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 18 部分阅读

    万劫不复的深渊，使陈荣兰顶上“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革命样板戏”的特大罪状。在丁阿姨的周围，我很敬佩陈荣兰。一个女人要做到笼住丁是娥这样的艺界精英，又要把自己所管辖的团办成几进北京的样板团，还要从艺术上的一窍不通到无所不精的行家里手，谈何容易！更难得的是始终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坚强无畏。然而，上苍似乎没有给好人以平安，她被“解放”之后，在骑车去开会的路上，毫无征兆地消失于一次车祸中。命乎？运乎？呜呼哀哉！ 应该责怪丁是娥阿姨吗？说到底丁阿姨仅仅是为了自救。这种笨拙的自救方式纯粹是为了转移矛头。如果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到陈荣兰身上了，那个“万炮齐轰”不就会少掉一半火力？因为运动总是要有对象，有人整人，有人被整。丁是娥原以为被整的会是当权者，可从乡下回来，她发现自己成了被党支部抛出来转移目标的对象。人在某种时候只求生存，既然你不仁，我也不义。丁阿姨也有她的致命弱点，她是那种离开了鲜花和荣誉就很难活下去的女人，有太强的虚荣心，所以也最害怕忍受孤独，最害怕被孤立。丁是娥困兽犹斗，总希望突发奇兵冲出重围。她一直是我行我素，敢说敢作的高人。 这一次能救出她自己来吗？ 不。在那个失控的十年，她熬了整整八年，直至1973年9月才重获人民的身份，却仍未恢复组织生活。她一边是诚惶诚恐地喜获解放，一边又战战兢兢地投身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中去，非常积极地追随第一期轻骑队下乡。在公社、田头、海滩边演唱，和《追猪苗》剧组深入奉贤乡村牧场体验养猪生活。偶尔遇到老朋友射出真心的关爱：“老丁，你一定受了很多苦。”她会赶紧打断对方的话头：“没有没有，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太有必要了，我简直是重生，得到了新生。” 我的丁阿姨确实“新生”了，她像凤凰涅。1977年1月8日，上海沪剧团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丁是娥主动请缨，选择了难度极高的《赋子板》，唱《鸡毛飞上天》中的“从前有个小姑娘”唱段，共有八十八句。停了十年的嗓子初试失利，吐字和嗓音都沉湎于哽咽的干涩之中。1960年，这个戏的成功曾使丁是娥在编演现代戏上登上了一座高峰，也使她在唱腔设计上登上一座高峰。这一出根据建襄民办小学教师吴佩芳的先进事迹编写的现代戏，刘少奇主席看过，周恩来总理也看过，他们都给予肯定，总理称赞它“刮刮叫”。什么叫“刮刮叫”？这就表明周总理是丁是娥的艺术知音，是襄助她事业发展的“贵人”，周总理的仙逝怎能不让她伤心？热泪一串串，一上台就失去控制。有人说她再也回不到十年前了，丁阿姨沮丧极了。父亲劝丁阿姨别着急，他认为难度固然是一个问题，十年未登的高难度唱腔一下子要上去是不容易，但心里极度的悲伤也是原因之一。他鼓励她抛开闲言碎语，拂去冷雪冰霜，一次次调整心态，一回回冲上聚光灯的中央。也许心灵力量是最伟大的，丁阿姨有我父亲这样一个家庭艺术指导与心灵牧师，真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气——父亲把自己“化”在丁阿姨的成功里了。这是牺牲，但父亲并不这样认为。他把丁阿姨看得比自己重，把她的成功看得比自己成功更高兴。就这样，共过患难的夫妻有了心心相印的默契。丁阿姨经过几度调整，终于找回了从前的感觉，再度唱红上海滩，电台录音，电视录像，街头巷尾传唱“从前有个小姑娘”。 1978年8月，丁是娥出任上海沪剧团团长。作为演员，她刻意驰骋于红氍毹，作为一团之长，她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已经五秩晋五，观众的怀旧是暂时的，喜新厌旧是铁的规律。1980年2月，电视里播放着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当播到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时，解洪元丢下饭碗，拍起手来，紧接着劈劈啪啪的鼓掌声在饭桌上响成了一片。话题自然而然地引向了《芦荡火种》。春风又绿江南岸，应是“芦荡又绿，火种重燃”了吧？丁阿姨一激动就提出重演阿庆嫂。等到她提出，剧团的同仁问：“侬的身体来事（行）勿？”这一年，丁阿姨连动两次大手术，恢复不好，刀疤还在隐隐作痛。万一用力用得刀疤爆裂？但丁阿姨想做的事谁也挡不住。后来连医生都说可以一试时，就别提有多开心了。剧组成立了，基本上是二十年前的原班人马。
    第17章 乱云笼日黯神州（5）
    说“基本上”，其实也就是缺了饰演县委书记陈天民的解洪元。这时，我父亲查出喉癌要进行手术。但父亲也被这件事鼓舞着，执拗地要求医生推迟手术日期，坚持到排练场当艺术顾问。 癌病是无情的，当全剧进入内部排练时，父亲被勒令住院，切除声带，改道气管，何况还不知道是否已经扩散，吉凶未卜。4月8日是《芦荡火种》正式公演的日子，丁阿姨奔波在剧场与医院之间，辛苦可想而知。但就在临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丁是娥在后台化妆，接到解洪元从医院带出来的一张字条： “你明天无论如何不要到医院来……你只要把戏唱好，我就安心了。” 丁阿姨的眼泪夺眶而出，从上过油彩的脸上落下，哗啦啦，止也止不住，她是真心感动，并也真的是不放心动大手术的我父亲，她让弟妹们转告：“我今晚一定把戏唱好，明晨不去探望。” 患难见真情，彼此多了一份相知。丁是娥人前人后开始对解洪元有了一份尊重，彼此都清楚对方最希望的是什么。丁阿姨夜戏散场后，虽然静卧在床，但却是睁着眼睛到天明，听着时钟滴答滴答一分一秒地走着，她恨“时间像乌龟一样爬行”，人没有去，可心去了医院。说起来，丁阿姨也不容易，她的创口时时要作祟，常常有人钦佩她“捧着肚子唱戏”，有一份常人没有的坚强。丁是娥说过：有爱的地方才有事业。演员热爱艺术，要像爱情人那样去爱，倾其一生之爱，这艺术才能化为事业，这事业才会有辉煌。 幸好父亲的喉癌没有扩散，但他从此被癌魔夺去了声音。一个演员，曾经拥有得天独厚的铜喉金嗓，曾经创立了黄钟大吕般荡气回肠的解派唱腔，可是现实却要让他失声，连说话都只能发出气声，永远地与舞台无缘了。他还能做什么呢？就像他对丁阿姨说的那样，我就做她的后盾吧。支持丁是娥把工作做好，把戏唱好。 1981年丁是娥力排众议，推出再现金嗓子周璇遭际的新戏《一个明星的遭遇》，并众星拱月地捧出了十九岁的新人茅善玉，新的西装旗袍戏，新一代的金嗓子，瞬间走红浦江两岸。翌年五集沪剧电视连续剧《璇子》问世，开创了沪剧电视连续剧的先河，并于1984年摘取了全国最佳戏曲电视连续剧“金鹰奖”的桂冠。茅善玉与越剧茅威涛并称“江南二茅”…… 1982年9月，建立上海沪剧院，丁出任第一任院长。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丁是娥主持排演《野马》（根据同名评剧改编），剧情为后进青工在团支部的帮助下由“野马”转化为“骏马”。丁阿姨扮演青工之母。戏公演后，一些失足青年仰慕丁是娥，给她写信求助，其中有个丁伟，失足后觅不见立足之地，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丁是娥接信后带着《野马》的主演一起去探望，并帮助他联系了红锋五金电料商店，使丁伟逐渐走上正路，成家立业。这样的事有很多，广为传播，使丁阿姨在舞台逐渐退隐之时，在社会上重新找到了自我，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她学会了遵循社会的意志，去做许多有益于公众的事，努力去影响社会风尚。 也许台上与台下原本没有太大的差别，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丁是娥复出后重名轻利，她把补发的“文革”中的两万多元工资拿一半交了党费。她公私分明，动用公家车辆，车资从工资里扣除；担任各种评委，一概谢绝礼品；连最宠爱的小孙子去电视剧拍摄现场看她，旁人塞给孩子一袋橘子汁，她也立即索回，把自己的一袋给了孙子；她的女婿唐祖光工伤失明，她对工厂的领导表示，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愈后保持面容端正。一桩桩一件件，涅后的丁阿姨竭力地重塑自己，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和家人，把做人和做戏和谐地拧到一起，力求成为沪剧界乃至全社会的一面熠熠生辉的旗帜。 丁阿姨真是一只凤凰么？我记起有人背后送给她的一个绰号：假人头。丁阿姨的真真假假，连我也迷蒙不辨了。
    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1）
    在那狂暴的年代，整个沪剧界被批斗的人群中，有两个宁死不屈的人：一个是人民沪剧团的原党支部书记陈荣兰，另一个是努力沪剧团的原团长、我母亲顾月珍。 1970年1月12日，我还在北京房山县南如公社的人民日报农场劳动，突然接到一份加急电报和长途电话，告知母亲病危催我速归。我火速坐上了南下的列车，在卧铺上翻滚，心事灼烫了被单，只得蹭下窄梯，按下折凳，从窗缝中偷吸凛冽的寒风。窗外是漆黑的夜，紧追不舍，有时举近一簇灯火，又迅捷移走。往事如夜，坠弯了我的心弦。1965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每年有一次探亲假。假期回家我总是感觉到母亲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究竟是什么呢？我只能从弟弟的嘴里和母亲的语言碎屑里略知一二。作为母亲唯一的女儿，总希望能给她减轻点什么。可是能做什么呢？母亲不就是想演现代戏革命戏吗，那又何错之有呢？六十年代初，母亲把上海革命烈士茅丽英的事迹改编成《龙华塔下》，稍后又把老舍的《全家福》改编成现代戏《破镜重圆》，以歌颂人民警察。老舍先生支持母亲改编，回信中说：“祝贺你们演出成功。”上海市文化局还组织了文艺界观摩演出。顾月珍自解放初就坚持演现代戏革命戏，成为市文化局推动戏曲革命的一面红旗；市文化局和剧协领导的表扬又坚固了她的精神支柱。《上海戏剧》刊出剧评家龚义江的文章《可贵的责任感》，文中说：“这戏的演出正当沪剧‘西装旗袍戏’风行之际……顾月珍说‘文艺工作者是党的宣传员，我们不能忘掉自己的责任’。于是提出了上演现代剧的要求，并提出了这样一个歌颂新社会的剧本。”（指《破镜重圆》）作者列举了顾月珍所上演的一串现代戏剧目，而后又说：“这些戏的演出过程，同时也往往就是她与各种对现代剧的非难，和演出现代剧主客观所存在的各种困难的斗争过程……” 我深深感谢作者，感谢作者对母亲这种单一追求的了解与理解。六十年代中期，母亲与她的直接上司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有了分歧，有了磨擦。我只有隐隐的感觉，但是我一直弄不清分歧的症结是什么。在现实里，中央也是依据下面的情况在不断地调整方针与政策，有经验的干部对上会有许多对策，东风东走，西风西走，从不自作主张固定于一个方向。而我的母亲却只会认准一个方向，一条道走到底。按孙绍策的话说“她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而孙绍策则反之，我亲历过他的那种不简单。 那是我上大学的第二年暑假。我迷恋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通过坟墓，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书中的这句名言叩开了我的心扉，催长了“生而平等”和“平等对话”的愿望；同时，又借了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带回家躲在客厅的套间里看得昏昏沉沉。母亲居家养病，孙绍策是常客，他一来就在客厅里说革命大道理，滔滔不绝一套又一套。我凭直觉厌烦这种口若悬河旁若无人的狂傲，但他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是母亲的上级，母亲对他惟命是从，并欣赏他的口才与干才。 那一天，他走了进来，由于没有准备，我下意识地起立，慌慌地把书藏于背后，他只远远地一瞥就报出了书名：“你在看《呼啸山庄》，喜欢勃朗特姐妹的书吗？”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孙绍策其貌不扬，头上有癞疤，举止不雅，言语中略带几分痞气。没想到目光竟如此锐利，我不由闪出几丝惊惧，几丝钦佩，脸像窗外的彤云噗的飞红一片。大学里还未开欧洲文学史课，小说是从高班同学那里借来的，据说任课老师对这一对姐妹持批判态度，书自然不能乱看。我从上海去北京，和工农学生及调干生相处，娇骄二气就成了我的辫子，“上海小姐”也成了我的帽子，看这种书若是让学生党支部知道，那便会成为“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走白专道路”的榜样。所以孙部长能一眼洞穿令我心惊肉跳，唯恐他去告诉母亲，把这书当作黄|色小说抓了，那才是大事不好，我惴惴地说：“侬不会告诉我母亲吧？” 哪知他拖过一把椅子稳稳坐定，欣赏我的窘态，唇边荡开得意之花，微微压低嗓音：“怎么会呢？她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只知道人生三件事：入党，进国营，演戏给毛主席看。” 他说的是事实，但以一种揶揄的口吻说直让我有些受不了。我猛地甩出一句话，自以为是一发炮弹：“您怎么知道勃朗特姐妹？您一定看过她们的书！” 孰料，他笑声琅琅，洞若观火：“最高学府的大学生，你别挑理。共产党人要批判旧世界，就要了解旧世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说是不是？” 我不能容忍他言词中嘲谑的外壳，却欣然接受那些坚实的内核。有人说过他的一则轶闻，说他在香烟壳子上写几个字，就能上台口若悬河地说上半天，台下的人不瞌睡，不溜号，还报以热烈的掌声。大约是我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赞叹，他的笑容便柔和起来，他站起身，取出夹在腋下的一个纸包，小心翼翼地放于桌上，解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报纸，是一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早听说你爱看书，给你带来了一本。”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本泛黄的旧书。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抬头望着他，他读懂了我的目光，轻轻解释：“知道《金瓶梅》吧？这是外国的《金瓶梅》。比《金瓶梅》还《金瓶梅》。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可以看看，一星期后还我。” 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小说里的爱情描写都被视为非礼，《金瓶梅》只是听说过，说里头有直露的黄|色描写，这个外国的《金瓶梅》会是怎样呢？在一个求知欲甚旺的年龄里，我哪里受得住这种好奇的刺激，但又绝对要背着母亲看，就从烟纸店里买来一张牛皮纸，把书皮和扉页都严严实实地包了进去，折叠出四只坚固的小角。于是十九岁的女孩进入了另一个阅读世界，自然辨不清xing爱与se情的差别，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中国古文化的雅洁，从小敬佩母亲出污泥而不染的守身如玉，所以随着阅读的深入，东方的正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彻底地打了一架，打得我心慌意乱，晕头转向。一个星期后，孙部长来了。我乘他一个人在客厅的时候把书还给了他。他看见新包的书皮，嘴角翘出一丝微笑，带着善意，带着戏谑，兴致勃勃地问：“好看吗？” 我凭直觉不敢承认，如一头小牛顶起了尖尖的角：“不好看，不好看。” 我的怒气像玻璃碎屑扬入了他的脖颈，他抽了一口气，抬起眼，明显地射出诧异和不满，反问：“你是不是北大的？……”
    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2）
    此时母亲轻柔的脚步声截断了他的话头，他迅捷地把书装入公文包里。朝我挤挤眼睛，努努嘴角，示意停止这个话题。 母亲进来了，他转向她，出言平和而又亲切：“身体好些吗？” 母亲依稀听见我们在谈书，就说：“你们在讲读书，是吧？我是想请侬给阿波囡介绍点好书，好帮助她进步。” “是呀，是呀！”孙部长搭起了顺板，频频颔首，口生莲花：“大学生要读点哲学，虽然难一点，但不能不读。《共产党宣言》是必读的课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说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洋洋洒洒一发而不可收。听得母亲心悦诚服，荡出一圈一圈的敬佩之情。听得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堂堂的共产党区委宣传部长，当面撒谎，面不改色心不跳，这个语言的转折转出一个人的两面，年轻的我，不知哪一面是他真正的面目。我的脑子里像是塞进了一团乱麻，茫然无序，我只好快快地逃离了客厅，只觉得孙绍策的目光像一支利箭，嗖地扎入我的后背，激起我的剧烈的疼痛，我不明白为何借给我这样的书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八十年代以后也曾忽禁忽放几起几落，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坦然面对这样的书，可那是六十年代啊，能说明他思想的解放吗？ 另一件事同样让我心惊。那是1963年，母亲在拖拉机厂体验生活时晕厥，她还一直坚持修改《永不退色的红旗》的剧本。她总是痴痴地想，要带上一部好戏上北京，演给毛主席看。她的愿望单纯得像一个稚童。但这个时候母亲所处的小环境已大不如前了。那个曾是常客的孙绍策部长已绝迹我家，剧团党支部书记经过团长的门而不屑入内，母亲早已成为孤家寡人了。在努力沪剧团内部和区里，她就像那个不自量力的堂吉诃德，自编自导自演《永不退色的红旗》。虽然有市里领导的支持、报界的支持，但票房不佳，少有收益，连何慢伯伯都说“艺术上不成熟”。我隐隐感到母亲与孙绍策之间有了问题，从表面上说，孙绍策要随着政治的风向转，票房与政治兼顾，而母亲只有一条道。但还会有别的什么隐情么？ 暑假我回家，发现母亲的房间里多了一样东西：一台苏联产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弟弟说是父亲拿来的，给病中的母亲解闷。解什么“闷”？我的母亲心中有闷么？我真的不清楚。晚上我和母亲一床睡，弟弟突然悄悄说：“阿姐，半夜里侬要照顾姆妈。”我追问其故，弟弟只是重复，一再叮嘱。我自小嗜睡，头挨枕头即酣然入睡。上大学晚自习后入寝，手指头一边还在肚子上画英文单词，一边大脑就已沉入梦乡。弟弟反复强调的话让我忐忑不安，上床后我极力支撑眼皮，盯着母亲倒水服药，甚至听她鼻息均匀，才睡过去。 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在梦中被人追赶遭遇凶险，吓醒，摸过闹钟一看才凌晨两点，再摸身边空空荡荡，母亲呢？拉亮电灯，凉席上只有一条凌乱的单被。我下床撩开落地窗帘，大阳台上也空无一人。我转出卧室，客厅里黑黝黝，只有弟弟轻微的鼻息声。我拉亮卫生间的灯，白晃晃的瓷砖表情冷漠，再移步厨房，正想开灯，眼角瞥见一个侧影，蓦然间冷僵了我的手。厨房接一个后阳台，底下是公寓的内天井。那里隐隐约约有个站立的身影。我敛声屏气滑入厨房，生怕惊扰了我的母亲。她笼在月白色的睡袍里，如水的月光下她似乎比雪还白，比云还轻，仿佛只要一阵风，就会飘然而去。我轻声低唤母亲，她徐徐回首，月色里，一串泪珠，一粒一粒，闪出斑驳陆离的绛紫色。怎么会有这样的眼泪？我至今都不明白。接着她伸起双臂，像一只小鸟张开翅膀，吓得我抢步上前，一把抱住她的腰问：“姆妈，侬要做啥？” 久久，她才放下双臂。我问她为啥来后阳台，她幽幽地说：“前阳台临马路，来来往往有路人，影响不好，后阳台下面是天井，不会吵别人。” 我把母亲扶回房间，倒一杯水，劝她再加一次安眠药。母亲半靠在床上，眼睛半闭半睁，脸上浮动着惊恐与气恼。当我把杯子递到她唇边，她轻轻捏住我的手，说出了一句令我心惊肉跳的话： “阿波囡，我将来不是自杀就是发疯！” 一激灵，我手中的一杯水全覆在薄被上了。换被，倒水，我再次把水杯送到母亲嘴边，她又冒出一句怪言：“不给我唱，我到马路上去唱，一个人唱，看看有没有人听。” 是呓语还是心声？我无法分辨。我强迫她吞下两片安眠药，扶她躺平，循着昏黄的灯光，俯下身来寻着那素来幽香鲜丽的双唇，给她一个长长的热吻，希望能化解她内心的不安。就在这俯身之际，我看见了母亲衰老了，仿佛在一瞬间夺走了母亲原有的明丽与光鲜。双唇不再鲜润，两颊不再饱满，发间闪出星星点点的白霜。 母亲怎么啦？母亲才四十又三啊！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团内正在批判她的“左倾盲动主义”、“教条主义”、“空头主义”，从演现代戏一直到否定她的《赵一曼》为止。这么多的帽子如泰山压顶，我可怜的母亲那柔弱的双肩如何扛得动？可是又有谁能帮得了她？母亲的执著使长宁区委某些领导的意志不能顺利贯彻，从恼她到烦她，使她成了一节嚼过的甘蔗，一块有棱有角的绊脚石。孙绍策没说错，母亲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她不懂政治，更不懂在政治家那里传统戏与现代戏只是两只棋子，经常要随风而动，强调传统的承传没有错，偏重于反映现代也没有错，一样都是需要。只是单纯的顾月珍心里只有纯之又纯的感情，《白毛女》是她的初恋，现代戏是她永远的情人，一个心眼死心塌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是整一个时代的单纯啊！有一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像母亲这样的旧艺人，旧社会里只知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时代变了人也变，但母亲的单纯是不会变来变去的。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可笑，人生哪能把想见一个遥远的陌生人作为目标？哪能为捍卫一条路线当作行为的准则？上个世纪属于政治，这个世纪属于经济，这就是潮流和世风。我这个当初的青年，以为支持了母亲就是支持了革命。我曾给上海市监委写过一封信，结果是使母亲本来就不平静的日子更添一层霜。但是她从不说，只有弟弟揪心的责问：“阿姐，你为什么要写信？” 为什么？我以为可以帮助我那无助的母亲！我以为可以相信组织，但哪里知道“组织”会把信一级转一级，直至转到母亲的顶头上司那里，结果“上级”还以为是母亲唆使我写的。我望着服药后渐渐安静的母亲，泪如泉涌。母亲的眼帘徐徐地合上了，然而在眼角又淌出一条泪的小溪，我用手绢去擦，发现母亲的嘴唇在翕动，把耳朵凑近她的唇边，听见了含含混混却又清清楚楚的几个字：
    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3）
    “孙绍策不是人！不是人！……” 字音轻微，吐出的憎恨怨毒丝丝缕缕布满了整个卧室，是我从小到大从未感受过的沉重和悲怆。我睡意全消，关闭了灯，让母亲安睡。我想，我的母亲可是从来不会仇恨一个人的啊！三年前的旧事重又浮现，孙绍策为何要给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看外国的《金瓶梅》呢？寒意像一条长虫蹿上了我的后脊，从头到脚的冰凉，全身打战…… 1965年我已分配在人民日报社工作，那一年我和小程结婚了。母亲说等过了年以后携弟弟北上为我补办仪式。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突然收到上海寄出的一张高额汇款单：一千五百元。母亲在汇款人留言中写下了祝福。母亲来不了北京了。她成了执行文艺黑线的代表。弟弟信中说家被抄过了，仅存的三两黄金也被抄走了，客厅被封了，母子俩窝居在一间卧室里。收下吧，按当时的革命形势，就是与母亲划不清界线；若退回去，那便作成了母亲转移财产的罪名。我真害怕连累了“根正苗红”的小程，可是他却说，如果还没有结婚，或许会重新考虑，但此时已成为连理枝比翼鸟，就要共患难。这时他还在北外学习，借着大串联他溜到上海，把一千五百元放到母亲掌心里。 不是去划清界线吗？可到了那里，小程忍不住天天去陪她。站在母亲面前的是一个瘦瘦小小的看上去一风都能吹倒的单薄的男孩，但也许心灵的力量与体魄无关，勇敢的关爱是灵魂最不堪重负时候的阳光和希望。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被国家培养了二十年的北大高材生，第一次运用自己的才学不是为建设服务，而是帮助岳母写检查，字斟句酌地想如何能够过关。能够过关吗？不能。“检查”写得再好，也只是检查而已。灵魂触及得再深，造反派也不会认可，大势如此。个人，充其量只是烈日底下的一滴水。试想，一个堂吉诃德能阻止风车的狂转吗？离别时，母亲亲手替小程穿上了一件簇簇新的中山装，无限依恋地对这个依然是一身乡土气的山西女婿说：“侬真好。” 事后才知道，小程去时，家里已一贫如洗，劫后余存的只有弟弟裤兜里的十元钱和母亲钱夹里的四角钱。我如何能想到本想与母亲划清界线的一千五百元竟成了母亲和弟弟的活命钱。 钱啊钱，到底有什么用？旧社会演戏为谋生，为攒钱，有钱就有安全。新社会，母亲演戏为养团，几乎散尽了所有的积蓄，哪知道维持生命依然离不开钱！ 那个年代，“左”不但是时髦，更是空气，并或多或少地溶解于每个人的血液里。“文化大革命”之初，我母亲依然像个不谙世事的学生那样单纯，党支部开会，她问：“运动了，要整人了，整啥人，能告诉我吗？我也是党员么。”几天后，她才发现所有矛头对准的是她。1966年我为了帮助母亲，寄了一张大字报给努力沪剧团，以为是帮助了挚爱革命戏的母亲，但哪知我的大字报在努力沪剧团贴出不久，我们报社就收到了一叠大字报，揭发我保母亲顾月珍。大字报布满了报社一条走廊两边的粉墙，使我瞬间出了“名”。接着，我从革命青年的队伍里被“清”走了，先是去给大串联的学生当火头军，后来便是优先走“五七”道路，下乡下农场。我曾借出差的机会回上海，每天望着母亲带着耻辱，带着创伤，带着欲哭无泪的悲恸回家。我殷勤地帮她宽衣、洗漱、服安眠药，看她依稀睡去。我多么想，多么想用头颅去叩击巨大的风车，然而那满墙满院的大字报挤压出我灵魂深处的胆怯，我不敢过问母亲身处的逆境，唯恐一旦触及引出她更大的伤痛。其实“引出”才是对的，发泄和倾诉虽然改变不了母亲的处境，却是能通过沟通减轻心灵重负，能帮助她抗住外部世界的高压，坚持到狂飙逝去的一天。 出差总有归期，我要回京了，分手时母亲轻轻地抚摸我的肩头，问我：“侬工作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吗？” 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点点头。 母亲又问：“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吗？” 我思绪纷乱，三言两语如何说得清这一切，我又稀里糊涂地点点头。 孰料母亲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苍白的两颊升起两朵红云，枯涩的双眼渐渐闪出曾经是那样熟悉的熠熠光彩。她的话清澈如泉情浓似酒：“阿波囡，侬要记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就是顶大顶大的幸福！” 母亲的目光凝视着远方，像是穿透了浓雾密障，看见了北京城，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傻了，我呆了，打死我我也想不出母亲会这样理解“幸福”，要知道，她每天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日日处于被批斗的泥淖，依然不忘一生所求的三大愿望。我的眼泪哗哗地下来了，我分不清是为母亲还是为自己…… 回到北京，我也因借出差回家探视母亲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为了表明革命立场和洗刷自己的清白，我卡断了对母亲和弟弟的供养，甚至中断了平安家书。我能原谅自己吗？不能！此后便成了我永远的一块心病，良知总是在我灵魂安宁的时日来啮噬我。 但血浓于水的亲情能像一根木头那样折断吗？不，永远不会。亲情像藕，哪怕是被快刀一刀切断了，依然丝连着丝，丝丝缕缕的根存在于血液里。1969年严冬弟弟来信，说家中已无可典当，无钱购买御寒的衣服。若非山穷水尽弟弟不会告急。这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速速寄上一百元，至于“界线”“立场”，统统见鬼去吧！很快弟弟来信告诉我，母亲穿上了新买的棉毛衫裤。我的泪水长流，我的心永远疼痛，我自责自己的自私，自责自己的懦弱，我总想弥补，弥补对母亲的亏欠。忽然间一纸电报“母亲病危……” 1月14日下午5点上海火车站，暮色苍茫中，弟弟的身边站着父亲，伛偻，萎黄，几近槁木，昔日的风采已荡然无存。我强压酸楚，急急要求直接去医院看母亲。他们一齐缓缓地说：“天黑了，回家放了行李再去。”我说：“我没有行李，随身只一个小包，先去吧。”他们又说：“探视时间已过。”还是执拗地拉我回家。 我看看弟弟再看看父亲，两张麻木的脸，像木偶，像演布袋戏，甚至说话的声音都那么虚虚的。等走进石门二路卡德公寓402室的顾宅，弟弟的泪珠一串串落下，劈劈啪啪砸向地板，爆裂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姆妈死了……” 我晕眩，我痴傻，我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见弟弟的嘴唇在翕动，弟弟吐出的声音纠结成一团团一球球惨白的冰雾，砸下来冻僵了我的心，冻结了我的泪。我冷，我怕，我战栗，白茫茫大脑一片空白。不知为何，父亲和弟弟陪我走向熟悉的厨房，推开通向后阳台的小门，弟弟指着一只小板凳，涕泗滂沱，絮絮叨叨，我恍然明白，这张小板凳是母亲在人间最后的立足点。天下之大，能容下的只有……一只铁手捏碎了我冻僵的心脏，一片片，一星星，像冰屑撒落，我踩上板凳，猛推开窗户，尖利的北风像死神张开黑色的斗篷，四只胳膊紧紧地抱住我，把我拖离那个家。
    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4）
    那个冰冷的家，破碎的家，悲恸的家。在此后的岁月里，我曾几度回沪，徘徊于卡德公寓402室对面的林荫道，眺望那熟悉的阳台和窗户，久久不忍离去，也不敢上楼，我没有勇气踏入那个套房，再推开那扇通向后阳台的门，去捡拾撒落一地的红红的心脏的碎片。我自觉愧对母亲，只能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苟活下去。第二天，父亲带着我们同去长征医院的太平间，我机械地挪动脚步，身边还有个小姑娘搀扶着我，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是谁，黑黝黝的太平间冰冷，抑不住的惨淡，像尘封的蛛网布满了空间。一个抽屉缓缓拉出，像一团迷雾渐渐靠近，我拨不开眼前的朦胧，父亲的声音浑浊嘶哑：“侬晓得啥人来看侬，阿波囡从北京回来了……” 一道闪电击中我的头颅，我倒在铁抽屉上，看见了我母亲干枯昏晦的面庞，那半合的眼角处有一粒泪珠的晶莹，那微启的双唇间，依然闪出几颗洁白的贝齿。茫茫的虚空里，浮现出黑人牙膏的古老广告，那戴着高筒礼帽的黑人，露出晶亮的牙齿，在微笑，苦笑，狞笑……母亲，你是一支被挤扁挤干的黑人牙膏！ 我弯下去，脸对脸地贴着母亲，冰冷；我摸摸母亲的纤手，冰冷。冷啊，怎么可以这么冰冷？我木木地解开棉袄的衣扣，笨笨地褪去一只袖子，我希冀以我的体温温暖我的母亲，我希望和我的母亲合为一体！母亲，我要你回来！请你回来一次，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弥补作为一个女儿的责任！我爱你，我们都需要你，我要…… 父亲和弟弟见我举止失常，便寸步不离。弟弟也迷迷糊糊，张口闭口都是母亲生前的琐事，我睁眼闭眼全是母亲生前的模样…… 母亲说过：“阿波囡，我将来不是自杀就是发疯！”母亲走了第一条路，年方四十九岁。 为什么？为什么？母亲错以为“文化大革命”会像历次运动一样，支持自己唱革命戏做革命人，自认为解放以后一直是紧跟正确路线，在逆境中坚守，在苦难中抗争，忍受带血的皮带，忍受长夜无归的检查，忍受冰天雪地里倾倒粪桶，差一点滑进粪坑的折磨……这么柔弱的病歪歪的母亲却从不低头，拒不承认反党。 1月16日，母亲将在宝兴路火葬场化为一缕轻烟，送行的只有父亲、弟弟和我。剧团掌权者发来一纸通知：自杀叛党！想给母亲换一套衣服，不允；想戴一朵白花，不允；想挑一只精致的骨灰盒，不允！ 不允！不允！不允！小车推出来，我抚摸着冰冷的车沿，寒意即刻浸透全身，钳住了泪，锁住了口，颤抖了双腿，只剩下精疲力竭的躯壳，只剩下反反复复( 往事如烟：《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  ./3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