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 15 部分阅读

    眼睛，去看政治运动如何可以变成戏文。这一次努力沪剧团政治上表现进步，票房也不俗，喜获政治艺术双丰收。 上海滩上的剧团见演时政剧能够赢利，立刻纷纷仿效。中国人喜欢一窝蜂，大家仓促上阵，浅薄简单，政治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努力”相继推出的《美人计》、《兄弟姐妹》等，业务每况愈下，最后落得台上千军万马，台下小猫三只四只。努力沪剧团重陷困境。 身为演出部主任兼总务的孔嘉宾提出能否重演老戏，遭顾团长一口回绝。孔嘉宾隔三差五地磨缠，私底下找人帮忙整理出戏本，终于以一出《阿必大回娘家》突出票房的重围。顾团长连连超负荷运转，出现低烧，咳嗽，眩晕，病势日沉，几次因病辍演。但哪怕是病着，她心里依然惦着一件事：女英雄赵一曼！一年前的9月21日，上海市戏曲研究班结业典礼后，放映电影《赵一曼》。那是东北电影厂为“七七事变”十三周年而拍摄，在全国各大城市献演。大幅广告上，赵一曼于飘拂的红旗前昂首举枪高呼口号前进，黑白分明的大字是： “赵一曼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工作、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妇女工作者的楷模，女同胞的光荣。” 顾月珍被女英雄打动了，被女英雄吸引住了：原来一个女人的一生可以这样壮丽，这样轰轰烈烈！这使她一次又一次走进美琪电影院，一遍又一遍地欣赏观看。赵一曼似乎唤醒了沉寂于一个脆弱女性心底的英雄主义激|情，她看到了女性自强不息、勇于献身的精神，希望把它改编成沪剧，并由自己来出演这个可歌可泣的人物。她的想法很简单，女英雄既然能感动自己，同样也可以通过自己去感动、唤醒更多的女性。 如果说，过去从艺是为了生活，为了脱困，那么，经过《赵一曼》的洗礼，平实的现实生活就融进了一种精神，一种为了什么而献身的精神。原来人生自懂事就开始了一生的寻寻觅觅，寻觅什么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寻找一种生活，一种让自己过得舒畅的日子，其实是寻找一种生存的理由，一种内在的精神。而她的这种精神支柱以前是“举眉齐案、白头偕老”的人生——她与他风雨同舟共创沪剧艺术的“天下”，看起来，他主外，她主内，相得益彰，而实际上解洪元一直没有给她精神上的平等，他的那种一手拥妻一手怀抱情人的想法从属于封建礼教——也即女人永远是男人的附庸，需要时是名牌西装口袋里的一块手绢，不需要时便成了男人身上的一颗肿瘤，随时都希望通过手术把它除去。表面上看，他出于关爱，把病妻养于深院，而实际上他觉得顶真的妻子简直成了一个麻烦。试想，一个被医生诊断为不得重登舞台的人还有什么资本去角逐艺术生命的华彩乐章呢？ 可是父亲有所不知，母亲是那种视艺术为生命的人，艺术生命与自然生命共存亡。她宁愿倒在舞台上同时结束两个生命，也不愿意放弃艺术而只维持肉体的躯壳。我想这便是母亲的宿命吧。如果没有共产党，母亲一定像千千万万个旧时代的女性那样，父亲让她放弃她就放弃了，让她离开舞台就离开了，然后默默地相夫教子抱残守缺终身。她的幸运是共产党给了她力量，给了她重返舞台的机会，让她看到了女人可以脱离男人而独立平等，一样可以顶天立地，自强不息。党是亲娘是支柱是力量的源泉，她要把自己交给党献给党，这是真心实意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与勉强。所以她执意要演赵一曼。 然而当她把这个想法与孔嘉宾商量时，孔嘉宾是一脸的惊讶，脱口说：“阿月珍，侬不要吓我？” 当她与编剧白沉探讨时，白沉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既不想得罪团长，也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自然也不肯捉笔代刀。 她求助于文化局。共产党干部从不泼她冷水，却也没有明确的态度，总是不置可否地劝她，再等一等，再研究研究。 她想，等到何年何月才是了啊？希望在夏雨中蒸腾，在冰河下潺流，又像一江春水奔泻……顾月珍悄悄地搜集赵一曼的资料，在心底里一次次地描摹赵一曼的形象。 1952年秋冬，沪剧《罗汉钱》、《白毛女》北上京华，载誉归来，重新撩动起顾月珍搬演《赵一曼》的愿望。剧评家大阿福叶峰倾吐了圈内圈外的议论：沪剧观众看惯了夫妻婆媳、柴米油盐，会喜欢革命女英雄的戏吗？演这样的戏要求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地方戏、小剧团有这样的政治水平吗？不是共产党员出演优秀的共产党员，行吗？其实大阿福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他真正担心的是由身体单薄的顾月珍来演会不会担当丑化和歪曲共产党员的罪名？而顾月珍想，环顾戏曲舞台，从未见有共产党员的形象亮相，这既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冒险，但也正是基于此她才有机会。 她想将来这个舞台上一定会出现共产党员的，努力沪剧团一直以关注生活、表现当代、追随革命为宗旨，夏衍也曾拨冗来看过她演的劳动人民，有褒扬，也有改进之方。那么既然可以搬演别的电影如《姑娘的爱》和《田菊花》等，为什么就不可以搬演《赵一曼》呢？她深信自己既然可以把劳动妇女演像，也一定可以把女英雄演像。 这个时候，有一位共产党员，上海市文化局戏曲科科长何慢迈进了大同戏院的后台，成了她的精神台柱。那天，日场刚散，后台戏谑说笑嘈杂纷乱，何慢敲开顾月珍化妆室的门，珊珊把科长迎了进来。他见顾月珍正在翻一本《赵一曼》的电影画报，随口表扬她扮演的田菊花：“你演得很好，很像。像农村妇女，像劳动模范。”
    第14章 万紫千红总是春（5）
    演什么像什么，这本该是演员的本领，但是在解放初期，舞台上活跃的大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演员从艺一开始就受的是旧文化的熏陶，而对于底层人民、劳动文化、民间艺术却知之甚少，了解也不多，所以要演好工农兵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就如最初父亲戴着金戒指演杨白劳那样的洋相，也是难免的。现在顾月珍把劳动妇女演像了，应该给予鼓励。这本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顾月珍却谦虚地说：“唉，差得远，与英雄差得远。” 何慢一惊：答非所问啊。愕然之下，瞥了一眼她手中的画报就恍然大悟了。何慢风闻过我母亲的心事，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听一听顾月珍的真实想法吧，于是就坐了下来。 他和她不是初识。但听说过她的故事后，对她就有了更多发自内心的同情。 何慢伯伯是湖北鄂州人，父亲教书为业，同盟会会员，受革命感召南下时，母亲已生下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而其时他正在母腹中。望断天涯不见父亲归来，生活却早已没有来源。母亲不得已将两个大孩子送进了天主教育婴堂，靠着一部手摇织袜机把小儿子抚养成|人。所以他目睹过一个女人的艰辛与无助，也目睹过一个女人的坚强与无奈。长大后当过学徒，转辗农村说过大书，后当过汽车兵、记者，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进步文艺工作。当周恩来指示要重视地方戏曲后，他曾受命联系沪剧团，经常在《大公报》上发表剧评，应该说是一个懂得艺术规律的内行。也曾有一件往事让他不能久久忘怀：努力沪剧团在永安剧场演出时，他曾赫然见到过一条写在黑板上的大标语：“向钢铁炼成的顾月珍致敬！”初见时他狠狠地吃了一惊，问及原委，方知一个患有肺病的女性不仅要登台出演主角，还要领导一个民间剧团执意演现代戏。此后，何慢不由得对顾月珍多投入了几分关注的目光，看到她一心追求进步，组织剧团同仁学习政治读本，节日游行时亲自带队打腰鼓，甚至听说她夜戏散场后，得知有同行在后台赌钱，她匆匆返回阻止，把押宝盆摔得粉碎……林林总总，使他常常收获惊喜。一个善良、独立、温雅而又力求上进的形象渐渐嵌入脑际。 何慢忠厚稳重、谦谦君子的风度，以及他地下党员的身份早让顾月珍心仪。有时候相知就只是一种感觉，而关怀只需一个眼神就够了。母亲在何慢面前没有拘束，如一江春水似的直泻自己的心愿。 何慢用心地倾听，他能理解这一切，并知道文化局对沪剧要演《赵一曼》的议论。他的担心与大阿福一样，演惯了淳朴的小家碧玉的顾月珍去演女英雄，能行吗？演小家碧玉、儿女情长是顾月珍的本色，自然擅长，而赵一曼似乎需要更多的英勇气概，这里有角色易位的跨度，也由感情转换的难度。不过这也不是一定不可能，顾月珍扮演过花木兰，不就是豪气干云的假男儿吗？古今女杰一脉相承，能演活花木兰为何就不能演好赵一曼呢？共产党既打得了天下，也坐得稳江山，那么总会有一天将党的形象搬上舞台。万事开头难嘛，总得有人领风气之先。像顾月珍这样为演进步戏、为维持一个团的生计，肯变卖私人首饰、衣物，肯捐出私房的又有几人呢？正是鉴于这样的分析，何慢说： “我看可以试一试。” 猛然间，母亲以为听见了幻音。她苦苦等待的不就是共产党的支持和肯定吗？一次次地企盼，等待，一次次的“研究研究”，几乎磨钝了她的感官，而一旦指示明确，反而不敢相信了。何慢在重复着： “顾月珍同志，我看可以试一试。” 何慢的嘴唇在蠕动，是他在说！真的真的！共产党同意了！她喜出望外。50年代初的共产党干部在民众心里就是党的化身，在干部自己心里也是党的代言人。戏曲科科长，代表一级党组织。他当然明白承诺的分量。 编剧白沉应约而来，和顾月珍共同构思，一场场，一幕幕，推敲剧情；乔韦紧随其后，编撰唱词，一部由电影改编的沪剧《赵一曼》就这样开始了。 对于顾月珍来说，演赵一曼这个角色确实是有难度，她拿捏不准赵一曼与古代女杰的性格区别。有一天清晨，顾月珍正倚窗默想，看见斜对面的后门里走出一个小脚老太，老人蹒跚的脚步吸引了她的视线，她猛地想起赵一曼曾经撕碎过裹脚布，劈断过尖头鞋。刹那间，人也摇摇，心也飘飘，似有一对极轻极亮的翅膀托起了心灵，飘荡，震颤，升腾，她找到了赵一曼之所以成为赵一曼的灵魂之核：自幼倔强，勇往直前，不畏险阻……与英雄比，她也有一颗努力抗争的心，区别是自己只求养活一家，而英雄却是为了普天下的民众。顾月珍终于找到了女英雄成长的脉络。她勇往直前了。 当努力沪剧团总务得知顾团长要一意孤行的时候，一个劲地来劝说，顾团长坚决不予理睬，气得孔嘉宾连连说：“政治不能当饭吃！顾团长要为大家想一想。” 解放初民间艺术团体的生存十分困难。共产党坐了天下，号召演进步戏，但进步的革命戏是一只全新的炉灶啊，连借鉴都没处借鉴。旧戏旧传统一概是风马牛不相及，好莱坞电影被批判，特别是抗美援朝开始后，好莱坞就成了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代名词，顾月珍睁大眼睛环顾四周，唯有苏联老大哥那里还可以借一借东风，她改编演出了一些苏联作品，其中就有由俄国古典戏剧家·h·奥斯特洛夫斯基原著、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的一部电影《无罪的人》改编成的沪剧《母与子》。原以为这部情节曲折的家庭戏可以卖座，哪里知道观众又以为是一出肃反戏，上座率不佳，1953年再次上演时，恰逢斯大林病逝，政府下令歇歌停舞全民哀悼。我母亲准备第三次推出这部戏，认定它有良好的上座率，能以盈补亏，补贴《赵一曼》。 穷得要有骨气的努力沪剧团日子还真不好过，再一次被重利的戏院老板相拒，一挪二挪，在刘厚生的支持下，挪进了首屈一指的新光剧场演出，1257个座位，《母与子》连满四十天。场子已经唱热，观众也已稳定，顾月珍决定于9月25日隆重献演革命现代沪剧《赵一曼》。顾团长以团长之威，挟主演之重率全团同仁，拼力一搏。 她的表演原本质朴，平易中蕴含真情，此时演赵一曼，追求文静中透出豪放，豪放中蕴藏质朴，质朴中显示成熟，成熟中展示大气。这是一次瓜熟蒂落的改造，虽然沪剧重唱，重婉约，最高升c调，但她还是历险唱d调，给全剧陡添了雄伟高昂激越之气。这不能不说是时代赋予的最强音，具有振聋发聩的威力。 顾月珍成功了，她拓宽了自己的戏路，《赵一曼》成功了，它在沪剧的历史上开创了英雄史诗式的先河。观众说：“很真实，很自然。”首演闭幕，何慢疾步走上后台，喜形于色：“比我想象的都好。”
    第14章 万紫千红总是春（6）
    文化局说好。华东局文联主席、宣传部长夏衍在文化局干部的簇拥下走上舞台，握住顾月珍的手，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演出了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努力”的同仁挤满了舞台，夏衍环视人群，扬声高言：“戏曲反映这样的英雄人物，是首创，是第一个！” 之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荣誉纷至沓来。文化局组织戏曲界观摩专场，名旦名生济济一堂，专家给予肯定与褒奖，报章腾版面推荐《赵一曼》。也许，奇兵突起也是一种魅力。看惯了油盐酱醋茶的沪剧迷也一睹顾月珍演英雄的风采。新光剧场门庭若市，座无虚席。一日，当演至赵一曼就义，舞台灯光骤暗，一束追光照射着赵一曼慨然赴刑，哗啦啦，寂静的观众席上爆出清脆的座板碰击声，只见一排解放军战士肃然起立，脱下军帽举起右手，端端正正地向台上的赵一曼致军礼。这样的演出效果让顾月珍由衷感动。 病魔的利爪再一次伸向我的母亲。持久的低烧，间歇的咳嗽，全仗每天演出结束后注射盘尼西林。顾月珍又一次昏厥于舞台上，送医院急救。两日后，顾月珍重又出现在舞台上。不久，再一次昏厥，只能住进医院了。刘厚生代表文化局去探视，温言慰抚：“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好些再去演出。身体不是你自己的，是党和人民的，你也是党的宝。” “你也是党的宝”，言真意切，顾月珍感激涕零，第二日抱病复登舞台。 这哪是演戏？分明是在搏命！顾月珍能撑持多久呢？ 特大喜讯翩翩而至，1954年春节，努力沪剧团的《赵一曼》代表上海市人民慰问华东地区人民解放军。为此夏衍亲自修改了剧本的后半场，从被捕到牺牲，使之更集中更精练，也更出色。一时间，众望所归，众目所瞩，民间剧团努力沪剧团的名字就意味着革命、前进和猎猎飘扬的红旗。 渴望荣誉是人性最深刻的冲动。荣誉和自豪感熏醉了努力沪剧团。顾月珍容光焕发，神清气爽，喜泪涨满了眼眶。她设家宴款待何慢，作陪的是孔嘉宾，他亲眼目睹了医不能撑、药不能助，情动之下身体衰损的顾月珍为表谢意，喝下一盅黄酒。 此后我母亲的心愿有三：一、入党；二、变民营为国营；三、晋京见毛主席。 母亲，你累不累啊？以如此病躯肩负起如此沉重的精神重负，那步履还能稳当么？当我潜心梳理母亲的故事之时，我在敬佩之余，我的心深深地疼痛。 母亲，你可知道我为何而痛？
    第15章 飞鸟不知陵谷变（1）
    轻轻的，一场政治风暴过去了；轻轻的，一场巨大的内心风暴结束了。 1957年无论再怎么刻骨铭心，从历史的长河看也只是一个瞬间。只是，哪怕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哪怕此时的丁是娥已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回想起来依然让人心有余悸后怕无穷，眼一闭，腥风血雨还历历在目。好了好了，终于过去了，日历已翻到1958年的冬天。在阳光明媚的一个冬日，丁是娥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她长长地舒出一口气，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正往软卧车厢走去。 解放初期，沪剧界参加民盟的演员很多，顾月珍也是最早的盟员之一，这一次与丁是娥一样，作为民盟上海市委的代表去出席北京的大会，因此都在同一节车厢里。顾月珍找到自己的软卧铺位，放下行李，安安静静地坐着合目小憩。正猜想对面一位是谁的时候，听见小门轻轻推移了一下：喔，来客了。 她微微睁开两眼，唇角噙着一朵微笑以欢迎来者。倏忽之间，微笑遭遇了霜冻：丁是娥？ 门口，提着行李的丁是娥也猛地怔忡，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竟不知如何举步。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或许她们俩算不得仇人，但也一定可以算作是情敌。真是冤家路窄。两个人都入了民盟，又在同一年入党，居然还一起成为民盟上海市的代表。同车也就罢了，怎么还同一个包厢面对面？ 1951年戏院后台的对峙仿佛发生在昨天。顾月珍自然是扭转了头，惹得领座的列车员也很惊讶：“不认得？” “认得，认得，哪能不认得，她是顾月珍同志。”丁是娥是如何伶俐之人，一闪之间她就找准了位置，给自己找到了“认识”的理由。经历了1957年的洗礼之后，再大的事她丁是娥也都会坦然面对了。个人恩怨算得什么？不就是为一个过了气的解洪元么？还给你吧，只不过经法律认可的夫妻关系不是一件物品，想还就能还。 列车员用崇敬的眼光望着她俩，说自己母亲最爱沪剧了，最爱看顾老师和丁老师的戏。她一边替丁是娥放置行李，一边又张罗倒茶，泉水丁东似的自顾自倾诉。不过也多亏有了这个叽叽呱呱的小姑娘，否则两下里尴尬不知如何是好。 顾月珍此时已是一名中共党员。党员要有胸怀，要有肚量，但不知为什么，只要见着丁是娥，她就像喉间梗着一只苍蝇，只觉得恶心。令她想不明白的是，共产党怎么会让丁是娥入党？大鸣大放时丁是娥放炮的文章上了报，“反右”时听说她要被划成右派了，当时还有点同情她，如果她真的被划成右派，那解洪元的日子就真正难过了。奇怪的是，“反右”结束时，丁是娥非但不是右派而且还很快入了党，跟自己一样成为沪剧名演员中第一批被发展的新党员。这就是丁是娥有旁人不及的本事了。顾月珍从心底里鄙视她，旧社会出卖色相，新社会抢人家老公，唱戏做人争出风头，处处想拔头筹，做人从没有自己的原则，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借风的风筝，凭借风力，哪怕是飞到天边去依然算不得自己的本事。真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热爱新社会是假的，你拥护共产党也是假的，你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清楚？顾月珍就这样想着，爱理不理的样子，闭她的目养她的神。 好在先后进来了别的同志，冲淡了两人的僵持气氛。从上海到北京旅途要二三十个小时，不过，顾月珍是不怕的，我不要看你就不要看，谁来都没办法劝。她们的芥蒂是公开的，但却偏偏排座把她俩排在了一起。民盟上海市委这个好心婆婆总希望冤家宜解不宜结，同一剧种的名演员低头不见抬头见，难道是希望她们通过这次北上而捐弃前嫌么？但是，顾、丁之间的陈年疙瘩能解开吗？ 车厢里的关系微妙起来。有外人进来时，她俩有说有笑；外人走开剩下她俩，就谁也不理谁。初起丁是娥还没话找话说几句，但顾月珍没一点诚意，一只碗也就丁当响不起来了。只要单独在一起，丁是娥就有点害怕顾月珍的眼光，那一副不屑为伍的样子实在伤人太甚。演艺界啊演艺界，就怕这种知根知底的藐视。好在顾月珍这样的对头只有一个，下了车就好了。丁是娥如此想定，也就释然了。毕竟只是一趟旅途么。 北京是首都，但在50年代还是毛主席的代名词，就像歌里唱的“北京有个金太阳”。如果说见毛主席可以成为人生的目标，那么丁是娥的目标早就实现了。而顾月珍才是生平第一次去北京。顾月珍毕生的三大愿望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了：党，入了；国营也快了，努力沪剧团划归长宁区，由区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率工作组下来负责整改，改完就变国营了。最后一项愿望是上京演戏给毛主席看，她相信，只要她努力，一定会有这一天。 半个多世纪之后再来看我母亲的心愿，让我想起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孙绍策的话：你母亲是个简单的人。这话可以看作是表扬也可以当作是批评。因为“简单”的人单纯，也就是铁着心一条道走到底，哪怕是撞了南墙也不晓得拐个弯；“简单”的人让人不设防，让人一眼看到底；自然对付这样“简单”的人，也用不着花大心思。她的三个心愿成了她的生活目标，一心一意百折不挠，真心诚意地向着救星红太阳，一心一意地想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从2004年的角度再来看母亲的心愿显得有点可爱可怜，说出来也许让今天的年轻人觉得不可理喻。顾月珍心地善良，思想单纯，虽然从心底里不要看丁是娥，但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总是要把丁是娥拉出来攀比？有时候连自己都怀疑：一边是不耻于丁的为人，一边又不自觉地把丁得到的东西当作自己生活的目标：丁是娥，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而且早在1952年已经演戏演进了中南海；自己呢，还仅仅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民盟上海市委候补委员……不过，母亲还是幸福的，毕竟她拥抱理想。 到北京了。按理顾月珍的愿望也可以算完成了，这里毕竟是领袖住的地方。车过天安门的时候，远远地瞻仰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她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会在心里与毛主席默默对话，有时候顾月珍的单纯与孩童没什么两样。上海代表下榻在和平宾馆。进了店，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房号。顾月珍跟着服务员往楼上走，当她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停下时，惊讶得瞪大了两眼，房门上贴着并排的两个名字： 丁是娥 顾月珍
    第15章 飞鸟不知陵谷变（2）
    冤家再一次相遇！为什么？须臾间，房门开启，丁是娥阿姨倚门站立，满脸是笑：“请进来，请进来。”丁阿姨换上了鹅黄|色的羊毛衫，下面是藏青色西裤，显得干净利索，生气勃勃。一阵忙乱之后重归寂静。顾月珍慢条斯理地脱掉大衣挂入衣橱，还没想好如何应对，丁是娥却落落大方、谦和有礼地打破了沉默：“顾月珍同志，侬去擦 一把脸吧。” 顾月珍像避难似的走进了盥洗室，等她洗完脸出来，发现丁是娥早没了影子，大概是串门访友去了。最初的两天里她俩和平共处，开口时必带“同志”二字。50年代“同志”二字是尊称，但在这两位曾经是舞台姐妹、后是情场敌手、又是艺界对头的旧艺伶、新党员之间，分明是一种矜持的客套，这样的称呼表明谁也不愿意回到旧有的历史去，刻意地维持着新社会的礼数。 第三天的夜晚，我母亲顾月珍洗漱完毕，早早地钻入了被窝，半靠着床背翻看报纸。丁是娥洗完也窝进了被子。一般地说，南方人去北方总是觉得冬天是暖和的，天寒地冻只是冻在外面，房间里暖和得只需穿一件羊毛衫。如果人与人的关系也这样暖融融的该多好啊，但这是不可能的。顾月珍陷入了自己的遐思。忽然似有幻听： “阿月珍。” “阿月珍”是顾月珍的妮称，上海话里的“阿”表示亲昵，从前同台演出时是这样称呼的。我母亲下意识地抬起头，发现是丁是娥的嘴巴在动。熟稔而又陌生的称呼像一支箭，射中了我母亲的手背，一惊一晃，手中的报纸跌落了，她侧脸转睛，对面的丁是娥两只眼睛如两盏探照灯，明晃晃地射了过来，顾月珍闪避目光，垂首无语，静听下文。 沉默是一种默许，一种鼓励，只见丁是娥柔柔地如同叹苦经似的说：“阿月珍，这只浮尸老毛病不改，又出问题了。” “浮尸”指我父亲解洪元，是上海人的骂人话。原来，丁弟潘海根长期与丁是娥生活在一起，沪剧的耳濡目染，使他爱上了二胡，而且还拉得不错。在“人沪”招考的时候报了名，但丁是娥却觉得这碗从艺饭不是人人都能吃，弟妹们只见她出名吃馒头，不见她蜕了几层皮才挣得今天，她曾发誓不让潘家的后代与“艺”字相染。丁阿姨不让她弟弟从艺，也不让她的养女潘莉莉学戏。在这一点上就是我母亲也这样，虽然她自己视艺术为生命，但如果我们姐弟哪天也想一试身手，也必然会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刚解放时，她带着珊珊一起去香港演出，短短一月间，顾月珍对乌烟瘴气的香港社会深恶痛绝，珊珊却因为在一次晚宴上一亮嗓子获得掌声而想留在香港当歌手，我母亲坚决不允并很快打道回府。这良苦用心珊珊并不领情。同样，丁阿姨的弟弟也不领情，一气之下，自己找了个事做，不常回家。潘家姑妈的儿媳姚灿因寡居来到丁宅帮忙料理家务。 1953年丁是娥去南京演出，孤男寡女地住在一个屋顶下便有了隐情，不多久，姚灿腹部隆起，转年生下了一个女孩，当时丁是娥怒不可遏地把姚灿送到浦东小阿婆的养女徐云芳家，答应三年后再把那个小女孩接回去。 这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妹夫与表嫂私通的丑闻，顾月珍听到过。解洪元是热昏了头，自然也让丁是娥蒙受羞辱。新社会实行新的户籍制，每个新生儿都有他的合法爹娘，表嫂生的女儿爹爹却是妹夫，这个乱了套的女儿算谁的？报报户口都成问题。从此以后，解洪元在丁家再也抬不起头。也许在赴朝慰问演出前，丁是娥觉得解洪元是个宝，可以作为女人的终身依靠，可自从文化局派来陈荣兰而后任命为副团长，不久又兼任党支部书记，解洪元就一步步后退，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艺委会副主任了。有了丑闻，解洪元更无颜做人。他无权一身轻，拿工资吃饭，唱唱配角。丁是娥也跟着少了许多光彩。那种日子怎么过得好？丁是娥认为，解洪元旧社会秉性难移，花心不改，吃喝玩乐白相相，是一个地道的胸无大志的男人。 丁是娥觉得自己的命与阿月珍一样苦啊，她们同是解洪元的受害者。解洪元见异思迁，风流不羁，苦果都让两个女人尝。自强也罢柔弱也罢，在男人面前女人都是弱者，想到伤心处，丁是娥稀里哗啦声泪俱下。 久久，丁是娥言尽泪干，见房间里静悄悄的，顾月珍像是老僧入定不言不语，纹丝不动。丁是娥怯怯地催促：“阿月珍，侬讲呢？” 顾月珍似乎跌入了时间隧道，重又回到了过去，丁是娥的催问，问出了她的自言自语：“那时候，他事情多，我身体不好，对他照顾不周，把他推远了……” 答非所问，言词含糊，丁是娥错以为她发病呓语，掀被下床，坐到顾月珍床上，轻轻拍拍对方瘦削的肩胛，问：“阿月珍，侬哪能啦？” 顾月珍抬起眼，定定地望着丁是娥，徐徐地清晰地重复了一遍，声音里有痛楚，有内疚，也有自责。 丁是娥听懂了，呼啦一声，起身后退，绊在床脚上踉跄几步，跌倒在地毯上。那幽幽的声音，弹跳着，向她扑来，将她包裹，化作千丝万缕的长丝，飘绕飞舞，把一个生龙活虎的她缠成了一只茧。丁阿姨怎么也弄不懂，这个谜一样的女人不为自己的诉说所动，却庇护那个昔日将她遗弃的男人。 丁是娥读不懂顾月珍，顾月珍是与她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类人。 这个单纯的女人怎么不被社会改造呢？她丁是娥可是彻底改变了，“反右”的往事历历在目。 1956年，浙江昆剧团的《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轰动了全国。1957年4月24日，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旨在破除清规戒律，挖掘传统剧目。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他认为，怕坏戏多起来，怕艺人闹乱子，怕不好做工作，怕群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扫除“四怕”。同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表示了共产党听取意见、改进作风的诚意；5月，文化部开禁了《探阴山》、《杀子报》、《大劈棺》等二十六部剧目，昭示共产党坚信自身的力量。为贯彻毛主席的“双百”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长篇阐述，刊于1956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就像是一夜春风吹酥了冻土，剧目开放引出万紫千红。当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发出“翻箱底”的号召后，邵滨孙和石筱英把一只装满旧唱本的麻袋驮进了团部，掼在了副团长陈荣兰面前，开始整理旧戏本。同年9月，上海人民沪剧团推出清装戏《杨乃武与小白菜》，首演就爆满了人民大舞台两千余个座位，前后达半月之久。周扬来上海观看了《杨》剧，在锦江饭店会见了沪上名角，席间对丁是娥和石筱英说：“杨乃武是出好戏啊。”
    第15章 飞鸟不知陵谷变（3）
    解放后强调政治第一，对原有的演艺市场有所冲击，相对地说政治性较强的戏艺术性总是相对弱一些，久而久之人们对新戏没了热情，演出市场不景气也在情理之中。陈荣兰主持“人沪”，每每大幕拉起，台下观众稀稀落落，圈内戏称为“吃条头糕”，票房率低成了最大的问题，而《杨》剧却能一枝独秀，激活观众，陈荣兰对邵滨孙和石筱英刮目相看。也许，女人最不易掩饰自己的情感，演出间隙里石筱英情不自禁地叼起一支香烟，陶陶然跷起二郎腿。一串清烟传递了旁若无人的得意。有人说：这副老板娘的样子太难看了。可惜淹没在全团上下一口一个“石大姐”的亲昵称呼里。自然，在一片对《杨》剧的叫好声中，最难受的是丁是娥。在她的心里，“头筹”给石筱英拔了去。她试着演了几出传统戏，却没有什么反应，不得已向解洪元讨教。 丁、解之间曾因一个姚灿闹得合家不欢，夫妇一直处于不冷不热不尴不尬之中。后来丁是娥耐不住平庸的处境，开始与陈荣兰副团长热络起来，脚步殷勤，磨平了陈家的门槛，由于两家相距不远，偶尔也会盛情邀请陈的全家过来做客。通常这样的时候，解洪元会一走了之。他不要看这个二十出头的共产党人，自从这个女人进了剧团，他就大权旁落。陈荣兰本是文工团员，派驻人民沪剧团的时候，已经军龄九年，党龄八年，独断专行很有一套。她来了以后，解洪元已退到了一般演员的位置。单位里都不要看的人，更不想在家里看到这张脸，所以宁可到摊头小店去扒两口饭菜。为人倔傲如此，很不给丁阿姨面子。 要想与石、邵对擂，就一定得请出解洪元。我不清楚丁阿姨是如何激出这个闲散之人的好胜心的，只知道他们夫妇夜谈之后解洪元甩出一句话：“翻箱底轮不着石筱英。”正在这时，上海戏曲界成立了以周信芳、袁雪芬、刘厚生为首的传统剧目整理委员会，解洪元出任沪剧分会主任，副主任中也有丁是娥。风云际会，珠联璧合，申曲老艺人与沪剧名角联袂推出了沪剧传统剧目的第一次观摩演出，其声势之盛、观众之多、收入之丰，给土生土长的沪剧抹上了浓浓的喜庆色彩。 解洪元活过来了，又变得生龙活虎。1957年初，解以主任身份总结了第一次观摩演出情况，稍后又主持联欢会，扮演了成功的组织者。当他把特制的搪瓷纪念杯分发给众人的时候，人们争相和解主任干杯庆贺，他也似乎找回了那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自信。酒酣耳热，掌声暖心，渐渐地驱赶了几年来盘旋于他额头的阴霾，也给丁宅门楣添上一抹荣耀。 整风开始了，共产党欢迎鸣放。1957年4月30日，上海市委邀请戏曲、音乐、舞蹈、美术等各界代表座谈。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临会场，鼓励与会者抛弃各色各样的“紧箍咒”。周信芳、尹桂芳、丹尼、乔奇等相继发言，丁是娥阿姨也是代表，自然也得说。她和其他名宿的发言摘要刊于1957年5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标题十分醒目：《抛弃紧箍咒，放出百花来》。丁阿姨的文章题目为《沪剧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却不大受到各方面重视》。 文章说：“……各地对剧种的培养都有一两个重点。我们沪剧是上海土生土长的，上海领导不重点培养，要( 往事如烟：《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  ./3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