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 8 部分阅读

    来说，就是通过控制妓女同嫖客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获得必要的资源。下面两章将详细论述妓女同嫖客之间的这种关系对双方有什么潜在的好处，又有什么风险。  
    第四章　情感事务（一）
    住在上海这个口岸城市或对上海有所研究的西方人，凡是写到高等妓女，印象至深的都是看不到他们心目中的那种性行为。1929年，在提交给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社会学学者詹姆斯·威利对西方读者解释道，中国的高等妓女是训练有素的乐师和歌剧艺人，她们“演唱古典曲目，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艰苦的练习。……其技艺如此精湛，乃至在上海常得到‘先生’的称谓”1。中国男子找妓女，只为进行愉快的谈话，他们同自己闭门不出的太太是无法如此交谈的：“打打牌，用两样点心，你一句我一句地斗嘴玩，这就是晚间的娱乐。要是有什么别的报偿的话，那也是隐蔽的活动。”2威利引了一位中国男子对一美国作者说的话： 我们不要求自己的老婆同歌姬一般，歌女是专门练就了让男人开心的技艺的。我们去歌姬那里，不会蛮横地要求她们直接满足我们的身体需要，但是在东方的白人中有半数好像只有这一样兴趣。我们则要求她们为极端无聊的人生增添色彩和优美……而她们做到了。3 其他为西方读者阐述、解释妓女生活的人强调这些女艺人的矜持举止4，有人用警示的口气说，外国人有时“想当然地看待她们狐媚的笑容，以为邂逅并不会到此为止，所以一旦任何亲昵的举动遭到冷遇，往往感到十分惊讶”5。高等妓女在性的方面表现得妩媚、优雅、含蓄，没有一点淫荡之意，在想必是十分枯燥无味、单调郁闷的中国生活中提供了绚丽多彩的插曲，因此高等妓女成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表述中反复出现的构件，这个中国是亘古不变的、异域情调的、优美雅致的，在表达性欲之精深微妙方面完全是另外一套。 愉悦情感事务中国作者也强调高等妓女不卖身，104不过这里并没有什么外国味道。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中国的文本中，重要的不是性茭媾而是嫖客如何表现自己，如何在妓院里同各方的交往过程中界定自己的位置。但是，自我表现中有个有机的部分，要看客人对性关系的类别和怎样得手的规矩懂得多少。 高等妓院里最根本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区分“干”客、“湿”客和“恩”客了。一个“干相好”可以召妓出局，同她一起饮酒，但由于“家教”的缘故，或是虑及自己的地位，抑或是害怕染疾，总之他不同她过夜。6娼寮中有句行话叫“借干铺”，意思是晚上喝酒赌钱之后，客人在妓家呆了一宿，但并无性事。7“湿相好”指与妓女有性关系的客人（一次还是一百次是无所谓的），妓女对他亦有更多的钱财方面的要求。“恩相好”则是妓女与之发生性关系又对之动了真情的客人。8 “干相好”与“湿相好”的区分同妓女中的“大”、“小”区分有点相似。“小先生”是chu女，正在学艺，或已经掌握了歌唱、谈话和席间应酬本领，却尚未开始“接客”。这种情形不会无限延续下去，一旦童贞失去，她们也就成了“大先生”了。9大先生也不是说想要就能到手的。肯大把花钱的嫖客，比较容易达到靠近妓女、尤其是名妓的目的。对妓女慷慨馈赠固然重要，但是能给妓家带来生意进账同样要紧。客人如经常带朋友来喝酒，如能将自己的关系户邀到妓院办酒席，爽爽气气地付饭菜、陪酒钱，那么他就可以要求同喜欢的妓女过一夜。10当然，客人也可能只同大先生维持“干相好”关系。 有关高等妓女与嫖客的关系的描写，常见于男性作者的笔下，这类文字的读者是嫖客、想嫖的人或是立志改革的斗士。男人写作时采用的视角不同，与妓女的性关系也因此被分为两大类，一类给妓女、客人和老鸨带来愉悦，另一类则带来危险。“干”关系被说成是相对简单的关系。“湿”关系与“干”关系适成对照，比较复杂：它使嫖客必须应付妓女讨取金钱礼物的要求，因而是危险的；对妓女而言，则是自轻自贱，不管喜欢不喜欢那个男人，都必须满足他的性需求。只有老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赢家。105同“恩相好”的关系也并非必然意味着天长日久。这种关系可能会对嫖客产生纳妓女为妾的压力，造成客人与其家人和妓女三方的冲突。有一部指南书指出，即使客人感觉良好，不等于他的“心上人”也觉得幸福：妓女同某个客人保持稳定的关系会妨碍她吸引其他男性，她还可能落到借钱给他或负债的地步。对老鸨和佣仆而言，一位“恩相好”或许是好事，有可能带来丰厚的赎身钱，但也许是坏事，意味着妓女失去了赚钱的能力。 这方方面面的考虑使得妓女与客人之间的性关系不可能有任何私密性。客人在妓院得到性的快乐，这意味着他必须同老鸨、佣仆、账房还有妓女本人进行金钱交易。同叫局、打茶围、办花酒一样，与妓女发生性关系提供了一种社交场合；为了避免出洋相，获得满足，就必须恰如其分地把握分寸。从妓女这方面说，与客人发生亲密接触使她得到了讲条件的机会，通过谈判她可最终摆脱老鸨，并获得殷实的资财；但同一个客人发生关系也可能吓退了其他客人，毁了生意，让她耗尽积蓄。在有些情形中，妓女卷入了感情，其情人可能是嫖客，也可能并非嫖客。对妓女来说，维持性关系就是没完没了地讲价钱论条件和算计谋划，但也为她提供了机会，使她能够把握自己的时间、收入和感情生活，而这种机会在“良家”姐妹们的生活中是十分罕见的。在史料中，所有涉及性关系的地方都是从嫖客或改革者的角度来写的，因此，谈性事在妓女生涯中的位置需要冒一点风险，进行历史的想像。  
    第四章　情感事务（二）
    小先生与老鸨的控制权 妓女生涯中少不了同客人的性关系，但她本人最无力控制的是其头一回。将初夜权出售给阔客是老鸨多年投资、栽培的顶点，所以她通常总是选择一个手面阔绰的人，能让她的投资得到丰厚的回报。 华语史料中较少谈及训练培养雏妓的事情，可能作者以为读者早就知道了，或者对细节不感兴趣。年幼时被老鸨买来或收养的年轻女子由雇来的老师教授棋、诗、乐等技艺。她们学习写文章、弹琵琶，并一句句地学唱传统曲目。总的说来，老鸨对这些女孩子不错，让她们吃饱穿暖，并让女佣人严格地看管她们。白日里，老鸨的“女儿”在穿着打扮上同上海狭窄弄堂里的女儿家没什么不同；106只是她们要睡到中午才起床，晚上穿着华丽，这才显出了与邻家女孩的区别。从某些方面看，她们与外界隔绝，很像那些守在深闺中、即将嫁给优裕阶层男子的年轻女子。在较高等次的妓院里，老鸨十分小心，绝不让还是chu女的“女儿”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外出。一个在妓院区居住的住户回忆说，老鸨担心这些女孩，“就像父母担心子女一样”。妓院老板不想冒风险，让流氓地痞或什么小白脸占了便宜，丢了优厚的开苞费。妓院内部的人尊重“妓院的家法”，龟奴不准与年轻女子发生性关系，犯了规矩的视作“奸污了好人家的女子”。1922年有一部从改革的角度抨击娼妓业的妓女自述，年轻的妓女将严密的监督说成和监禁无异： 生意忙的时候，阿珠（其养母）不肯放我［上戏园子听戏］。……现在生意清淡，可以听一个爽快。但是阿珠从不肯放许我一个人行动，不要说上戏园子，就是到虹庙烧香，也要叫一个人跟着。表面上说是伺候，其实就是监督，差不多吃饭、上厕所她们都要干涉。 一到青春妙龄，女孩就当上了小先生。她同大“姐姐”一样，要出堂差，坐在龟奴的肩上去饭店、茶馆。梳着未嫁姑娘的发式，从不一人外出，这些就是她仍为雏儿的标记。20世纪20年代时，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学者想像说，雏妓的经历很像在社交界初次露面的青年女子所感受到的那种眩晕： 此后四五年，她们生活在持续的亢奋之中。晚上和夜间她们忙着赶场，一处处奔波，一个个地应酬。走红的姑娘从下午晚些时候就开始奔忙，一直要到深夜，到各种娱乐场所应短短的堂差，在男人们的饭桌或椅子边上短暂地停留，说上几分钟话。 这段话尽管口气轻松，如同在描述班级的舞会皇后一般，然而应多少档堂差、见什么人等，这些社交日程的安排，小先生几乎是不能做主的。如果她对哪位客人渐渐有了好感，那么老鸨和娘姨就会死死盯着她，以防发生不经许可的性行为。为了让小先生赚到足够的钱维持自己和随侍的生活，有的妓家允许嫖客同雏妓的房侍睡觉，算是对客人付的酒席费、礼品和下脚等花销的回报。提供这种服务的女仆叫做“打底娘姨”，有写上海习俗的文章挖苦说，这些娘姨是“急色儿之需要品”。 有指南书说，客人嫖小先生的意思很微妙，但并非不可理解。一个嫖客或许有兴趣成为摘取某小先生童贞者，107不管是花钱买特权还是偷着来。或许他去妓院并不为满足肉欲，而只为消磨光阴，吸吸鸦片，闲聊取乐和赌钱。雏妓通常娇小玲珑，正适合这样的场合。不过，指南书的作者不客气地下断语说，“嫖小先生，好比养缸金鱼，只好看，不好吃。” 许多涉及小先生初次性活动的语汇和仪式很像在谈婚姻。大多中国家庭的女儿在选择配偶和结婚时机方面都没什么发言权。结婚前听娘家父母的话，结了婚，就听丈夫的，丈夫有权要求她干活、满足性欲，并替他传宗接代。同样，妓女何时开始以及向何人出售性服务，自己完全不能做主。高等妓院里的“女儿”被仔细地梳妆打扮，准备初次接客；这一晚一般安排在她14岁生日过后。对小先生的初夜有不同的叫法，如“点大蜡烛”、“梳栊”（指女人开始接客后，发式就改变了）、“开苞”（字面意思就是打开花萼），还有更形象的，叫“破瓜”。开苞和婚姻相似，事先在买者和管年轻女子的成年人（在妓家就是老鸨）之间要进行广泛的商议。有意者往往先会在妓院办几次像样的花酒或设几回赌局，等确立了自己作为好客人的地位，再开始谈开苞的事。除此以外，他还须给小先生备衣饰并“具数百金以寿其亲娘或其假母”。开苞本身也是很隆重的场合，此亦像婚礼： 开苞亦是女子一生最足纪念的一日，即为婚期是也。倡门中人，视梳栊的典礼，亦不亚于良家结婚，合卺良辰。 妓家一般都会请乐师，点香烛；龟奴穿着正式，给小先生和开苞者上宴席的菜肴，一本正经地致贺。1939年时，连同彩礼和庆典一起算上，开苞的费用估计在五百至上千元之间。 对老鸨说来，开苞买卖既能带来如此收益，让何人开苞自然得由她来定。到了20世纪30年代，指南书说到娼妓业，都唱起了改革文字中那种批评的调子，谈论开苞时总说小先生哪里中意老鸨挑选的年纪大的阔佬。一部指南书评论道，开苞是“以金钱战胜肉欲，最是不人道”。108另一部书则提到妓女最厌恶开苞的客人，但“只得吹灭灯火，咬紧牙关，闭紧眼睛，坚忍苦痛”。作者越说越多，接着评道： 初次破瓜的女子，即使两相爱好也不懂得一点情趣，这已经是味同嚼蜡了，何况在金钱压迫之下，由鸨母威逼她而来。……这真是天地间最乏味最不仁的事情；而竟有许多富而淫的“恶而蛮”，专爱在此中寻乐趣。…… 这时妓女“嘴里还不得不敷衍，心里却恨不得他立刻得了夹阴伤寒，走出大门就翘辫子”。这段生动的文字还配有插画，画面上的女人穿着汗背心、衬裙、拖鞋，手捧西瓜，头别过去，一幅恶心的样子，而那个又老、又秃、又胖的男人狞笑着，正持刀破瓜。（见图15）开苞因是强迫性质，所以指南书都会告诫说，开苞又费钱财又不讨好，真是犯不着，“就性的需要上论，也实在不合算”，再说，“客人恃着金钱为蹂躏的工具”，令女子深恶痛绝，因此她们都会早早地了断关系，哪里可以做长。本来指南书是描述、指点嫖妓门径的，现在倒谴责起只讲金钱不讲感情的性关系来了。他们这样做，等于承认（哪怕只是间接地承认）妓女本人可能有性欲，但因在威逼之下去同有钱的老头交合，所以大败了胃口。 史料中并未直陈男人为何愿意破财去玩弄一个毫无经验、心存恐惧、往往充满敌意的女子。此举带来什么se情快意，未见说明。找年纪小的性对象似乎是个因素：妓女不管多大了，总告诉客人自己年方二八；有个老鸨解释说，她们不得不如此回答，因客人都要挑十六岁的。占有被当作奇货、严加看管之对象，其快活充其量也是昙花一现，因为开苞者无权要求女人为之生育或同他天长日久。指南书中只直接说到过一种动机：在一些人、特别北方人看来，同chu女睡觉是吉利的事情，可以消弭灾祸或带来好运。“撞了红”一语显然指chu女膜破裂见血，说是此血可以扭转生意上的亏损，保证事业发达。老头子们更是迷信滋阴补阳一说。  
    第四章　情感事务（三）
    大先生：门道与选择 一旦确定某妓不复为小先生或是刚开苞的，一般人也都这么看了，那么想同她有肌肤之亲就不但要看老鸨的眼色，还要赢得她本人的好感。不再是小先生的妓女在性的方面也许活跃了些，但也并非有求必应。不易近身是高等妓女自我界定的重要方面，对客人来说，这也是他们理解自己在妓院地位的关键：能够同有名气的、众人追逐的女子亲密无间的客人便自视为妓院的座上客。 欲得到长三妓女的身体受种种限制，这使她们同等级低一些的华妓以及据说十分淫荡的洋妓形成鲜明的区别。1929年《晶报》上有文形容美国娼妓“像咸肉庄和跳老虫，操肉欲淫业”（讲的像是美国的事情）；说她们十分讲究卫生，身体结实健康，每天同十来个男人睡觉不成问题，“像车轮转个不停”；还说她们常在阴沪上涂抹唇膏，那里因使用过度而发黑。 20世纪中国娼妓的爱慕者恰恰是通过她们迥异于上述低俗行为这一点来对之进行勾画。孤傲，高品位，这使她们显得文明、优雅，此品行亦延及其嫖客。幺二妓很不喜欢客人在“上局、装干湿后便即住夜，谓之一局一夜厢”（“稍有身份之妓亦不肯从”）。然而，“倘一度之后此客不来，尤为所忌，所谓一去不还乡也。”在长三妓中，客人倘在时机未成熟时贸然提出夜度要求，会被当作愚鲁的乡巴佬，甚至当作脑子出了毛病。长三据称只在生意不好时才会以身易钱，做性的买卖。这样的人被说成操双份职业，正业是长三，卖艺，在场面上应酬，还有一份有点丢人，那就是“上庄零卖”。 对于一个规规矩矩地做分内应做之事的长三来说，夜厢被刻画为一个漫长的、多少有点神秘的过程之顶点： 沪上妓女之佼佼者，每不肯轻易作夜度娘。然亦有不费半丝红线成就了一宵欢爱者，其得之盖自有道……或问嫖之道安在，曰，此不能明言，慧心人自能知之。 姑且不论上文对道家之“道”和佛家之“慧心”的嘲弄，这里确实评说了长三妓女从嫖客中选择体己相好的标准。19世纪末的一部指南书提出说，110妓女选嫖客同嫖客选妓女是一样的，长相好，年纪轻，是两条主要标准。老而丑的客人被告知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相形见绌。 这一主题在20世纪的文字中经久不衰。1920年编的一部清代的稗官野史说到光绪年间，有一名叫德仙的妓女被一金姓阔客相中，而德仙终日“落寞殊异”，极有可能嫌其“面麻而黑，貌实不”。本来她已答应他寄宿，然而另有客至，德仙即毁前约。金提出赠二十金，“聊助花粉费”，德仙仍是不依，只嘱他改日再来。待他再次前往，却发现她刚留客过夜，那客被形容为“美少年，翩翩浊世佳公子也”。金朝这青年只看一眼，“因悟德仙奚落之由”，遂告知德仙“今已矣，繁华梦醒矣”，除去夜度费用外，另又加付给她仆妇等的小账。德仙如数收进，又讨四元“嬲金”。金不允，德仙再次索要，金终于动怒道，“汝鸳梦同人，而蝇头逐我。”有意思的是，老鸨不得不出面“请肆筵谢过”，但是故事并未说老鸨可以迫使德仙同金过夜。 诸如此类的故事形成了一种说法：“姐儿爱俏，鸨儿爱钞。”1939年的一部指南书对此说得更明白，妓女爱的就是“小白脸”（上海俚语，指长相好的青年男子）： 还有一种，是喜欢小白脸胡调的，她们出堂差看见了小白脸，两只脚便像铁铸的一般，死也不肯走，便胡调胡上了。 这里“胡调”的意思说得相当明确，就是上床了。尽管作者要说的是妓女在感情上朝三暮四、出尔反尔，这段文字却也表明妓女可以选择自己的客人，再说她们自己也有情欲，其行为有时是情欲所至。 然而指点嫖客如何赢得大先生好感的文字并非一味强调长相。金钱是很重要的因素。叫大先生的堂差比叫小先生贵一些，因为她们懂行、专注，又有许多稔客追逐她们。书上说，想对小先生动脑筋只能鬼鬼祟祟的，同大先生就不一样了，尽管可以大胆、直率地说出愿望，不过自己的分内之事也一定要做好。例如每逢初一、十五要来喝酒、做花头，111节日里要收下特别准备的菜肴并会钞，冬至付帽子钱，立夏付扇子钱，正月里付果盘钱。最好不要抠抠搜搜的：“如果有心规避，就是坍自己的台，不给她的面子，那是不可以的。” 结交妓女首先要考虑的是让她所在的妓家多进账，让她有面子；但接下来还有一件不可少的事情，即多赠财物，馈赠会落到妓女自己的腰包里而不是妓家的钱柜中。走运的妓女叫“红先生”，一般不肯留宿客人，想留下事先要满足一些条件，可能是送几只金手镯或一只钻戒，并付赌账酒账外加20至40元小账。特别阔绰的，想要的又是大红大紫的先生，竟可为共度一宵抛掷千金。 钱财却不是惟一的变数，这更让嫖客感到头痛。一部指南书叹道，“耗费万金，不能一亲芳泽的”大有人在。　1932年有一部上海的游览指南书，其中题为“嫖的门径”的部分就大谈这个问题。指南书直接为嫖客指点说：“做了花头成了熟客，再进一步当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尽了义务，享些权利，这本是事理所当然。不过这事没有定例。”接着解释道，“很有许多做了不少花头，还是不曾下水（即发生性关系），有的未做花头，已尝风味。”作者指点说，关键在于客人的功夫。他不只应手面大方，还须讲究衣着的品位；应注意邀约有资格的嫖友同伙一起前往，如此“她们怕惧三分，不敢作弄”。假如他“体贴入微，胡调的地方胡调，庄重的地方庄重”，那么“何论使标劲的红妓，也当做你胯下的俘虏”。另有一位作者发挥说，关键是两个字，“小”和“闲”。“小”说的是事无巨细，都要悉心关照，例如帮她穿上外套啦，送她上电梯啦等等（1939年出版的这部指南书揉进了外来的、向妇女献殷勤的骑士派头和外来的技术）。“闲”说的是每日务去看她，如此他的体贴和牵挂便会给妓女留下印象。指南书又奉劝说，如不这样做，那么就要靠金钱权势、而不是爱慕来得到妓女的身体了，女人不信服他，也就谈不上爱，这样的关系还是不结为上。嫖大先生和嫖小先生的道理是一样的，客人图的不只是肉体的关系，而是要“彼此恋爱”，书中描写说这种情爱的关系是“很有滋味的”。 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图改革的娼妓生活写照，对高等妓女的再现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12尽管她们仍被刻画为甚具魅力的女人，有本事“劳动”客人、令其心甘情愿掏腰包，然而金钱却已不是她们惟一的驱动力了。相反，她们被说成是情感上深受摧残的物件，为了爱会孤注一掷：  
    第四章　情感事务（五）
    优伶及其他相好 一般说来，妓女即使同客人有了十分缱绻的关系，她多少还是会在钱财上打些小算盘。对比之下，妓女所爱的人却并不见得是客人或甚至不是丈夫。当妓女为了爱情而非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选择性伴侣时，据说她们挑的往往是戏子或是自己的马夫车夫，而不要阔绰的士卿或商贾，即使在妓院生意十分红火、客人中有许多名流的时候也如此。有个名妓艺名叫林黛玉，取的是清朝小说《红楼梦》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她将近50岁时同一个不到20岁的优伶好上了，还笑着对朋友说，“我只当是养生药罢了。”梨园伶人和妓女一样，地位低下，向来被看得“贱”。也许是同病相怜，也许是优伶名气大，也许是他们衣着入时，抽的烟喝的酒都很讲品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之妓女很受吸引，乃至妓女与优伶相好已经成为指南书必然要说到的题目。一部回忆录引述了一个妓女的解释： 我等沦落风尘，阅人不为不伙，惟必气味之相投，乃堪身心之相许。无如近世一般阔客，虽或膺国家之显秩，擅富贵之双全，无如就其外而观之，终嫌有市井气，就其内而察之，终嫌有寒俭气，往往出于优伶之下。以故只可图其财帛，而不堪联以心情噫。 优伶与车夫据说心气平和，同花钱的客人相比，他们对妓女好得多。 同优伶落相好（即“姘戏子”）受到一些指南书的嘲弄，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但也有一种论调说，不同戏子或车夫相好，妓女就红不起来。报纸的闲话专栏和指南书如说明什么的话，那么可以说在20世纪初期，117姘戏子是很普遍的现象。1918年北京有家报纸刊登了一份名妓的名单，其中有上海名人胡宝玉、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等（见第六章），她们都有梨园相好。另一份小报列出47桩妓女同戏子的艳情，从中看出有些妓女不止一个优伶情人。有饶舌者打趣道：“昔人有句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今可易其语曰海上名花优占多矣。” 妓女平时动用各种手段让常客在其身上花钱、在妓家花钱，可是同戏子或别的情人在一起，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是否情人，只要看是不是女人花钱。妓女给情人买昂贵的礼物，甚至借钱替情人还债，这就叫“养小鬼”。指南书告诫嫖客说，妓女若同戏子搅和到了一起，就不要再往那妓院丢钱了，否则或许会发现自己的慷慨馈赠全都填了他人的腰包。有个妓女据说搞得很尴尬：她将客人送她的料子转赠给情人，他做了件袍子，穿出来，给那客人看到了，客人一生气再也不理睬那家妓院了。名妓张书玉喜欢给车夫穿彩条滚边的绸子衣裳，戴上有金穗的毛料帽子，结果传出了她同车夫相好的流言。她听到传言不快，遂叫车夫穿得素些，正告他说不然巡捕会以衣着不当为由拘他入捕房的。 指南书和小报文章的作者对于妓女与戏子的往来时而不安，时而觉得有趣。一位作者从中看到妓女总算有机会可发泄对男人的愤懑：“她们平常做的是男子的玩具，受男子的玩弄，她们有了钱，就想在男子身上报仇。”这时，人们心目中妓女所拥有的社交和选择客人的权力达到了极点。在这类文字表述中，女人不仅能自主地挑选性伴侣——体面人家的妇女无权这样做——而且还利用这种关系，剥夺了选中的男子的自主权，事实上将他们变成了女性。描写“小鬼”生活的文字说他们物质生活优裕，可个人自由却大受限制：他们不能有自己的企图，每夜必须准时去会应完堂差的妓女，差不多已成了豢养他们的女人的奴隶。有一则小报故事，冷嘲热讽地描写一名叫文第老四的自家身体，说她每每抛头露面，身边必有一高大、英俊、强健的大学生。他对她言听计从，她打牌时他在一旁静候，她吸烟时他在一角静坐。她的妓女朋友都叫他“文第老四之侍从武官”，说妓院的“主政”就像中国的首脑一样，118也需要侍从武官。种种描述，重点都在“正常的”权力关系之颠倒：女人养男人，控制男人，尽管不言明却已直逼传统的性别身份安排。 妓院中通常称“怪”的，是发生在妓女之间的性关系。民国期间，西方的性学语汇渐流行起来，但此前，指称女子之间这种关系的通常用语不是“同性恋”或“同xing爱”，而是“磨镜子”。1935年出版的一部俗语切口词典解释说，磨镜子一说来自古时候用一平滑铜镜打磨另一面铜镜的做法，两个面上均无突起。女人之间的事也称“摊粉皮”。20世纪初有关名妓生平的故事中提到一个曰“人妖”的“洪奶奶”。洪奶奶住在公共租界的恩庆里，据说她的客人很少，却挥霍无度，有的史料神秘兮兮地添说：“其供给取诸妇人，而不取诸男子者也。”更露骨一点的文字则干脆说，洪的“怪”在于“所狎之男子绝少，而妇女喜与之昵，俗所谓磨镜党者是也，洪为之魁”。该文又说，洪的相好不仅是妓女（“北里中人”），还有“巨室之妾女”，自其同洪有染，“即视男子为厌物矣”。同对待妓女的其他性关系一样，资料中很少直接谈女人之间性关系中的感情或具体行为，但有几种资料提到女人相爱有强烈的占有心，常因忌妒而争吵。一史料还提到洪奶奶为这类争执仲裁，别的女人“唯唯从命，不敢违”。另据说“洪党”中人还开始收费在各饭店请小范围观众观其演示女人的xing爱。尽管妓女当众表演同性恋被说成是30年代旅馆业的一道风景（以塞满木耳、遇热水便涨大的假棒棒为招徕物），但妓女似乎不大可能参加夜总会的系列表演。 炮制关于妓女们在生意之外的性伙伴的故事，传播这些故事，其本身也是一种窥淫的举动。写这样的故事似乎多半是为了让读者间接地感到自己对名妓与狎客的私生活了如指掌。但也可以有别的解释：这些故事勾勒出女人能够选择伴侣的范围——身处娼妓业之外的妇女几乎是绝对不会得到这样的空间的。在评说者所关注的那些选择中，119由男性开始、并控制性茭往的“正常”男性特权大大削弱了。每次客人同妓女的交往中都含有被妓女拒绝的可能，但是妓女同优伶、车马夫、“小鬼”和其他女人的勾连所涉及的，就不仅是拒绝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地动摇了权力的性别身份。  
    第四章　情感事务（六）
    情妇、小妾及退身计 故事中有三心二意的、自己有主意的、性意识觉醒了的妓女，懂得自己要什么样的情人并敢于去追求的妓女，但也有与之相反的、不那么厉害的妓女，那就是忠贞不贰、有情有义的妓女。重情义的娼妓也有许多变种。1920年的书中重印了一则19世纪70年代的故事，讲的是从小失去父母、被亲戚卖入青楼的林爱官。林出身好人家，故事亦用相称的字眼，谓其“风格温重，寡言语，不喜妆饰”。林看中一雍姓客人，与之私订终身，无奈雍生力量单薄，不能为她赎身。过了几年，雍有一陈姓朋友看上了林爱官，使老鸨责令其与之“通燕好”。故事说到陈与老鸨来到林的房间，林拔出刀子，跪在陈面前对他说， 妾本薄命，生死不足重轻。所以苟延有待者，以虽隶烟花，尚复贞一。君家拥花围柳，何处不逢佳丽者，何以迫吾言欢？君欲污吾身，请污吾刃。言讫，以刃置妆台。陈哑然曰，予固知尔之钟情于雍，然彼力薄不济，奈何。曰，不济则以死继之，不然，怀此刃何为者。陈乃慨然曰，尔识雍，予岂不识雍哉。于是启户遽出，乘夜挟雍至林所。出所带金条脱两枚付鸨母，谓之曰，林不尔向矣，舍女而取金，尔之见机也，如不从，曷观此刃。鸨母无奈，遂以归雍。 在另一些故事中，一个妓女忠心耿耿地照顾得了肺痨的相好，他死后她更改姓名回到青楼，不想因自己的风尘生涯玷污了他家的清白名声。另一妓女尽管不得不替巨商应酬侑酒，却坚不从其夜度要求，然私下里则与一位穷困但懂她心思的男子信誓旦旦，长相厮守。这些事例中，有美德的妓女在感情上均忠贞不贰，均明白自己（低下）的地位，并尽最大努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守住贞操。 如果说妓女的行为表现出应有的妇德时，120在文字表述中她的危险性也有所下降的话，那么，当她表示愿意做上等人的妾室时，其潜在的危险就进一步得到控制了。指南书和小报中的名妓小传经常包括某妓的声明，称自己不想继续为妓，而欲寻一所爱，依附于其家庭。 男人的大老婆往往是奉父母之命讨进家来，对方必是门当户对，可以为男家增加资产、提高地位的人家。娼妓在这些方面均无能为力。小老婆则相反，她们是男人自己挑选的，后者看中的是其性感、罗曼蒂克的吸引力、对谈的能力，以及能否带来子嗣。妓女就其背景和经历看，想攀上大老婆的地位是不大可能的，但是纳妾的一套语汇实际上同婚姻的语汇并无二致，惟有常用的“从良”一词仍表明妓女并非良家出身。按某外国观察家在1871年时的记载，阔佬纳妓为妾“根本算不得丢脸”。即使有明令禁止高官与娼妓交往，他们仍纳妓为妾。（一位外国评论家试图对西方读者解释中国的这一习俗时，举出伴侣关系这一西方的婚姻观。他说做了小妾的娼妓比起深宅大院中的夫人，对外部世界懂得多一些，因此“于情于理均比大太太更接近外国人心目中的妻子”。） 由一个嫖客将妓女“包”下来的做法属于居中的安排，结果双方有可能达到更长久恒定的结合。嫖客向老鸨支付包妓女的月租，便可时常来看妓女或者干脆住在妓院里。另一种变通的办法是给女人另找房屋住下。嫖客如一时付不出妓女的赎身钱、无法当即买断妓女或尚未打算赎她或买她，就可采用包租的安排。20世纪20年代末，包妓女的月租可高达50元。有些文章暗示被有钱人包下来的妓女对这种安排比较满意，与妓女正常的日程相比，包身的妓女有了较多的闲暇（可能收入也多了些）。与纳妾相仿，包身使得男人多少能独占一个女人，也减少了因情敌或遭妓女本人的拒绝而蒙受羞辱的可能。 想讨妓女做小的人必须付一笔“身价”钱给老鸨（指典押或卖绝给妓院的妓女）或给妓女本人。卖妓女给男人做小老婆对老鸨来说是很赚钱的。尽管如此，121老鸨仍不让给妓家挣来丰厚利润的妓女离开。在妓女想走而老鸨不让的情况下，客人可能会雇用流氓绑架妓女。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妓女可以去找官府请求按原价自赎其身。有时，在采取上述孤注一掷的行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妓女颇受老鸨的虐待。20世纪30年代的黑幕故事中有个主要人物，就是长三妓院里的恶老鸨：她漫天要价，不准妓女再接待付不起这天价的追求者，甚至关押或殴打不服从的妓女。高等妓女通常被刻画为成熟女人，对自己的职业生活有不寻常的控制权，现在这幅肖像边上出现了上述故事，它们显得很不合拍，但却始终是一股潜流。 老鸨对妓女的婚姻主要考虑金钱上的利害关系，而妓女本人为何同意做妾，背后的故事就比较复杂了。感情上受到某男子的吸引很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文字资料中很少提到这一层，往往只是一带而过地声明某妓同其客人相好，已决定结婚。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对妓女的吸引力，可能是她们想离开妓院的另一个原因；这层意思在男性写的有关娼妓的作品中也提出过。1905年的一部集子中有一篇“劝妓从良辞”，显然是男性文人所作，风格上模仿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陶渊明（365—427年）曾经为官，因厌恶官场腐败风气，40岁时退隐。他的原作描写去职归隐、过田园生活的惬意；“劝妓从良辞”既处处模仿其格律、用词，便隐含着妓女结婚与官吏隐居的比较。辞赋对倦怠的（但看来心中充满狐疑的）妓女赞颂居家过体面日子的美德，节录如下： 归良人兮，年纪将衰，胡不归？既自以身为有主，奚怅恨而独悲？悟老者之可托，知少年之莫追。居正室其未遂，览今?(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62/ )