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 19 部分阅读

    一句誓言：我从此不再软弱，不再怯懦，无论为朋友为亲属……当天风海雨再一次奔突时，我的行为被视为东方夜谭，几近付出生命的代价。 车要走了，弟弟抽出一条蓝色的羊毛围巾，抢前几步，把围巾垫在母亲的脑后，推车人干涉，弟弟恳求：“求求侬，让她带去！”推车人看了一眼，口气稍稍平缓：“这么新的围巾，烧了太可惜了。”父亲拍打着灵车，老泪纵横，嘶声呼唤着我母亲的小名：“金妹，金妹，侬为啥这样做？为啥这样做？” 车走了，弟弟在后面追：“姆妈没枕头，没枕头！”…… 从火葬场回家，不，回华亭路丁宅。母亲乘风而去了，顾宅也不复存在。我暂栖父亲的家。此时的丁宅也仅剩下一间卧室。父亲把床让给我和弟弟，自己睡地铺，说我是远道而来，睡地铺会受凉。 天很冷，被很厚，只是再厚的被褥也焐不暖我的心，泪水冻在胸中，结成冰坨，麻木了我的神经，僵硬了我的四肢。父亲望着我失魂落魄痴痴呆呆的模样，急得搓手跺脚团团转。他东寻西找，搜遍了箱笼衣橱的角角落落，翻出一件黄|色的海虎绒小大衣，夹在腋下，脚步散乱地走出了门。 第二天中午，饭桌上多了一锅热腾腾黄澄澄的鸡汤，香气扑鼻。父亲给我们分盛在碗里，唠叨着说：“这只老母鸡真肥，吃了好有点热气。” 弟弟好奇：“啥地方有铜钿好买老母鸡？” 父亲侧脸指指坐在他身边的小姑娘，刚吐出“她的……”两字，声音就潮乎乎地湿透了，被折断了。 十几岁的小姑娘几乎把鼻子埋进了鸡汤碗，那副馋涎欲滴的样子令人心酸。这是物质的需求、生存的简单需求。但在1970年，上海城里的一只老母鸡可也是有钱没处买的稀罕物资。她专心致志地喝着鸡汤，似乎周围的事都与她无关，此时她只活在一碗鸡汤里。民以食为天，小妹妹你饿了多久了？ 这姑娘夜夜在二楼的楼梯拐角打地铺，日日亲亲热热地喊我“阿姐”，可是我沉浸于悲恸中，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解惠芳，正读初中。动乱乍起，两老被赶入牛棚，丁阿姨领养的侄子潘小海投奔江苏南通生身父母处，解惠芳无处可去。我父亲获准每月回家三小时！付清房租煤气等，买好油盐酱醋米，只能挤出三元钱给她作一个月的菜金。每月三元，每天只一角。她每天只能花七分钱买一根腌萝卜，花三分钱买辣腐||乳|…… 父亲弹去眼角的隐泪，挤出几丝苦笑，自嘲地说：“一件小囡大衣，抄家没抄掉，卖掉了，卖掉了！” 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痛痒的轶事。我听着眼泪刷地下来了，胸中堵着的那坨冰仿佛遇上了火渐渐融化，我望望身边的小妹妹，苦难让我们的心走得更近。一件小大衣成为此时此刻丁宅的最值钱的一笔财富，父亲用它为我换来了一只老母鸡。困境中的深爱，提起了我泪库的闸门，泪水汹涌奔突，父亲抚摸着我的后背，说：“哭吧，哭吧，哭出来就好啦。” 我伏在父亲的肩膀上大恸，不知哭了多久，无意间触及父亲的右腿，仿佛撞击了一棵大树。我滑下身躯撩起他的裤脚边不由大惊失色，他的腿又肿又硬，像一只粗糙的大象的腿。父亲摇头叹息：“老毛病啦。……我现在只想早点死，没有心思去看病……” 临别之时，我把携带的所有的钱全都塞进了父亲的口袋。我的父亲没有推辞，涨红了脸喃喃地说：“我要加倍还给侬……” 生命如蚍蜉，别说撼大树，就连自己也撼不动，死难，生更难。在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一代名旦石筱英最终受不了生的痛苦，吞服二十粒安眠药和一瓶敌敌畏；汪秀英咽下十二颗图钉，两人侥幸被救活；邵滨孙之妻筱爱琴、筱文滨之徒袁滨忠先后自杀身亡。沪剧生、旦中百折不断的要算是我的丁阿姨，曲己恶受，吐出一句名言：“我是砧板上的一块肉，挺斩吧！”决不自我了断。也正是有了丁阿姨，才使我父亲挺过那艰难困苦的岁月。
    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5）
    磨难使两颗分离太久的心走到了一处。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1）
    复出后的丁是娥阿姨成了一只金凤凰，伫立于人生的峰顶。纷至沓来的鲜花和荣誉堆放在她的脚下。丁阿姨是强者，是社会的成功人士。 1982年剧团扩大为院的建制，她被任命为上海沪剧院院长，成了正正式式的行政干部。 1985年退居二线，流泽继任她的职务，两年后也退位了，接下来由陈剑云挑起大梁。按理丁阿姨可以闲下来了，但她依然操心团内事务，陈剑云曾说“我当院长，凡事要通过老丁”，这才有沪剧院的平静。丁阿姨就是这样一个“要”事儿的主，什么都不放心，也不放手。自1973年她被“解放”以后，丁阿姨依然努力，依然不让任何一个机会从自己的脚下溜走。其时，香港与内地的“三通”，把音信隔绝了三十年的七妹“通”来了。老姐妹久别重逢，情深意长。七妹先是邀请丁、解去香港旅游，后是凭借自己在香港的影响，上下斡旋，准备迎接由丁阿姨率队的上海沪剧院第一次赴港演出，并为丁阿姨筹集了资金，资助她在沪举办个人演唱会。 正当丁阿姨雄心勃勃地准备去香港演出和筹备个人演唱会的时候，查出了晚期肾癌。 一直以来，丁阿姨仗着自己身体壮实，连每年的体检都不参加，自言：我身上除了两块石头（肾、胆结石），没有别的病。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正当丁阿姨想摘除石头，轻松赴港时，于1988年1月26日住进了医院，谁知进去了就没能再出来。3月23日清晨，我家的电话铃声尖厉地响起，弟妹们告诉我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丁阿姨癌细胞已经扩散。家人谁也不敢告诉两位老人，一位已经作了喉癌手术，另一位又接踵而至，怎么办？我当夜飞抵上海。 这时的丁阿姨全不知情，还以为只要除掉石头，就会很快康复。当时的丁阿姨还有一件放不下的心事：沪剧中年演员声屏大奖赛决赛将于27日举行，她是赛事评委会主任。评委石筱英患卵巢癌定于26日手术，父亲作为评委中寥若晨星的流派创始人也忙得不亦乐乎，一个癌症患者颠前忙后的，似乎希望能把躺在病床上的丁阿姨所担的那一份工作也承担下来。 我决心姑且隐瞒，待决赛后再挑明真相。 3月26日，七妹等三位香港太太抵沪，径直奔医院探病。急如星火的举止泄露了秘密,引起了父亲的警惕。第二天一早，七妹造访丁宅，更让父亲生疑。那天决赛演出幕间休息时，有人对父亲说“可惜啦，老丁的病发现得太迟了”等等，这些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了父亲的心脏，他从周围人的神态中判断丁阿姨的病决不是一两块石头的问题。 午夜从剧院归来，父亲步履蹒跚，脸上面无血色，镜片后耷拉的眼皮几乎遮盖了眸子。我和他同室而卧，只听他辗转反侧,久久难眠，频频叹气。其实,这时的事实真相只剩下一层薄薄的云翳。 28日清晨，七妹再度光临，固执地追问治疗方案。我四顾无人，就低声如实相告。突然，依稀觉得背后黏上了一份沉重，猛回首，父亲立于前后房相通的门框上，本已消瘦的身躯贴着门框不由自主地往下溜，挣扎中迸发出断断续续的脆裂声，我赶紧去扶，隔着衣衫觉得父亲的身子在颤抖，犹如风中的一片枯叶。 谁忍心再给父亲雪上添霜，于是双方都极力地回避什么。七妹与父亲交谈时都显得心不在焉，辞不达意。中午席尽人散，我扶父亲回房休息，希望他能好好休整一下，以应付晚间担当评委的忙碌。时钟滴滴答答地逝去了一个小时，当我蹑手蹑足地走近父亲的床边，发现他大睁着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额头渗出星星点点的细汗。我替他轻轻地擦拭，他掀被而起，满脸的辛酸就像暴风雨前的乌云。我害怕漏出真相，抽身想走，但衣袖被拉住了，父亲厉声问我：“阿姨到底啥个病？” 我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希望确保父亲心灵的安宁，但“戏法”既被戳穿，我也只能直言相告：“肾癌，晚期。” 父亲的脸色瞬间铁青，冷汗劈劈啪啪地砸在地板上，砸出一个个麻点。这时他刚刚站起来，听后颓然后退跌坐于沙发上，挥挥手，要我离去。父亲就这样默默地独坐了一个下午。晚上6点半，一辆小车泊于弄口，两位接送者走入丁宅。小海与惠儿争相告之，来者表示同情和理解，但嘴里还是止不住喃喃：“评委太少了，太少了……” 就在这时，楼梯上沉重滞涩的脚步声吸引了所有的目光——我父亲穿戴得整整齐齐，皮鞋擦拭得光可鉴人，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挪下楼。他对来者说：“走吧。” “解老师，侬还没有吃晚饭呢！” 父亲没吭声，步履坚定地朝门口走去。 晚上，我们全家守着决赛的电视实况转播。荧屏上一次次地出现我父亲的身影，他笔挺地坐在评委席上，神情庄重肃穆，脸颊上找不出一丝笑纹，我隐约觉得他握笔的手在微微颤抖。我最担心的还是他的病躯，多年的喉癌病魔，突兀而至的灾难消息，又空着肚子去做评委，不定什么时候说倒就倒了。幸好现场什么也没有发生。接下来28日和29日，父亲如期履约，镇静地完成了评委的工作。大家都想劝他去住院，原以为父亲不会同意，于是艰涩的劝说工作就落在我肩上，只是没想到几乎没费什么力气父亲就同意了。次日上午，当我为父亲办完入院手续，又去探望丁阿姨的时候，电话急急呼我回去。等我赶回丁宅，在楼下便听见父亲的悲嚎，一个男人的失却了嗓音的嚎啕！原来自我出门，老人就抱起丁阿姨的相框，长呼短号，泪流成河，无人能够劝阻。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止住了哭泣，丁阿姨的玻璃相框上泪珠涟涟，一片模糊。我劝也无可劝，就坐在他身边，把头倚在他肩上，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背，理顺他的气息。父女俩的交流尽在不言中。许久，父亲舒出长长一声叹息，双颊病态地潮红，他怯怯地解释： “假如没侬阿姨，我活不出这十年……” 丁阿姨是坚强的，最具有生命的张力。我理解父亲的话，若不是丁阿姨，也许父亲坚持不到最后，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例证。虽然在我们看来丁阿姨冷傲得像一座又凉又硬的石头山，但我们的父亲爱丁阿姨，爱得无怨无悔，愿意任何时候都以她为重，唯她是瞻；可是丁阿姨爱我们的父亲么？常言道爱屋及乌，如果爱，哪怕不是太多，也该为他想想，给他留下哪怕是一点点的面子。也许正是这一点深深刺伤了我们做儿女的自尊心，觉得阿姨与父亲的婚姻像一个不平等条约，阿姨是强国大国，父亲像弱小民族，以至于我和弟弟一直以为父亲和我们一样，心底里深爱着我们的母亲、他的前妻，只是因为怕丁阿姨……但父亲的泪水击溃了我的自信，勾出我发自内心的疼痛。爱，哪怕是对于父辈的爱，也一样有排他性。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2）
    在沪剧院里，有人背着丁阿姨送给她一个绰号：“假人头”。那么真的在哪里呢？从我弟妹们的嘴里，听到的是丁阿姨的另一面。在1971年上海城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丁阿姨主动去居委会表态：“我们响应党的号召，解惠芳应该上山下乡，越远越好。”紧接着，惠儿就于10月5日去了位于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兵团。六十年代，我从上海到北京读书都觉得南北的生活差异很大，而小妹只身去了北方边陲，这日子可想而知。我父亲于心不忍，割舍不下，曾数度嘱我给惠儿邮寄酱菜饼干等等。1980年，政策规定儿女可以顶替父母回城工作，父亲以自己的退休换来惠儿返沪，进入了上海市博物馆。本来文化局领导说，解洪元可以不退，解惠芳可以因患有高血压办理回沪。但丁阿姨和我父亲都不肯，因为他们要照章办事。解惠芳回来后，父亲就退休回家了。丁阿姨屡屡对惠儿说：“侬要想想清爽，爹爹为侬作出多少牺牲！” 1982年春，解惠芳跟一同在兵团的男友成婚，男友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男方双亲登门求亲时，丁阿姨只露了一面，男方家长庆婚设宴，丁阿姨不去，也不让我父亲去。她说一声婚事新办，送嫁的只有潘小海一人。 次年惠儿难产，三日三夜挣扎于血水中，新女婿向她求助，她冷冷地说：“寻我做啥？寻他们单位去！”惠儿出阁，丁阿姨花四五百元买了一台电视机作陪嫁，却要惠儿每月支付十五元，一年后她才免去小夫妻俩支付。 丁阿姨从香港旅游回来，箱满包鼓，给惠儿一件薄尼龙衫，又把一件穿过几冬的手织毛衣扔给惠儿，显出一副心疼的样子，憨厚倔犟的解惠芳当即把一个月的工资掏了给她，她居然照收不误。复出后的丁阿姨不太重钱财，但对惠儿却一直斤斤计较。在落实政策的大潮里，丁阿姨经过两度春秋的努力，于1984年要回1958年响应号召让出的底楼。收回底楼后，她把后间给了潘小海作新房，只把二楼转角处的一小间阁楼给了解惠芳，让他们一家三口从婆家搬回。一座小楼住三家显然是有些挤，等到小海生子，也许是潘门有后勾起丁阿姨对湖州潘家兜小村的全部记忆，她后悔不该让惠儿一家挤入潘家私地。在大上海，没有比房子更金贵的东西了。丁阿姨佯装提出三家分而治之，结果只有惠儿一家单起炉灶。随之经常借故滋事，甚至把解惠芳女儿吃下的瓜子壳扫起来倒在惠儿的房门口，做出来的事情与里弄的家庭妇女差不了多少。 我母亲坠楼后，石门二路的居处被收走。丁阿姨劝慰我弟弟：“姆妈过世了，侬自家想开点，每月休假就回华亭路。” 她的语气极诚恳，态度极和善，这样的话温暖了一个少年的心。 当时我弟弟在奉贤星火农场劳动，回来休假时就住在丁宅。 1975年底，我弟弟上调回沪，户口落在何处，成了老大问题。接受的工厂认为，应该落到父亲家，丁阿姨却不愿意收留。几经交涉，丁阿姨勉强同意，让他挤住在老夫妻卧室前的阳台上。一张三人沙发代床，一只高茶几代桌，算是我弟弟栖息的一个空间。 初初两代人相处尚属平安。弟弟不像我，生性比较温和乖巧，丁阿姨并不反感他。然而亲娘的冤死总是难以让人释怀，有一天，我弟弟把母亲的遗像放在了小桌子上。丁阿姨很不高兴，她要弟弟收起来，弟弟没吭声。两双眼睛对峙，泄露了深深浅浅的不友善。一方作为女主人，拥有居高临下的威严，一方作为苦主之子，有着悲屈不伸的怨愤。血气方刚的怨愤最具杀伤力，女主人的目光被折断了，她转身而去，把落地玻璃窗带出一片稀里哗啦。 两天后，父亲劝儿子“不要放，阿姨不高兴”，可我弟弟的伤口已被撕裂，他痛心父亲的懦弱。年轻人自然很难理解老父的委曲求全。按理形势在渐渐好起来，母亲坠楼身亡的这一年父亲喜获解放，两年后丁阿姨也重获人权，生活依稀出现几丝希望之光。我母亲还没有平反，丁是娥越是想表现进步与革命，越是战战兢兢。在她奋力前行的时候，不允许脚下有任何羁绊。我弟弟的小朋友来家弹弹吉他，丁阿姨斥之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我弟弟买了辆新自行车放于过道里，这是用一年的积蓄才购置的一件贵重物品，要说多宝贝就有多宝贝，但丁阿姨说妨碍交通，指使潘小海搬到墙门外面去，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此时，父亲不在现场，丁阿姨又装聋作哑，自管自地蹲着身拭擦楼梯扶手。我弟弟当然明白潘小海仅是马前卒，他觉得自己一味地忍让，忍让，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一团怒火从他的脚底升起：“我要到剧团去告侬，用不着侬挖空心思赶我走，我一年之内离开华亭路！” 丁阿姨猝不及防，她没有想到，看上去像解洪元一样懦弱的星儿也会反抗，好久，她才缓缓起身，把抹布摔在栏杆上，抛出的字像一个个冰球：“好。侬有志气，我欢送！” 父亲的懦弱令他觉得屈辱，而丁阿姨发威更令他忍无可忍，刚成年的弟弟重重地拍击栏杆，发出毒誓：“我一定去告，要让剧团的人晓得侬的真面貌！” 丁阿姨背转身，拾级上楼，留下一个傲然的背影。她怕什么，有解洪元挡着呢！他的儿子他收拾。果然，父亲慌慌张张地被召回，惊落了双唇的血色，苦口婆心地劝儿子息怒。我弟弟久久压抑的个性像引爆前的炸弹，一经点燃就很难收场，他执意要出门告状。父亲一双簌簌发抖的手扯住了他的衣襟，四目相对，我弟弟看见了镜片后的泪光点点，脚下滞涩了，片刻的停顿，少许的迟疑，终又被年轻人的任性撕破，他依然夺门而走。 “回来！”一句声嘶力竭的断喝，随即化成了苦苦哀求，“回来，我求求侬，不要再闹。侬看看我头发也白了，背也驼了，还能活几年？侬就不能太平一点点。” 轰隆隆一声响，我的老父亲跪在了儿子面前，老泪纵横。古言“男儿膝下有黄金”，但自进入丁宅花园小楼，父亲的钙质正一点一点流失，最后会为了息事宁人跪求亲子！ 状，可以不告；家，不能不找。终于，我弟弟成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 也许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圣人，我的丁阿姨也是这样。 从父亲婚变后，我一直不认丁是娥，因为我看不惯她的专横和自私，看不惯她对待父亲的凶狠，直到我工作了才在父亲的劝说下勉强张口叫她一声“丁阿姨”。我们两人就像两头斗牛撞在一起，丁是娥用僵硬的口气向别人介绍：“这是解洪元的女儿解波。” 久而久之父亲也不再叫我“阿波囡”，而是连名带姓地称“解波”。我内心惊叹丁阿姨对我父亲的影响力，又丝丝缕缕地浮出几丝凄清。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3）
    再往后，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作为中国第一大报的记者出入丁宅。为她整理《谈艺篇》的时候，丁阿姨主动修补我们之间的关系，她会因我回沪派车，不许我住招待所而一定要我回家，并亲手替我铺床；她赴京开会，临走还嘱咐家人一定要买我爱吃的菜肴，别让我营养不良；一定要在房内生火，别把我冻着等等。丁阿姨做这一切的时候感情十分投入，自然而亲切，仿佛她这辈子一直是这样对我的，可我面对倾盆大雨似的爱怜缺乏耐受力，有时甚至会激出一阵鸡皮疙瘩。 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责怪自己心胸太小，芥蒂太深；也许，在我与丁阿姨之间横亘着一个孤苦无依的母亲，内心深处隐隐约约地觉得是丁阿姨抢走了我的父亲…… 在很长时间里，丁阿姨在我们姐弟和妹妹惠芳心里，始终画不出一个高大的社会形象。有时候我想，是不是我们曲解了她？丁阿姨身上有爱的体现吗？她生前的一份小结里说自己“三有三缺”：“有干劲缺稳重；有主见缺虚心；有热情缺感情。”说得很坦诚，很清醒，可她自言的“感情”指什么，她真的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谁也不爱么？好像也不是。解放前，她这个单身女子最多的时候养了潘家十几口人：破落后的潘家子侄，还有胞弟胞妹和父亲；那时候她挂头牌，双包银，当老板还有分成，但大多时候是进来的钱不如流出去的快。到了解放后，挣钱只有工资一个途径了，养不了太多的人，但还是养着一个领来的潘莉莉，过继了一个潘小海，还有一个无法赶走的解惠芳，似乎在企求什么。每当她辛苦一天回来，也许会像常人一样希望寻找家的感觉，家的放松和圆满，但其实家是一个最琐碎最烦心的地方，也许她关起门来总觉得吃亏：替解家养孩子，替潘家养孩子，养来养去没有一个是自己的骨血。所以她宁愿在外面也不愿在家里，一到了外面，她就与所有的女人和男人平起平坐，并成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公众人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是“演革命戏，做革命人”，世人拿仰视的目光看她，她的心胸由此拓展得很大很宽，以至于容得下无亲无故的失足青年。可是长久地尖起心去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久而久之，难免也要找一个地方宣泄压抑的情绪。家就成了她可以随性的地方，面对这七高八低的家人，她就烦躁，懊恼，就小心眼，就会与所有的居家女人一样不见气度，只见力度，拿出唱样板戏的嗓子来颐使气指，并暴跳如雷地发脾气，等等。对于这一切我父亲不生气，也不埋怨，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亲真正理解她，宽容她，欣赏她。大约真爱一个人，连她所有的缺点也一概包容了。 我父亲曾经是丁阿姨的拐棍，她的唱红和每一个新的台阶都离不开我父亲的帮衬，可自五十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前，他们的家庭生活一直处于不和谐状态，用上海话说总是“鸡鸡狗狗”，而我父亲为了忍让一退再退，为了避免和丁阿姨发生正面冲突，经常拎着那只藤篮去公园，找人下棋，找人说话，饿了随便哪里买一碗面吃，于是那只破旧的藤篮便成了他在这座城市里漂泊的第二个家。丁阿姨的许多行为显示不认同我的父亲，她会当着我父亲的面，把一个和真人差不多的芭比娃娃放在餐桌的对面座椅上，让保姆烧两碗面，一人一碗，旁若无人地和对面的“丁是娥”聊天，共庆生日：“潘永华（阿姨的真名），侬是个命苦的人，从小没有娘，九岁就唱戏，唱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可见丁阿姨的心底里有一份倔强的不肯被理解的孤独。我父亲受不了这样的奚落就提着他的“第二个家”去公园。然而经过了“文革”的磨难，他们的心倒真的是靠拢了，越到后面越是有一种相依为命的相知，父亲感谢那场磨难。 丁阿姨并不知晓真实的病情，在医院里一如既往地充满信心，她不要护工陪住，要家属轮流伺候，不时地指挥别人办理赴港的种种事宜，也十分关心剧团里每天发生的事情。丁阿姨就有这样的本事，哪怕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她也会把病房变成一个“小朝廷”。 然而真的是来日无多了，丁阿姨4月尿血，5月骨疼，剧痛来临时呼天抢地，这时她一定叮嘱家人关严门窗，以免将狂乱之象泄漏。6月20日，市委书记处书记胡立教亲临探望，无意间流露出惋惜，惋惜她的病情被延误。聪明绝顶的丁阿姨在瞬间突然明白了真相，既然生还无望，何必拖延无质量的生命时日？ 丁阿姨办事历来惊天动地，她强行索要水果刀和剪刀，想自行了断。是我父亲藏起了凶器。丁阿姨几度想撑起身躯扑向阳台跳楼，皆因气血弥散无力挪动。数招失灵，她就紧闭双唇拒绝药物和食物，并宣布，除了冰淇淋，什么也不吃。六月暑溽骨疼穿心，冰淇淋能带来片刻的凉意和舒适。从那时起，医生问她，是主观上不想吃还是客观上不能吃。她的回答干脆爽利：“主观上。”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她不再夸耀她曾经有过的得意，不再指挥种种杂务，而是常常一个人跌入沉思。有一天，越剧名旦傅全香来看她，她感慨地说：“老傅，侬的路走对了，我是晚啦！” 傅全香曾在1983年患||乳|腺癌，手术后组建了傅全香艺术研究会，全面开始录音、录像、艺术整理等工作，留下了电视艺术片《梁祝》和《杜十娘》等。躺在病床上的丁阿姨此时十分羡慕，也许，她这时才突然发觉荣誉、官位、光环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唯有文化艺术，才能在历史长河中传承，闪亮，而艺术精神却可以永恒。 人之将尽，其言也善。丁阿姨在生命的最后几日，对家人倾泻了涌上心头的良善和关爱。也许忠厚的惠儿是几个儿女中服侍她最为称心的，也是最尽心的一个，6月的黄昏中，她望望惠儿不无心疼地说：“侬忙着服侍我，瘦了好多。” 在惠儿的一生中，从来只有诟骂和责备，从来只有操劳和付出，在那个什么都缺的时代，物质的获得已属不易，精神的平等她几乎不敢奢望，更别说亲情的关爱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最初是受气包，之后便成为父母病体的拐棍，本分老实的惠儿心眼儿特好。可能是由于太缺乏精神准备了，惠儿对突兀而至的关爱受宠若惊，竟然无言以对。丁阿姨潮乎乎的声音里，言语更加恳挚：“惠儿，我有很多对不起侬的地方！” 一句话催启了惠儿的泪泉，她扑在丁阿姨的身边，边哭边喊：“姆妈，是我不好，是我惹侬生气……”丁阿姨幽幽地叹了口气，一下一下地抚摸着惠儿的头发，脸上呈现出内疚和歉意，眼前的女孩儿养了二十多年了，丁阿姨还从没有正眼好好地看她过一眼，而现在将要没得看了，才发觉这个女儿最让人心疼，丁阿姨的泪珠噗的滚落下来了。她第一次觉得人和人之间，虽然有智慧的高下，有能力的大小，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心眼儿好是最重要的，不会爱自己的人却无私地爱别人爱长辈，可是她爱惠儿吗？丁阿姨心里一软，酸软得像一根提不起来的面条，她多么想再好好活一回，以补偿对这个女儿的爱。然而……丁阿姨伸手从枕下掏出一个金锁片，说：“这只小猪留给小倩倩，留作纪念。”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4）
    小倩倩是惠儿之女，与阿姨生肖相同，比小海的孩子大一点，长期蒙受歧视。惠儿接过锁片和丁阿姨抱在一起，哭作一团。二十多年的怨愤被泪水冲刷了，二十多年的隔阂被泪河带走了，这临终前的真情，让惠儿感受到没有血缘之亲的亲情。 病房的一角，坐着不会说话的父亲，他被眼前的一幕感动，泪水也像瀑布一样流泻。这一幕正是他一生所期盼的。 6月24日丁阿姨昏迷不醒，27日测不到血压，手足冰冷，唯有一丝气息如丝如缕顽强不绝。上海市分管文教的书记曾庆红指示：尽力抢救，催促她亲戚和家人会集。 自丁阿姨查出癌症，我那病歪歪的父亲每天必定要亲自给她喂食，哪怕是象征性的也要喂。1988年6月28日清晨，惠儿端盘，小海的舅妈随后，我父亲压阵，一行人踏入丁阿姨的病房，父老捧着小碗盅，汤碗里是精心调制的鸡汁粥汤，走近床边，俯身低唤：“阿是娥，阿是娥……” 丁阿姨的眼皮微微翕动，似乎有一缕阳光在她的眼皮上翩翩欲飞，不知何处的钟声当当地敲了七下，余音袅袅带走了她眼皮上最后的阳光。我父亲的手陡然松开，碎片纷溅惊恐的泪珠，他抱起丁阿姨嘶哑地嚎啕：“侬为啥不肯再等一歇？……” 丁阿姨永远地走了，带着她诸多的光环走了…… 我父亲用他的笔这样写道：“亲爱的永华：我们四十二年的艺术伴侣今天永别了。我欲喊不能，欲哭无声。你还年轻啊！……” 按理，父亲罹癌在先，似乎当远行丁阿姨之前，现实的残酷是让他们颠了个个儿，丁阿姨走在了先，所以父亲用笔写下了太多的自责和辛酸，仿佛玻璃罩里的丁阿姨把父亲的心也一同带走了。 丁阿姨的追悼会定于7月9日。这之前有不少案头工作，如领导致的悼词、家属致的答词，还有挽联、消息稿等等，均由我起草。我是父亲的长女，又是大报记者，理当效力。但我只是代写、代拟而已，至于答词当由谁去诵读，应由华亭路的子女们商量。我认为潘小海是最合适的人选，从传统的宗族观念上说，他是潘门唯一的正统传人。只是没想到其他子女一齐反对，也许昔日的小海太受宠，太风光，一旦冰山融化，其他子女或浓或淡地泄漏不满，酿造出杯水风波。 7月3日上午，我父亲特地从医院归来，子女媳婿们围坐在老父身边，七嘴八舌地找出各种理由不让潘小海去读。小海也不再吭声。那么谁最合适呢？有人提我的名，立刻群起响应，一片赞同之声。猝不及防，我心慌意乱，我用目光向父亲求救，孰料，老父昏暗的瞳仁里闪出火花，火花中跃动着希冀，殷盼，恳求…… 这怎么可能呢？让一个丁宅的局外人去执行？这些言词仅仅是代言而已。我如何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呼她为母亲？要知道我的母亲至死都未曾原谅丁阿姨。 极度的悲愤像铁锤似的一下一下地砸向我，砸得我清泪长流，无语凝噎…… 父亲终于读懂了我的眼泪。忽然间，他把手放于左胸，那里一定绞痛酸楚。说：“今朝不讨论此事。”…… 7月9日的天气像一团火，只是赤日炎炎丝毫没有影响对丁阿姨的追念，由两千多人自发组成的“拜星族”，把龙华殡仪馆围了个水泄不通，殡仪馆有史以来第一次租光了全部的花圈，吊唁大厅里，重重叠叠挤挤挨挨的花圈落款上可以找见许多尊贵的姓名：江泽民、芮杏文、陈丕显、朱基、巴金、汪道涵、徐寅生、夏征农、谈家祯、俞振飞…… 在会场肃立的有上海市领导曾庆红、胡立教、刘振元、陈沂，文化名人张瑞芳、袁雪芬等。追悼会由市文化局副局长主持告别仪式，市委副秘书长致悼词…… 从民间到官方都给了丁阿姨的追悼会以最高的规格。领导对她的盖棺论定是：“首先是党员，其次是演员”，报章载文言：“人们为什么那么舍不得丁是娥呢？我知道……我们失去了一个为艺术献身、堪称人之师表的精神楷模。” 直至我踏上归程，眼前仍然缭绕着丝丝缕缕的忧伤和怨恼。丁阿姨的去世本与我无关，因为老父，我才从北京南下。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何等不易，连生我养我爱我的父亲，也不能体察我内心永难愈合的创口。父亲祈求的眼神梗在我心尖，像两颗小小的砂石，擦得我生生地疼痛。我尤其没有想到，父亲会希望我列于丁是娥的门墙……返京之后，几度提笔竟不知如何向父亲说清楚我的失态和眼泪。1988年8月8日，一个吉祥的日子，父亲的飞鸿展在我眼前，跳入眼帘的第一句话是： “这一次你来上海纯然是为了我的家事。……” 清爽的和风卷走了所有的焦躁和烦恼。宽厚智慧的老父亲，用“我的家事”划清了我不愿逾越的界限。父亲将心比心，“我们父女的性格有些相似，我们俩都胆小，遇到不如意的事，伤感、悲恨会久久埋在心底”。一语双关，既暗指我难以忘却生母的悲剧，也明言他对丁阿姨遽然谢世的悲痛。又说：“我回家后情绪始终是不能平静，触景生情在所难免。我现在的打算是要控制自己的伤感，使它逐渐淡化……” 父亲的话入情入理，他的言外之意是要我不要过多地沉浸在母亡的伤感中。母亲的关爱燃旺我的痴念。我猜想父亲百年之后，不可能与丁阿姨合茔。因为丁阿姨生前名动天下，殁后几经波折，经政府特批，骨灰得以进入司局级干部安息的革命公墓。父亲不会同意以家属的身份去附骥，那么我能不能争取他和母亲相伴于黄泉呢？母亲玉碎于大夜弥天之时，骨灰盒始终屈居于弟弟家的五斗橱里。 父亲自然明白我的心意。我也提议，到他的老家镇江郊区的葛村去寻觅一处墓地。魂归故里是炎黄子孙的终极目标，那个小小的葛村应该是他的归宿。但数度催促未有回音，他的信里只是淡写一句：“葛村的事慢慢商量。”看起来，父亲对自己的归宿另有安排，那么，母亲呢？虽然母亲早在1978年平反昭雪，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宣读的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名单中有我母亲的名字，但是，我对母亲的死因耿耿于怀，一直想有个更透彻的了解。 一个名字跳了出来：史织，艺名顾咪咪！我母亲的得意弟子。在众多的弟子中她与母亲最为相知。1966年至1970年，革命群众弄来弄去，顾咪咪弄潮于浪尖，未料航道诡险，触礁舟倾，最终导致锒铛入狱。随之，区委调查组进驻，恰恰在进驻当日的凌晨我母亲轰然坠落。 史织在哪里呢？听说她七载缧绁，重获自由后息影舞台，隐失于万丈红尘。几经周折打听到她的下落。1989年赴沪探亲的间隙我叩开了她的家门，顾咪咪依然保留着往昔的俏丽，嗓音甜美。我叫她咪咪阿姐，她的回应是：
    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5）
    “顾咪咪和顾月珍老早一道死掉了！” 寒意逼退了我，一扇薄薄的木门板隔开了我们，我不能不惊讶岁月刻刀的残忍。( 往事如烟：《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  ./3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