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 16 部分阅读

    啥地方培养我们？……现在领导上号召‘百花齐放’，可是我们团长在说，我们是国营剧团，要我们不要忘掉紧箍咒，只放了一只《杨乃武与小白菜》。（柯庆施插话：把紧箍咒扔到茅坑里去！） “我们剧团有150人，机构庞大，真正能演戏的只有27人，我们希望增加的演员一直没有增加，而人事干部、职员……倒是一个个地添进来，增加我们的开支。我们的副团长最近在家生孩子，新来的副团长不熟悉业务，希望文化局加强领导。我们的编导是文工团调来的，本来演话剧，不懂沪剧，导演起来就叫你唱一遍再唱一遍，唱得精疲力竭。”（柯庆施插话：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害了人家，自己也虚度光阴。） 丁是娥发言的时候图个嘴上痛快，发表出来看看似乎也没大问题。若以今日眼光来看，倒显得合乎情理，还可以看出几分政治上不成熟的率真。只是文章一发表，丁阿姨想逃避也不成了，白纸黑字刺伤的是一颗颗自尊的心。她所点到的均是新文艺工作者，是国家干部，是党的领导，而她丁是娥却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伶。 冷冷的脸色，愤愤的反讽，压榨出丁是娥深深的悔意，后悔出言不慎，后果难测。她慌慌去找新来的副团长解释，副团长淡淡地说：“座谈会就是要你们提意见，你就提意见嘛。”冠冕堂皇，公事公办，言词后背直透一股寒气。她想找陈荣兰，陈正在坐月子，不宜贸然上门。 云遮雾障，乱花迷眼，丁是娥再聪明，也猜不透这座城市将要发生什么，全国将要发生什么，《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将会带来什么。不安和期待交织在一起，忧虑与希望缠绕在一块。作为一名率先的鸣放者会被加倍关注，那些从平地里冒出来的大字报，半空里飘荡的闲言碎语让丁是娥日夜难宁。 丁是娥预感风雨欲来，从心里觉得害怕。熟悉丁阿姨的人说，本来爽脆的丁是娥这时说话有点破碎，神情犹疑，闪闪烁烁欲言又止。到了5月中旬，文化局局长徐平羽召集会议，会前找丁是娥单独谈话。丁是娥潸然泪下，诉说困惑，局长要她不要紧张，把自己的正确想法向团内群众谈谈。局长的关心和支持无疑是一支强心针。这时鸣放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形势日趋明朗。5月20日文化局副局长陈虞孙作整风动员，倡导艺人治团。几天后，又在文化俱乐部召集丁是娥、解洪元、邵滨孙、石筱英和筱爱琴谈话，要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说他们是沪剧发展的依靠。同时，文化局管理科科长、人民沪剧团的兼职团长流泽专程造访丁宅，开诚布公地告知文化局有意让解洪元立即出任副团长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上海市委和文化局支持艺人治团，支持艺人鸣放，支持艺人反对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领得了“尚方宝剑”，老艺人的顾虑烟消云散，丁是娥直抒胸臆，指责党支部一党专政。 邵滨孙吐出苦水：艺委会有职无权，这样下去，我这个艺委会主任情愿不当。 石筱英牢骚满腹，她接受不了从闺门旦转老旦的事实，也很难接受取消名伶霓虹灯广告的做法。疾言：我伲还不及一只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都有霓虹灯广告。 解洪元生性不喜张扬，错以为会东山再起，积极在名角和编剧之间串联，探讨改善剧团制度条例。 人民沪剧团由两团合并而成，党的干部和新文艺工作者微之又微。上下之间，新旧之分，难免会摩擦生火。鸣放犹如鼓风机，扇旺了火苗，到处都是闪闪烁烁的眼睛，嘁嘁嚓嚓的私议，忙忙乱乱的脚步，礼堂里大字报多起来了，火舌深深浅浅地向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陈荣兰舔去，舔出了一个独断专行、盲目学习苏联的外行领导；与此同时，勾起的是另一种怀念解洪元的呼声，甚至有吁请解洪元重掌权柄的要求。
    第15章 飞鸟不知陵谷变（4）
    也许渴望赞赏和被重用本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刻的冲动，沉稳如解洪元的嘴角也会翘出几许翩翩欲飞的微笑，但却折断于丁宅的墙面。丁是娥非但没有参与吁请，而且还保持沉默。正是沉默救了丁是娥。 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所依据的是中共中央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阳光的酒杯倾覆。兴奋的游鱼们不曾想到等待他们的是被暴晒，被腌制，被晾晒于一根根耻辱柱长达二十余年。这个时候，丁是娥还未感到危险正在迫近，她正忙于《娇懒夫人》的上演。 此剧是洪深根据英国《软体动物》改编而成的轻喜剧，原名为《寄生草》。内容为太太娇懒，老爷馋涎半佣半师的家庭女教师，内兄劝导惯于做懒太太的妹妹无效，后以女教师将取而代之的危言吓唬，逐使懒太太的懒病不翼而飞。戏核是娇懒夫人长期装病卧床，演员要躺着演戏。全剧故事简单，妙趣横生，含义深刻。1951年丁是娥曾经把它搬上沪剧舞台，但被指责为“展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停演。观众似乎也不认同，认为“这个太太太享福”。丁是娥初试失利，心有不甘。“抛弃紧箍咒，放出百花来”，使她如愿以偿。1957年7月2日，《娇懒夫人》在新光剧场重新亮相，应该说胜券在握。文化局局长徐平羽观后赞赏有加：“这个戏有意思，观众看了很轻松。”“看了你的《罗汉钱》，现在看了《娇懒夫人》，印象比小飞娥还深。” 成功的喜悦尚未挥洒，灾难的阴云密密聚合。7月，人民沪剧团开始发动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运动了。陈荣兰产假期满，成为剧团“反右”的领导者。伴随着入夏的热风，“反右”不断升温。团内已把二十来岁的陈荣兰叫做“陈老总”了。同时流言插上了翅膀，直射丁是娥的后背，有一张大字报贴在她的座位边上，题为《人民代表代表谁讲话？》。党支部对有言论者反复排队，丁是娥是中右，离右派仅一步之遥。 丁是娥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一个“怕”字。历朝历代戏子地位卑微，她曾有过的追求只是人老珠黄之际能拥有一家店铺；哪知短短几年间，道道光环，重重荣誉，她竟成了人民的艺术家，将来还会有什么，她说不上，至少共产党给了她地位和尊严，但如果被划作右派，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丁是娥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她几次去向文化局求救，偏偏找不见局长，偶然撞见了流泽，虽是一脸同情，却也是一副爱莫能助的无奈。去找陈荣兰？她是党的化身，是执掌“反右”生杀大权的主宰。可是陈荣兰已听信了流言，看见自己爱理不理，一切都已上脸。丁是娥茶饭无思，惊魂不定，偌大的天下谁能救自己？ 那一天她无力地回到家，先是在楼梯上看见了从浦东乡下送来的姚灿所生的女儿解惠芳，一身的土气，一脸的木讷，正哆哆嗦嗦地说：“回浦东去，回浦东去！”丁是娥恨极跺脚，一串诟骂张口便来。小女儿成了一场风流韵事的人证，天天在眼前晃着，每每成为捏在丁掌心的把柄，逼着解洪元的灵魂天天要忏悔。一个丁是娥，使他失去了一个温暖的家；与姚灿的一段风流债，使他背负起道德的十字架。父亲啊父亲，你做人怎么做到这个份上？古言“一失足成千古恨”，解洪元恨么？恨。但他不知去恨谁。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像是“嫁”给了丁是娥，围着丁是娥转啊转，解洪元的心累啊累，累得找不到一个可以歇脚之处。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自找的。团内纷起的风云，解洪元也并非不知，但他无能为力，不清楚能替她分担什么。解洪元能做的是找一家僻静的小店，预订下一个包间，夜场戏散场后，殷勤勤地陪同丁是娥前往，希望两个人能好好谈一谈共渡难关。 店内人影稀落，灯黄晕迷平添几分凄清。店主恭候已久，喋喋不休地夸赞自家的菜肴和特地为丁是娥铺下的新桌布。丁是娥见之蛾眉高耸，银牙咬碎，惊恐慌乱之中突然找到了一个宣泄口，拎起酒瓶摔在地上，酒浆横流，碎玻璃满地，抛一桌佳肴于身后，将两个男人甩下，怒气冲冲夺门而去。 狼狈的解洪元连连道歉，结清账目仍不忘借一只大提篮，把所点的碗碗盏盏装入篮内，带回家去。丁是娥正坐在灶间的小桌旁，面对一碟||乳|黄瓜，捧起一碗水泡饭，痴呆呆地发愣。解洪元不由自主地揭开篮盖，悄悄端出碗盏来，轻轻地推到她面前。丁是娥回过神来，扫射出一股女性少有的肃杀之气，眼尾射出来极度的鄙视，让解洪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懦夫！只会用吃喝来麻醉自己的懦夫！这样的男人有什么用？当初她千挑万选，如何选择了这样一个无能的男人？解洪元当然是读懂了。他迎住了她的逼视，镜片后的一双眼睛如两颗燧石，坚定而闪亮：“灾难不怕，怕的是自己折磨自己！” 她听见了，但却是冷傲地车转身上楼而去，把一份不屑一份冷漠留给了解洪元。夫妻关系降到了零度以下。解洪元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对丁是娥的作为三缄其口。 丁是娥信奉用行动。经过这样一场宣泄，她变得冷静又清醒，在这个世界上能拯救自己的还是自己。第二天凌晨起身，穿戴整齐，早早地去了沪剧团团部，悄悄张望楼道内动静，见陈荣兰骑着单车来了。听见锁车，上楼，她灵巧得像只山猫，在分秒之间叩响了陈荣兰办公室的门。 陈荣兰有些惊讶来者的及时和快捷，拉开了房门。两个相熟又陌生的女人僵持在门口，陈荣兰淡淡地问：“你有事找我？” 省略了姓名省略了“同志”二字，语气虽冷，但细细体察温热犹在。丁是娥内心一阵狂喜，她默默走进屋，找到适合自己的凳子坐下，陈荣兰返身进屋，坐在主人的座位上一言不发。室内出奇地静，桌上有一只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她们默默地对望着，曾经多么友善，一转眼生分了，才一个产假的时间啊。沉静催促着丁是娥。这是党支书的办公室，或许会有电话，或许会有人来，她定了定神，轰隆一声惊天动地： “陈团长，我来揭发。” 解放后，受冲击者能够变被动为主动，能够化解危机、屡试不爽的法宝是变交待为揭发。当然这种行为也有主动、被动之分，有程度深浅之异，但是或多或少地观照出人们内心世界最隐秘处的自私和怯懦。作为政治运动的领导者，陈荣兰属于清醒一族。她不偏激，不好大喜功，不想盲目地扩大战果，因而对丁是娥的揭发和解释没有太大的兴趣。而丁是娥倒是初次所为，难免红头酱脸，泪盈于睫，夹七缠八的话音有些发潮。陈荣兰见这位平素恃强好胜的名旦少有的惶恐，一副后悔不已的样子。丁是娥的失意与窘态引出了陈荣兰的丝丝同情。
    第15章 飞鸟不知陵谷变（5）
    两个女人之间，本有惺惺相惜之意。一个从政，一个从艺，为政者也需要有优秀艺人的支持，沪剧只有一个国营，国营只有五块头牌，五块头牌中只有三名头牌花旦。如果把其中的两位划入右派，沪剧如何发展？如何去争取荣誉？陈荣兰要的只是丁是娥的顺从与听话，而不是反叛。陈团长居高临下，如水的目光像一束舞台追光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地扫视她，希望看透她深藏的内心。 丁是娥身处悬崖的边缘，陈荣兰只要推一把，她就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中右到右派十分容易；拉一把，也许、也许柳暗花明……虽然这束光如法海的金钟罩，她认了，就做一次罩钵里的白娘子吧。白娘子至死不悔，而她要悔，要揭发别人以自保，最后抛出了最亲近最不愿意抛出的人——她揭发流泽授意解洪元出任副团长，揭发解洪元积极筹措，准备复出。她哭哭啼啼地表白自己以沉默对抗，并坚持剧团应该由共产党的干部陈荣兰执掌权柄…… 陈荣兰的眼睛里开始有了暖意。 最后陈荣兰送出一句体己话：“你怎么昏咚咚地讲了这么许多话。” 好了，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丁是娥表白，解释，检查……书记陈荣兰想让她过关，她就能从中右退回来。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经过反反复复的检讨，大会加小会，一次又一次触及灵魂，终于退回到人民温暖的怀抱里。 1957年8月13日，文化局在仙乐书场召开反右派辩论大会。名曰辩论，实为批判。一个个上台批判的人都是事先定好的，丁是娥递条上去要求发言，文化局局长爱惜识时务者的羽毛，他朗声宣布：“丁是娥同志要求发言批判周伯春（滑稽戏名角），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轰隆一声，冰雪消融，“同志”二字让丁是娥重归革命的行列。 这样的经历顾月珍有吗？没有。经历了1957年之后，丁是娥阿姨认为人有三重生命：自然生命（肉体）、艺术生命和政治生命，而三者之间以政治为首。所以政治应该是一个人的灵魂。灵魂不在了，艺术又在哪里？肉体又有何用？ 然而政治是什么，有时候谁也说不清楚。 丁是娥的《娇懒夫人》是鸣放中放出的“百花”一朵。顾月珍也有“百花”一朵，那是根据苏联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改编的《贵族夫人》。这是顾月珍手术切肺复出后演的第一出戏，她动手术，是共产党把她送入医院，承担医疗费用，是党组织的代表在她手术书上的亲属栏里签字。我母亲觉得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她要演一出好戏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她在“百花齐放”的时候，选择了苏联老大哥的影片。她全身心投入排练，而后在瑞金剧场演出。顾月珍虽然出身低微，文化不高，却有一种与身俱来的高贵，能体会到高贵不是来自物质，而是源自精神。她的主旨是要把这种高贵的精神平民化。情节略有改动，中国的安娜金秋萍不是卧轨而亡，而是被强加以行刺的罪名锒铛入狱。 贵族夫人金秋萍的悲剧揭示了人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望，而那个《娇懒夫人》的闹剧鞭挞了人格依附的丑陋。两剧前后推出，《娇》剧演了一个半月，渐渐的努力沪剧团的《贵族夫人》剧场火爆，而《娇懒夫人》渐失票房之宠，结束于《贵》剧的全盛期。《解放日报》称《贵》剧是“夏日里的一朵荷花”，甚至把它与“反右”运动相联系，说它赤裸 裸地暴露了解放前旧中国那种黑暗腐朽的罪恶本质，启发了人们对旧制度的愤慨和对今天生活的热爱。张刚文、白少璋（剧中人物）之流“企图把今天的社会拖向旧社会去”，只能看出“这些人更加无耻”。 母亲演《贵族夫人》引出了许多观众的眼泪，每场戏她都是倾注了心力。她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病歪歪的身体使她再度晕倒在舞台上，被送进医院。这出戏成为顾月珍一生最后的辉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贵族夫人》明明是一出与当时的政治挂不上钩的戏，却成为反右运动中的“好戏”，与政治联系得如此紧密。不过，我想观众不会买账。他们要看真正的戏，看惯了油盐酱醋茶的沪剧迷眼睛里只有好人坏人善人奸人福人苦人；他们喜欢顾月珍演的角色，要借剧情浇自己情感的块垒。而母亲也不会想到，这出戏会起到多大的政治作用。她高兴的是她的戏超过了《娇懒夫人》，超过了丁是娥，她受到了观众的爱戴。 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呢？丁是娥向顾月珍的哭诉，没有激起任何反响，也就识趣地悄然收兵，退避三舍。两人也就各走各的路了。
    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1）
    三年自然灾害在1960年显露出狰狞面孔。直辖市之一的上海，猪肉定量从每月每人十二两（老秤十六两制）降至六两，再降到三两，又降到二两，淡水鱼等副食品都要凭票，蔬菜也很短缺，在菜场里凭票还要排长队。小阿婆把这点票证捏在手心里，恨不能焐出油花来好炒菜，每天摸黑去菜场排队，拎回来的只是几把没精打采的毛毛菜。 这一年，我是第十一女中的高三学生，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我还是化学课代表，化学老师希望我去读理科；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董冰壶钟爱我，推荐我参加朗诵比赛，把我的作文贴在墙上作为同学们的范文，她自然希望我报考文科，而且希望我挺进北京大学。她说：“北大是全国最著名、历史最光辉的高等学府。考上了不仅是你个人，也是全班、全校的光荣。” 青春是梦想的年龄。老师说的这个“光荣”一下子把我打动了。我怎么会不希望给班级给全校带来光荣呢？虽然我自己觉得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比较适合我，但我还是斗胆填报了北京大学。也许觉得希望不大吧，填这个志愿连母亲都没有告诉她。 考完就放假了。每天早醒的骄阳喷射着橙色的光羽穿窗入户，撩逗梦中人。一十八岁的我消化力特强，肠胃早就空空如也了，但是一想到起来只有一碗稀稀的泡饭粥可吃，便宁可赖在床上做白日梦，想那个五彩梦，也想今天小阿婆会给我吃什么。小阿婆太重男轻女，特别喜欢星儿。两天前她把父亲带来的鲜肉烧成一碗红烧肉，盛饭的时候，我看见她把两块肉狠狠地埋入了弟弟的饭底。啊，红烧肉！ 我母亲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咳嗽频仍，嗓音也失去了原有的甜美和圆润。长宁区委的领导劝她辍演，劝她休养，她总是不肯歇下来。这一年6月，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自菲律宾赴台湾，大陆掀起反美、解放台湾的热浪。为配合形势，母亲搞了一个《龙女跨海》的戏，得到领导的支持和观众的欢迎，票房收入直线上升。这时，大跃进的神话已经破灭，经济走向衰败，观众不可能空着肚子去看戏，所以全市的演出业都不景气。努力沪剧团差不多七八天就要换一个剧目。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龙》剧从7月31日演到8月31日，维持了整整一个月，顾月珍依然是台柱子。只要主演换人，票房收入就往下跌，母亲每天强打精神上台，一化妆看上去英姿勃发，但一下台就歪歪斜斜，一脸病容。我跟着小阿婆去看过戏，母亲的嗓音远不如前，拔向高处时会出现嘶裂生涩。只是沪剧观众依然热爱她，从不喝倒彩，出嘘声，只会听见低低的叹息和私语：“她从前嗓子不是这样的，她太苦了太吃力了。”…… 小阿婆从来是以母亲为重，自从父亲离开这个家，她对母亲更加体贴了，这种非同寻常的维护，某种时候甚至超过了她与父亲的关系。母亲在演龙女，为了使她得到充足的休息，家里要保证绝对安静。我和弟弟上下楼都蹑手蹑足的，只要稍稍有一丁点响声发出，小阿婆就会凶我。也许母亲病体所承受的压力只有小阿婆才真正知情。母亲是剧团的台柱子，也是家的中流砥柱。病病歪歪的母亲不能倒！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家庭破碎，绝不能再有第二次。这种忧虑像一处亮晶晶的壁垒，小阿婆与母亲心知肚明却从不去触及，她们在现实生活里结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便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亲情，一起为这个家付出呕心沥血的努力。 50年代末努力沪剧团划归长宁区委，团址离我家很远；加上底楼客厅住进了一户人家，人多嘈杂，影响了母亲的休息。区委考虑母亲的身体和工作方便，建议我们搬家。她选中了延安西路949弄15号，弄堂深处新盖的一幢独立小楼，共三层，我们占中间一层。小楼带一个绿草如茵的花园和曲曲弯弯的小径。那时候全上海完成了私房改造运动，我们交出星村十号，迁入新居。 门铃声扯断了我的思绪，绿衣人送来我朝思暮想的入学通知书。我等不及上楼，倚在门边，撕开信封，北京大学！四个字赫然入目，我疑疑惑惑揉揉眼睛再看，一字一顿地念：北京大学。始料不及的喜悦像湖水从脚踵涌向头顶，我顾不得多想，挥舞着通知书，连蹦带跳直冲上楼，向母亲去报告。 楼梯拐弯处正是二楼厨房，房门口闪出小阿婆瘦小的身影，她拦住我的去路，横眉立目地斥责：“侬是走楼梯还是敲铜锣，你娘还在睡觉。” 她总是这样对我，我懒得理她，也不情愿让她第一个知道喜讯。我就侧转身紧贴扶栏，像条泥鳅一滑而过，小阿婆碎步急追，一不小心，滑倒在光溜溜的打蜡地板上，顺手拽住我的裙子角，拧疼了我的小腿。小阿婆大约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我也跌坐在地板上，一老一少对坐于昏暗的甬道，互视出起伏的波涛。我俯看小腿，腿上一团青紫淤结成块。这两年，小阿婆大约觉得我已是大姑娘、好学生，不再动辄打骂，但这一次下手这么重，这么狠，勾起我积郁的气恼。我抬起头射出怨愤，却遭遇上两道火焰一样的目光。终究是小阿婆厉害，那目光威严地舔红了我双颊上的愧疚。我一骨碌起身去搀扶小阿婆，小阿婆倚老卖老，靠在我的臂弯里，压低嗓音说：“讲话轻点，扶我回厨房。” 当小阿婆问清原由，核桃皮似的脸绽开了，宛如一朵盛开的墨菊。她要我把“北京大学”四个字指给她看，用干枯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抚摸，仿佛这四个字有温度有生命，口里喃喃：“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解门里出了状元，出了个女状元。” 莫名其妙！是我辛辛苦苦考大学，与菩萨有啥关系？小阿婆真是迷信。但小阿婆不知我的腹诽，又像鸡啄米似的乱啄。先啄北京天气冷，会冻掉鼻子冻掉耳朵，后啄女孩远行，家人提心吊胆，归结为若是星儿考上就阿弥陀佛了。听得我心里直起毛，这时，我听见了楼上房门开启的声音，响起了母亲拖鞋的趿拉声。 啊哈，母亲起床了！我腾地直起身，裙子又被拽住了，小阿婆问：“事先跟你娘商量过？” 见我摇头，就示意我坐下，我好不耐烦，倔倔地说：“姆妈在台上扮龙女，是要跨海去解放台湾，北京大学在北京，比台湾近多了。有啥好商量？” 小阿婆语塞，手掌松弛无力地垂下，脸上的表情像五色迷雾，只有一句话黏上了我的后背：“跟你娘不要直拨拨地讲。” 我冲上楼，撞开盥洗室，见母亲正在刷牙，我急不可待地报喜：“姆妈，我考上了，考上了北京大学。” 母亲猛回首，唇边的牙膏泡沫垂挂成一串长长的惊愕。 我以为她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
    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2）
    啪，母亲手中的漱口杯猝然落地。清水四溅，溅湿了她的睡裤。她弯腰去拾了半天，抓不起牙杯的弯把。 轮到我变成泥塑木雕了。考上北大，是喜？是忧？忽觉得后背有轻轻的蠕动，看见小阿婆又努嘴又挥手，示意我前去帮忙。我急急上前帮母亲捡起杯子，抬头时遇上了母亲一双含泪的眼睛。泪光点点，织成一张网，罩住我的心。我依稀觉出自己的粗疏和鲁莽。 母亲身世飘零，亲朋稀落，痼疾缠身，女儿初初长成，稍可相依相伴却偏偏要远走高飞，她怎么舍得？母亲匆匆抹了一把脸，接过通知书走回卧室，在小圆桌边坐下，一遍又一遍地看，一串热泪滴落于纸，洇湿一片。她赶忙起身，去找一条小丝帕轻轻地吸去水，复又步出阳台，展开通知书，等待阳光和微风把纸晒干吹干，那神情极专注极虔诚。我在母亲的身后跟进跟出，忐忑不安，一遍遍说：“姆妈，对不起。” 母亲叠好通知书，交还给我，牵拉着我的手，泪眼婆娑中展开一朵凄美的微笑，说：“党挑了侬，姆妈不怪侬。” 在母亲的心里，党是最沉最重的分量。在那个年代，人们就是真心诚意地“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因为党是力量，党是意志，党代表神圣，党代表方向。 这代表理性的思考，党员不可能与党去讲条件。我只能希望母亲在不远的将来能实现她的第三大愿望，来北京，演戏给毛主席看，同时也来看女儿。 要去北京了。母亲带着我去买卡其布毛绒长大衣，小阿婆抖擞精神地亲手赶制簇簇新的棉被，父亲带着我把喜讯送到了大阿婆的床边，把点心和赡养费送到大阿婆的手里。大阿婆喜极而泣一迭声地叹息：“阿波囡考中了状元，我穷得没东西送给侬，哪能好呢？” 从大阿婆家里出来，我和父亲走上了南京路。我故意落后几步，习惯地将视线绕在父亲的藤拎包上。藤条编成的提手早已破裂断损，由许多布条缠绕连接，里面会有一只小热水瓶、一副象棋和一只饭盒。以往他拎着旧藤包，游走于公园和朋友处，找人下棋。渴了，他喝一口水；饥了，摊头上吃碗面，余下的倒入饭盒，下顿再吃。父亲就是这样地节俭。在这只包里，有时也会有牛肉干、话梅和糖果，那是为我和弟弟买的，有时还会有半只熏鸡或一碟盐水鸡，几块熏鱼，那是为我母亲和小阿婆买的。此时，藤包轻轻地晃着，想来里面缺少沉甸甸的食物。忽然我的目光被父亲的人造棉裤子吸引，靠近藤包的臀部沾了一点白色的杂物，我伸手去摘。父亲捉住了我的手，悄声道：“不要摘。那是一块橡皮膏。裤子上有洞，我贴在上面的。” 我心里猛地酸酸的。在我记忆里，父亲哪是这个样子的？白西装，打领带；要么就是一身网球运动装。全身勃发出活力。但现在实行薪金制，钱自然是比从前少多了。每月要付我们生活费，还要赡养大阿婆，丁是娥也不是个省钱的主。一个人的工资要供这么多人花，唯一可以对不起的大约就只有他自己了。看起来，丁阿姨也不怎么关心他，用橡皮膏补破洞只有那些没有女人的单身汉才会做。父亲啊父亲，多么无可奈何的人生！ 父亲把我带入上海市床上用品公司，挑选了一条最贵的白底绿花纯羊毛毯，没二话就付了五十元钱。那个年代，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也只有四十多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条毛毯虽然有蛀洞，有破损，但依然敦厚，温暖。每当长夜无眠时抚摸着这条压在棉被上的旧毛毯，我的眼前就会出现父亲穿着粘橡皮膏的裤子、拎着旧藤包的身影。 我是上海第十一女中唯一考上北大的学生，学校的老师分享了我的快乐和喜悦。长宁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也登门祝贺，他送我一枝钢笔，并教我如何把被褥打成方方正正的行军背包。只可惜，小阿婆亲手缝制的被褥实在太厚了，怎么使劲都打不成解放军的行军背包。 等我到了燕园，还没来得及欣赏湖光塔影，就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北京郊外群山皱褶中的分水岭秋收。继之又去十三陵的北大工地修铁路，手磨破了，肩压肿了，吃的却是棒粥，玉米窝窝头也硌痛了我病根未净的肠胃。渐渐的校园里的伙食露出粮食短缺的狰狞，要求学生自动减少粮食定量，每天只能从池水中捞起绿色深深的小球藻作粮食的添加物，粥越来越看不见米粒。个个食不果腹。但只要我稍稍有一点流露江南的情愫，“上海小姐”的雅号就当空落下。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好称号，它与“资产阶级小姐”的意思等同。这样就让我更怀念家中的温馨。 好不容易盼来了寒假，年级党支部却号召同学不要回家，以免增加春运的困难。我心中一急，热泪夺眶而出。支部书记看见我的窘态，体念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网开一面准许我探家。我坐上火车，心里一个劲地盼： 家，我亲爱的家！ “阿姐回来了！”院门口弟弟大声地吼着，上来抢我的背包。 才半年不见，小阿婆站立在灶间门口，显得更小更瘦了，我大声地喊：“小阿婆！” “阿波囡瘦啦，黑了！”小阿婆说着就滚落了一串热泪，不知为啥，泪从小阿婆脸上落下，却在我的心河里激起了浪花，那浪花是酸酸的，有点隐隐的刺痛。 母亲细细地打量我，心疼的表情赤裸裸地写在脸上。 第一次从北京回来，记忆最深刻的是“吃”。没有人帮小阿婆，我自告奋勇晨起买菜。她告诉我上海市民的肉票已经连降了几次，现在由三两降到二两了，肉真正成为生活中的奢望之物。第一顿饭，饭桌上有炒肉丝，还有一小碟红烧鱼块。显然这是接风宴。小阿婆推说早已用过，不肯同桌吃饭，母亲只把肉和鱼往我的碗里夹。等我和母亲离桌，弟弟才上桌大包大揽、有滋有味地品尝剩余的肉丝鱼屑，把盘碟舔得精光，看得我直掉泪。他吃完，利索地抹桌、洗碗和扫地。我觉得我的弟弟长大了，变得勤快和懂事。但我的心里也是酸酸的。自我离家，弟弟搬进我的房间，此时，坚持要给我腾房，我不肯。因为假期不长，我决意陪小阿婆去菜场买菜，所以想和小阿婆同住一屋。 两周同住，我发现了小阿婆的许多秘密。 那只曾经在大阿婆房间的绿色大衣柜依然故我，穿衣镜只剩下一半，已照不出完整的影像。我记得是搬家时撞碎的，小阿婆一言不发，小心翼翼地拔下一小片一小片碎玻璃，留下了这半面残镜。三年多了，她始终不肯更换镜面。以前很少走进她的屋子，也从不问她的起居事项。这次我问她原因，她说：“一家子都散脱了，还要好镜子作啥？啥辰光合家团圆，再换也来得及。”
    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3）
    我怀疑我的耳朵出了问题，因为父母离异十载，丁、解姻缘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小阿婆却依然心存梦想。正月初一的夜里，母亲由弟弟陪同去红都戏院演《好管家》，我在家陪小阿婆。月牙儿的清辉洒入窗棂时，小阿婆从衣柜深处请出一尊观音大士。这是我熟悉的洁白似玉的观音大士。她净手焚香，默默祷告。我惊讶地痴坐于床沿，静静地观看。礼佛结束，她淡淡地说：“初一、十五我要烧香，年纪大，身体不好，去不了玉佛寺、静安寺，就在家里拜一拜，尽尽心。” 我心里怪她迷信，却也不好意思张口，拐着弯问：“姆妈晓得不？” “晓得。她看见我拜菩萨，没讲啥。” “那侬为啥不在外头拜？” 小阿婆听问，眯细起眼睛，笑意从鱼尾纹处泻出，流至胸前跳成一团红红绿绿的山花。刹那间，我又找到了从前那个狡黠的小阿婆。她跷起兰花指，食指戳痛我的额角，带着些嘲谑的意味：“这么聪明的小囡，考得上北京，当得了女状元，这点事情反倒拎不清。你娘是共产党的人，区里干部常常来，万一撞进我房间，给他们看见，你娘可要坍台？” 她把偷偷摸摸烧香礼佛说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替母亲着想，噎得我无词对答。转而我小声问她：“侬求点啥啊？” 小阿婆脸上的狡黠之态一扫而空，肃穆地说：“求侬读书好，求你娘身体好，求你娘和你爹破镜重圆。” 破镜重圆？破镜重圆！可能吗？但千真万确地字字入耳。整整十年，破镜重圆的愿望深埋在她心底，虔诚而又坚执。我问：“可能吗？” 我的怀疑亵渎了她，她重现啄木鸟的语调，急促而嘹亮地说：“有啥不可能？此地有这么好的媳妇，这么好的囡、儿子，那边有啥，很好的小孩，弄到那边去，连中学也读不出。” 我知道她说谁。但不想她诋毁儿时的玩伴，便切断她的话，逗她：“既然有可能，侬为啥不在当中拉一拉？” 小阿婆的眼睛亮晶晶地亢奋起来：“你娘有三个愿望，现在两个成功了，还有一个。我是想等她去北京以后，功德圆满再同她提出来。只要你娘同意，儿子是我生出来的，我晓得他心思，没问题。” 真难为她了。居然还晓得母亲有三大心愿，居然还懂得要支持儿媳遂愿。我想一定是敏感到儿子与新妻之间与日俱增的芥蒂和不和谐，才使她异想天开。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在 1953 年她对何慢伯伯那么冷淡，母亲的任何动静她都会支起耳朵。这份良苦用心和善良愿望感天动地。我对小阿婆前所未有的好感，却不知如何表达，一时跌入了沉默。另有一件事直到现在依然深深地触痛我的心襟。 那一年，母亲的《赵一曼》演出成功，何慢伯伯立了大功，他们俩在交往中显得心心相印。大约彼此也只是一层窗户纸未曾捅破吧，也或许只要母亲同意，何慢伯伯绝不会不同意。有一天夜里在母亲的房间里，她问过我：“何慢伯伯好吗？”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好。” 母亲看了看我，脸上露出欣喜，又问：“让何慢伯伯走进我们家里来，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好！” 我想都不想一连说了三“不好”，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 母亲( 往事如烟：《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  ./3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