许多多的人,几乎花了近十载光阴,渐渐理清了线索,希望通过他们三个人的身世来讲述沪剧发展史。数度春秋消磨,第一稿终归失败,我悟出自己无力驾驭一部史稿,决心重起炉灶,只写三个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因为是业余写作,拖拉数载,完成了第二稿。满心想在退休以后,来精雕细刻第三稿。谁知道,我仅完成了从楔子到第八章就颓然病倒。夜不成寐,日复一日,蚕食了我的精力和体力。我几乎觉得十数载的辛劳将付诸东流。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汪逸芳,也是我的好友,慨然允诺,为我完成余下的第三稿。因此,这本书是我们两人合作的成果,也是我们两人共同的心血结晶。私忖度,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这样的援手襄助,会不会是当代出版史上的一支绝唱?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冰心老人生前为本书题写书名。记得那是1991年8月15日,虽然立秋已过,北京仍溽暑难耐,我去冰心老人的家,她坐在书桌前,我奉上一本自己刚出版的《叶浅予传》,她说谢谢,她和画家不熟,但愿意看一看,我向她叙说下部书的打算,请她题写书名,什么时候等姥姥精神好时再题。她说现在就可以写,按铃后进来了一位陈姑姑。冰心老人要她拿纸题字,老人的字越写越小,老人说不好不好,再写再写。陈姑姑拿出一张较长的宣纸,我一字一字地念,老人一字一字地边写边重复,写到后面,我就喊大些再大些,于是就占了宣纸的一半。我说谢谢。老人连说不用谢不用谢。当时冰心老已经91岁高龄,手不抖,眼不花,片刻就写完了“爸爸妈妈和阿姨”这个书名,并且认真地落款盖印。这真是我最大的荣幸。 我还要感谢我的老伴程裕祯,是他把我零乱的草稿打印成清晰的文字,是他陪伴我、鼓励我与病魔作斗争;我要感谢年逾古稀的袁鹰同志,他自始至终关心着本书的写作,并为本书慨然作序;此外,我要感谢所有为我提供素材的人们,这里有我所尊敬的何慢伯伯,夏福麟伯伯,筱谷声叔叔,有年长的孔嘉宾伯伯,乔韦弦阿姨,白沉伯伯,有我的舅妈和她的儿子,有我的弟妹,还有我母亲众多的学生,甚至还有沪剧老前辈筱文滨先生和人称“沪剧娘舅”的周良材先生,还有当年区委的派团干部金志耕阿哥。我还从蓝流先生处看到了冯春尼整理的《沪剧笔记》,从上海沪剧院的档案室看到了杨美梅等人的回忆文章……特别是我父亲和丁阿姨的学生陈剑云阿哥及其夫人马佩华阿嫂,我与他们多次促膝长谈,他们倾情地对我叙说往事,甚至退休以后还帮我和上海沪剧院联系,去寻找有关的资料和照片。这里我也要感谢上海沪剧院党政领导的热情接待,特别应该一提的是,本书中有一些照片和资料由沪剧院和《上海沪剧志》提供,没有这些帮助,我很难完成此书。我不知道,我的这种努力,是否理清了他们三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是否捕捉到他们的心灵轨迹,我只是想把他们曾经有过的爱恨喜怒展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过那样一种岁月,曾经有过那样一些人物,发现人活着是多么不容易。人生最难堪的是自己和自己作战。若是自己战胜了自己,你就是一个强者;若败下阵来,只能徒然换取友朋的叹息。 解  波 2004年4月于北京金台路
    戏曲小知识
    本滩改名申曲:1914年,进入上海市区的本滩第二代艺人施兰亭、邵文滨等发起组织民间艺人团体“振新集”,主张进行改良,遂把本滩改名为申曲。 申曲改名沪剧:1940年6月,大公医院院长顾耕眉寿诞,新光电影院经理夏连良借祝寿网罗十位申曲过房儿女,组织上海沪剧社,于1941年1月9日公演《魂断蓝桥》,从此申曲易名沪剧。 沪剧由滩簧、申曲发展而来,初以说唱形式流传于民间,上世纪初走入书场茶楼,30年代后迅速发展,内承传统,外借好莱坞电影的都市外壳,信奉拿来主义,成功地改编好莱坞电影,以及把社会新闻编成沪剧上演,成为上海市民最喜欢的土生土长的“西装旗袍戏” 。 沪剧曲调可概括为四大类:长腔类、簧腔类、缀腔类和小调类。 长腔类:分中板、慢中板、慢板、紧板等十种,其中赋子板最见实力,唱词容量大,少则十几句,多则百余句,一气呵成,往往用于大段叙述。 簧腔类:吸取了苏滩中的部分唱腔,与本剧的长腔类融合一起,成为沪剧的第二基本调 。有〔阴阳血〕、〔反阴阳〕、〔绣腔〕等五种,以〔反阴阳〕为代表,柔美纤细,舒展深沉,通常表现哀怨、悲痛、愤慨和怀念等情绪。 缀腔类:指插句性质的辅助唱腔。 小调类:多数来自江南民歌,节奏轻快,质朴委宛,富有浓郁的泥土气息。如:〔过关调〕、〔寄生草〕、〔月月红〕、〔夜夜游〕 等 。 祭台:焚香点烛,用猪头三牲和扭断活鸡头颈的鲜血洒在戏台周围,表示扫除一切邪腐,大吉大利。 暖台:农历腊月二十四左右,在衣箱上贴上封条停止演出,叫封箱。除夕夜开箱演出叫暖台。 腰台:戏演到一半,休息几分钟叫腰台。 老郎:旧时代沪剧界将“老郎菩萨”和“老郎神”视为祖师。每到一地演出,在后台张贴用大红笔书写的“翼宿星君神位”,焚香点烛磕头礼拜,祈求保佑。 前台老板:即剧场老板。 后台老板:亦称“当轴”,即领班,戏班主、当局老板。 茶会:旧社会同行聚集的地方。在此介绍业务、交流经验和处理纠纷。地址在上海八仙桥“日日得意楼”,时间为每天上午。 放汤:戏演到快结束时放观众入场看白戏。 前拆后包:前拆指戏院老板与剧团的拆账,一般为三七开。后包指剧团老板与演员的关系,通常是固定的包薪制。但明星演员有底薪加包银,如底薪有1000元的,包银有按20张戏票的,也有35张戏票的。 双包银:双份包银。 发放后期票板:预定戏票。 沪剧票价:1948年6月,一张沪剧票1800元等于六个大饼钱;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限定沪剧票价每张3角3分,11月5日改革结束,调为每张1元5角。21世纪由明星主演的沪剧票价最高为500元。( 往事如烟:《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  ./3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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